四、西方經濟學現在最符合猶太財團的利益

　　西方經濟神學能夠統治人的頭腦，自由市場經濟學說能夠成為顯學，猶太人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一直有人標榜西方經濟學是經濟方面的科學，意思是與政治立場無關，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從利益傾向性來看，諾貝爾經濟學獎比文學獎的政治色彩更濃。

　　西方經濟學與科學的關系，不能說毫不相干，但可以說關系不大，充滿了太多的假說或者假設，有些假設搞得比玄學還“玄”。被沙利文質疑的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很重要的兩個假設。

　　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這個獎項的含金量如果真的那么高，美國經濟何至于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都需要依靠統計部門使出魔法棒來創造“繁榮”景象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多的美國，簡直三步一個“圣人”，就這樣還能讓猶太財團深度控制，被猶太財團掏空。但這其實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得經濟諾獎的猶太人比例特別高，而且，一直有一個說法，這個諾貝爾經濟學獎雖然是以瑞典國家銀行的名義設立的，但實際的金主也是猶太人，目的就是為猶太財團控制世界和掏空世界服務的。有這個獎項作為指揮棒，就會有無數的學者讓自己的研究符合經濟諾獎的要求，就跟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只有丑化本國制度和自己祖國的作品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一樣。俄羅斯一億多人口從蘇聯解體之后，再也沒有作家能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了。

　　猶太人都快把美國掏空了，竟然在美國沒有引起社會的大反彈，西方經濟學的粉飾效果起了很大作用，這才是西方經濟學存在的真正作用，能夠讓陽光下的搶劫變成合理合法。

　　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美國政界也有反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貿易代表戴琪，一個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造成了美國的衰落，一個承認“在中國非常高效的經濟制度面前，我們（美國）的經濟體正艱難生存。”

　　所謂的“經濟自由化”程度（也就是對資本的放任程度）越高，經濟效率越高的假設，在中美經濟的現實對比面前，其實早就破產了。除非，西經學者都出來承認，美國的經濟自由度還不如中國。

　　許多西經學者，包括中國的很多學者在內，對現實視而不見。美國的經濟問題那么大，依然被他們認為是比中國更合理的經濟體制，是中國效仿的模板。比美國更高效的中國經濟體制，他們卻總是瞧著不順眼，非要一改了之。

　　以前，也是這些人，非要中國的鐵路系統按照西方的鐵路模式進行改革。美國鐵路每天脫軌事件平均發生三起以上，效率就更談不上了。英國對鐵路私有化之后，僅在1997-2002年就發生13起嚴重事故，其中造成重大傷亡的事故有7起，共導致5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路軌公司私有化后，因為私人資本注重眼前贏利，不肯投入資金建設維護鐵路基礎設施，增加了安全隱患，政府給路軌公司的補助大都變成了公司的利潤。

　　中國經濟的問題根本就不是效率不高，而是，我們的效率太高，但相對于我們氣勢磅礴的產能，消費市場卻相對狹窄。全世界30%的工業增加值是我們創造的，因為我們的商品價格低，很多工業品的生產能力都超過世界的50%。而我們的消費占比，遠沒有這么高。

　　歷史上，在西方國家去工業化之前，他們也遇到過這種問題，而且還在他們那里形成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他們也沒有好辦法。一直到把中低端產業鏈轉移出去后，順帶著把生產過剩引發的周期性問題也轉移出去了，但隨之而來的是更要命的債務危機。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早就分析過這個問題，而且認為這個生產過剩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治之癥，這種生產關系導致生產的無組織性，后者又引發了生產過剩，。生產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卻被幾乎完全控制在私人資本手里，就會出現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表現在生產供應端，就會造成嚴重的內卷。生產出來的東西，找不到那么大的需求，就一定要卷死一批，通過經濟危機出清一部分產能，一直到剩下的產能與社會需求的矛盾不那么嚴重了，重建經濟的相對平衡，經濟才能重新開始擴張，然后過一段時間，又會出現生產與需求的嚴重失衡。

