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打破現代化等于西方化迷思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另一條是、自由化、私有化的全盤西化之路。我們黨選擇了第一條路。十八大以來，守正創新，開拓前進，這條路越走越寬廣。

　　西化主義走的是全盤西化之路。哈耶克之流的新自由主義以其對社會主義的仇視，攻擊社會主義道路是“通向奴役之路”，認為只有自由化、私有化才能“通向未來的美滿世界”。這個“未來的美滿世界”，就是“全盤西化”。西化主義者言聽計從，亦步亦趨，鼓噪“市場經濟就是自由化、私有化”，這就完全暴露了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本質。他們拋棄社會主義經濟和經濟調控，實行無邊際的市場化;反對黨和國家領導、管理經濟，實行自由化;打擊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實行徹底的私有化。經濟危機從來都是社會主義大進軍的大好時機，可他們先發制人，污蔑“改革停滯了”、“改革倒退了”，打著“繼續改革開放”的旗號，鼓吹自由化、私有化要“完全到位”。

　　西化主義者是戴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的人。如果任由他們的所謂“改期”“完全到位”，不僅不能使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而且必然跌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那時候，共產黨沒有了，五星紅旗沒有了，金山銀山沒有了，人民的飯碗沒有了。真個是“天地一片白茫茫”。

　　天佑中國。不會有“那時候”，倒行逆施、人神共憤的西化主義也等不到“那時候”。

　　一、“自由化、私有化”是美西方販運給中國的大殺器

　　西方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是壟斷和國家壟斷。1848年摧枯拉朽的“歐洲大革命”后，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階段已經過去了，現代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改變壟斷和國家壟斷的歷史途程。

　　作為理論形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它是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在18世紀創立的西方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直接繼承，只是隨著新的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加以改造。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主張“盡可能最大范圍的市場化”、“盡可能最大程度的自由化”、“盡可能最快速度的私有化”。特別是蘇東解體后，針對這些往日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的宗旨正如西方學者指出的，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主導、私營化和自由貿易”。

　　我國一些研究者認為：

　　在國內政策上，新自由主義宣揚“小政府，大社會”，反對凱恩斯以來的國家干預，主張取消或限制政府管理措施，為富人減稅;反對社會福利政策，主張取消最低工資制和企業集體談判制度。總之，是讓自由市場的力量支配社會關系和財產。

　　在對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以資本“全球化”為綱領，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利用各國的資源、環境破壞和廉價勞動力，來實現發達國家的國際剝削效率。所謂“開放市場”，就是以政治、經濟、外交或軍事等手段來打開外國市場，通過WTO和世界銀行等條約和國際組織，使這些國家采取“出口和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從而強制實施貿易和資本自由。待發展中國家一旦進入“全球化”，等待它們的，是西方壟斷和國家壟斷的世界霸權和經濟優勢。

　　當然，新自由主義是堅決否定社會主義的。撒切爾說：“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看來，新自由主義是把“全球化資本主義”，作為人類最后的社會制度了。

　　我國西化主義把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三個“盡可能”去掉，干脆變成“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冒充新發明，自以為得計。其實，這三個“盡可能”，表明西方新自由主義還是顧忌了壟斷和國家壟斷的現實條件。看來，他們連三個“盡可能”的含義背景及其去掉的后果，都茫然無知。“西”首是瞻，“化”滿西樓，整天這個“化”、那個“化”。什么是“化”?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他們“化”得這么徹底，就是要變天。

　　“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是“全盤西化”的“改革”。這種改革，已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識破。

　　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說教，他們把社會主義經濟改變為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首先采用的是“換頭術”。把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去掉“社會主義”這個頭，以使人們把“市場經濟”誤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實際上，這種“市場經濟”，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他們說這種經濟好極了，讓人們一心等著從天上掉餡餅。可“社會主義”這個頭被換掉了，到哪里去尋找餡餅呢?