　　有沒有辦法不通過經濟危機消滅生產力的被動方式，解決這個治亂循環呢？從西方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出發，一般會有三種治標的辦法，一是從供給側主動減少產能。二是想辦法用包括政府增加投資等方式，增加國內市場的需求，這里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沒有支付能力的只是潛在的需求，能夠消化巨大產能的是現實的需求。三是開發海外的新市場。有沒有治本的辦法呢？有的，包括縮小貧富差距，想辦法讓經濟增加計劃性，減少盲目性和無組織性，才是治本之策。按照我們習慣的邏輯層層遞進，這個辦法我們放到最后再詳細講。

　　現實需求被抑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分配的差距過大。大部分人的消費能力就那么多，因為手上的錢就那么多。很多人都想買車，但不是有這種想法的人都能買得起。還有一小部分人，手上有花不完的錢，但消費能力又是有限的。一個資產上億的人，你就是讓他每天吃山珍海味，他也花不了太多，而且他們的高端消費，更多是選擇外國的品牌，甚至連食材都是從國外運來的，實際是幫助外國消化產能，對于我們中低端制造業的巨大產能綁幫助不多。

　　社會的收入差距不能過大，否則經濟的效率必然受到影響，并通過供需矛盾表現出來。經濟的組織性太低，又加劇了產能與需求之間的失衡。

　　西方經濟學又一個很扯淡的地方，就是他們認為只有把收入差距拉到足夠大，才會有高效率。那些西經學者幾乎有一個算一個，都反對共同富裕。有的直白點，說共同富裕會導致共同貧窮；有的比較含蓄，說共同富裕得等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才有可能。

　　這些人又特別喜歡說國與民爭利，他們的“民”還玩了一個概念偷換，特指民間資本，打工人不在其中；而且，還不是民間資本的全部，一些民族屬性較強的民營企業，也被他們排除了。華為等正宗的民營企業，幾乎得不到他們的輿論支持，華為被美國用非市場的手段進行打壓，也沒見他們中有幾個站出來批評美國的做法。華為內部的收益共享原則，不符合西方經濟學的價值觀。但華為之所以那么能打，以一家企業力敵美國大半個高科技ICT頭部企業，也正是因為從企業內部搞了一次生產關系的革命，在企業層面實現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模式，勞動占大頭，資本占小頭。

　　胖東來把絕大部分經營收益分配給員工，更是惹惱了那些西方經濟學的搬運工，因為這種做法與西方經濟學內在價值觀的沖突太嚴重了。敢讓西方經濟學難堪，就會迎來國內主流商業媒體的放大鏡和顯微鏡審視。

　　而且，與高科技頂端的華為不同，處于傳統商業的胖東來都可以這么做，具有更強的示范意義，說明其他企業也可以這么做，不但不會影響生存，還會讓企業更有效率。

　　從華為到胖東來，都挑戰了西方經濟學，讓大家看到，處理好了公平問題，對效率會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這也打破了西經學者的把效率和公平對立的謊言。

　　本來，西方經濟學是依靠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妖魔化，才能勉強構建一個表面不那么荒謬的經濟分析框架。比如，中國的西經學者，無論是主張國家對經濟有干預能力的凱恩斯學派，還是最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奧地利派或者貨幣學派，都會不約而同地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成就進行抹黑。比如對我們的前三十年，他們都喜歡引用世界銀行一個換算出來的GDP數據，按這個數據，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竟然比世界最窮的非洲里面最窮的南部非洲國家還要低三分之二。

　　用腳趾頭思考一下，都能知道這個數據有嚴重的問題。1978年我們已基本完成工業化，非洲大多數國家不用說在當時，到現在都沒有完成工業化，怎么可能我們的人均收入會比非洲最窮的國家還低呢？

　　那些經濟學家難道看不出這個數據有多么挑戰人類智商嗎？當然不是。而是他們必須要用這樣明顯有問題的數據，才能否定社會主義模式的建設成就，也才能建立起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性。

　　很多人只注意到西方經濟學建立在一些現實無法滿足的假設條件之上，卻不知道西方經濟學還需要借助謊言才能實現邏輯的勉強自洽。

　　一種依靠謊言和數據的鬼操作才能建構的經濟學，你說跟科學能有幾毛錢的關系呢？

　　我們說西方經濟學是一種現代神學，真是沒有夸大其詞。

　　五、西方經濟學本質是一種充滿意識形態的洗腦術

　　很多智商很高的人，自從信仰了西方經濟學，就會出現很多讓常人都感覺不可思議的奇葩語錄。我們摘取其中幾段，也不用看別人的了，就主要看張維迎本人的“語錄”好了：

　　“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

　　“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

　　“黑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種必然現象，社會要發展，必然有人付出代價。雖然“黑窯”事件有點不合情理，但是我們還要看到畢竟山西為這些無業游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讓他們有吃、有住、還有工資，這對社會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看看這些話，你再想想學西方經濟學，走進去，出不來，變成了自己的信仰，會不會導致人的認知和判斷力下降？西方經濟學本身就是一種反智的洗腦話術。

　　美國被這套洗腦術洗腦很成功，即便是積累了二三百年的財富都被猶太財團協同其他資本，利用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掏空，大家也無動于衷，只有少數人清楚發生了什么。如果我們聽信了中國那些自由市場經濟搬運工的話，我們七十年的積累能避免被掏空的命運嗎？

　　何況他們一直在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而努力。

　　美國通過美元加息，把中國視為金融戰的主要目標，只是因為我們的金融還有防火墻，貨幣還沒有自由兌換，金融戰的最重要條件沒有具備，我們才避免了被系統性收割。現在，美國從外部打開我們金融國防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國早些年成功把西方經濟學變成了中國的經濟顯學，在中國培養了大批虔誠的西方經濟神學教徒，這些人一直致力于從內部推動我們的經濟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

　　這是不是里應外合呢？我們可以不下結論，但應該保持警惕。如果采用立體戰的思維，經濟戰、金融戰都是戰爭的一種，很多人和我們外部對手的這種默契，就很可疑了。

　　反正，中國的財經圈和美國的華爾街以及美國政府的協同程度是很高的。當拜登都出來唱空中國經濟時，國內的這些圈內人也在一同唱衰。有的國內資金還被他們忽悠到了日本股市，去接盤了。

　　財經博主圈里的逆向民族主義含量確實比較高，這是事實。

　　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最虔誠的信仰者張維迎說了一句這樣的話，“大清挨打不在‘弱’，而在拒絕市場邏輯，死抱強盜邏輯”。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類似的邏輯，說列強侵華責任在我們了。通過這句話，就能看懂張維迎，通過張維迎也就可以搞懂西方經濟神學的危害性之一，就是批量生產逆向民族主義。信仰凱恩斯主義的還好一些，很多變成民族主義的右翼。信仰自由市場經濟的，有很高的比例多少帶點逆向民族主義。

　　最近在網上熱炒的張維為與張維迎的比較和爭論，實際是民族主義與逆向民族主義的立場之爭。看看支持張維迎的一方，不但平時是極力挑撥中俄關系、對日本向海里排核污水裝看不見的人，而且這次不是主要針對觀點去進行駁斥，而是擊中火力于人身攻擊，一會造謠張維為的國籍，一會針對其他的個人問題，這種以抹黑代表論戰的方式，以前就用在司馬南等人身上。格調如此之低，就知道誰是缺乏理論自信的一方？

　　逆向民族主義，認為西方代表他們的理想彼岸，中國是現實的此岸，說白了就一句話：愛美西方勝過愛中國。否則，怎么可能用自由市場經濟的那套邏輯重新解讀歷史，得出大清被列強侵略，是因為拒絕市場邏輯的結論呢？

　　照這個邏輯，現在拿起大清劇本的恰恰是自由派西經學者推崇的市場經濟模范生美國。美國不是正在用違背市場邏輯的手段，用政府力量打壓華為等中國企業嗎？

　　能夠一句話就包含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完整邏輯沖突，張維迎的邏輯水準堪稱顧頭不顧腚的典范。

　　邏輯水平就這樣的一個人，竟然在互聯網上被推崇為中國真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真正的經濟學家。

　　如果給張維迎足夠的發揮空間，他真會做中國的米萊。其實真正適合張維迎發揮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神力的是阿根廷。米萊正在把張維迎的最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理想變成社會實踐，我是很支持中國所有的自由市場經濟信仰者，集體潤去阿根廷這個自由派的極樂世界。

　　張維迎們的邏輯水平真的就那么差嗎？未必。怎么說也是在北大當過院長的人，真實的邏輯水平不至于差到如此低級的程度，原因無外乎，一是他信仰的經濟學說，必須讓他邏輯這么差，才能掩蓋這種經濟學自身的問題。二是他代表的利益決定了他的立場，他的立場決定了他使用什么水平的邏輯。經濟學家樊綱曾經以坦率的方式說過：“經濟學家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經濟自由派的主張既反對社會主義，包括所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分配方式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這些他們都不支持；又反對民族立場。他們為西方侵華辯護、為美國制裁華為辯解，使用的是同一套邏輯。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張維迎是很失敗的，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就是對張維迎以及他信仰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不斷否定。

　　張維迎這樣的自由派經濟學者甚至反對中國卓有成效的產業政策，認為這違背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則。而他們的所謂規則，就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公開批判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假設。沙利文認為，“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是因為“在戰后幾年間，甚至在我們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為美國項目注入活力的公共投資愿景已經大幅消退。它已經讓位于一系列主張減稅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動以及貿易自由化的錯誤想法。”“所有這些政策的核心都含有一個假設：無論我們的競爭對手做了什么，無論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有多大，無論我們拆除了多少政策護欄，市場總是富有成效地分配著資本。”“現如今，似乎除了我之外，沒人敢低估市場的力量。但（資方）以過于簡單化的市場效率為名，將戰略物資的整個供應鏈轉移到了海外，美國的行業和工作崗位都喪失了。”

　　美國的沙利文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質疑戳中了西方經濟神學的命門。信仰西方經濟學的中國經濟學者認真反思了嗎？自然是沒有。很多國內學者和知識分子仍在堅持宣揚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甚至將其視為燈塔一般的存在。

　　從個人利益角度，自由市場經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的學術地位就建在其上，否定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等于砸了自己的飯碗，否定他們一生的所謂成就。

　　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厲害，只要讓這些學者相信了，他們就會自動把這些人的個人利益和西方經濟神學綁定在一起，不惜與自己所在國家民族的利益進行對立。所以，經濟圈的逆向民族主義含量特別高，完全不輸于媒體圈。也因此，張維迎在解讀西方殖民者對華侵略的時候體現出逆向民族主義的立場。張維迎對殖民主義侵略的辯護在這個圈很有共鳴。

　　明白了他的立場，再看他那些理論和主張，就知道只有反著看，才可能是對中國有利的。

　　用我們正常的邏輯，就不難發現張維迎們的很多話都充滿邏輯漏洞。比如，張維迎說，“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于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這句話的邏輯問題在于，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巴西、印度、還有阿根廷，他們的市場化程度比中國更符合中國經濟學者的標準，他們也有企業和企業家，西方三百年的技術積累對他們的開放程度比對我們還高，西方對華技術合作以前受巴統協議、現在受瓦森納協議的約束，而這些國家不受這些限制，但為什么他們沒有出現40年的的高增長呢？

　　張維迎自然不敢正視這樣的問題，因為他的這些觀點就跟紙糊的一樣，一戳就破。西方經濟學能夠完成對人的洗腦，是依靠的強大話語權建立起來的信息繭房，其實就跟傳教的那套手法差不多，最怕有一個不信仰西方經濟學的人，在話語權相差不大的情況下，跟他公開論戰。

　　如果有個知名度和曝光度和他差不多的人，不需要用經濟學的術語，就用邏輯常識和他進行公開論戰，他就會破綻百出。

　　這些人以及他們信仰的經濟學說，值得我們信任嗎？你敢相信嗎？

　　教員說過，“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還要警惕“不拿槍的敵人”，這些人“必然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我們不是說信仰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但自由市場經濟的那些主張和建議，如果被采納，造成的后果比外部對手的軍事手段要大得多。

　　因此，一定要用立體戰的思維，去看待現代戰爭。一個美國提供的“休克療法”，在自由派經濟學者配合下，就能把俄羅斯經濟搞個半死，讓俄羅斯的工業能力再也沒有恢復。好歹俄羅斯有那么豐富的資源，變成一個資源型的國家，也能夠維持。如果是沒有那么多資源，而人口卻十倍于俄羅斯的我們呢？結局會是什么樣，想都不敢想。

　　所以，不提高警惕，不居安思危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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