　　二、“換頭術改革”是有綱領、有計劃、有預謀的

　　“換頭術改革”所主張的，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取向的“改革”。這種改革的指導思想，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大方向，是將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目標設計，是最終建立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這種“改革”集中到一點，就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就是全盤西化。

　　西化主義者們的西化“經濟改革”綱領是什么?《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和“×市場”的《“和平演變”中國經濟的方略與智慧》，正如經濟學家衛興華在《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2期所指出的，“就是要設計一套整體的、系統的中國經濟的‘和平演變’綱領。其內容包括‘物價、稅收、財政、金融、外貿’的整體的‘和平演變’綱領”。我們黨特別反對美西方的“和平演變”，而作者卻奉為中國改革的綱領。明目張膽竟至如此!

　　我們為什么把這些所謂“經濟學家”奉為“智囊”?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硝煙未盡，列寧便告誡全黨，警惕“歐化”，特別是立法“歐化”，把防止“歐化”提到日程。面對立法問題，“歐化”主義的法學家采取“不合作主義”。列寧問這個法學家行不行，那個法學家行不行，回答是他們都拒絕參加。列寧憤怒了，讓查查是不是反動分子，是不是反蘇維埃的現行分子。歷史何其相似。我國的西化主義者們，你搞西化，他們就干，你不搞西化，他們就不干。無產階級在知識界沒有人是不行的。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形成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何等重要!

　　在我國，社會主義深入人心，誰都不能除去。有些人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深諳有“翻船”的政治風險，于是他們便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迂回摸進。

　　先是摸 “計劃經濟”，看看能不能徹底推倒。

　　計劃是資本主義發明的，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企業計劃包羅萬象，從生產到經營，人、財、物全面覆蓋;國家計劃不僅有長期、中期、短期計劃，還有針對某些經濟事項的專門計劃、針對某些經濟領域的特定計劃，也有針對某種經濟形勢的臨時計劃等等。這樣完備的計劃，他們不說自己是“計劃經濟國家”，卻說中國是“計劃經濟國家”。西方的意圖，西化主義者們心領神會。“計劃經濟”在劫難逃。

　　他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等同于“計劃經濟”，以批判“計劃經濟”為借口，矛頭指向社會主義經濟。他們捏造說，“計劃經濟”使政府遠離企業實際，官僚主義瞎指揮;沒有經濟效率;對工人實行管、卡、壓，工人沒有自由;生產力落后，等等。

　　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國民經濟擺脫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屬性，按國家統一計劃發展，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實踐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落后的、低效的、不符合時代潮流的、違背絕大多數人民意愿的。國民經濟的計劃性比無政府性，優越百倍。計劃性，保障了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資源的合理配置，充分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當然，我們并不是說經濟計劃是完美無瑕的。如果它完美無瑕，我們就用不著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

　　接著是摸“市場社會主義”，看看推行障礙大不大。

　　“市場社會主義”是舶來品。這種“理論”，主張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其基本主張是:(1)取消計劃經濟。(2)利用價格機制調節經濟活動，而不直接干預。(3)實行市場競爭，放棄經濟競賽。(4)貫徹經濟生活中的自由主義原則。(5)國家作用與市場完全脫鉤。(6)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任務。總之，“市場社會主義” 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傳統社會主義，而是吸收了兩者優點的社會主義。在西化主義的誘惑下，一些人非得要中國耍一耍。

　　“市場社會主義”字樣是頗能迷惑人的。又是社會主義，又能把經濟搞上去，誰不想試試呢。人們就這樣上當受騙了。“市場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走得通。“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都是走不通的。水火不相容。一根木棍，一頭插在水里，一頭插在火里，只能是水深火熱。不管是什么什么的社會主義，只要“市場”當頭，就是“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是西方學者研究如何通過市場，使西方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但西化主義者們搬到我國，反其道而用之，變成了如何通過市場，使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走向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實踐證明，“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沒有使西方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也沒有使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避免走上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老路。

　　“市場社會主義”，是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是實行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社會主義”。

　　20世紀60年代，加爾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認為“市場”和“計劃”只是手段或工具。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江澤民在1992年6月的講話中，肯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10月，在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應當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基本脈絡。

　　然而，西化主義采用了“換頭術”，把社會主義這個頭換掉了，堅持走“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的道路。

　　三、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矛頭，直接指向社會主義經濟

　　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鞍鋼憲法”，實行民主管理，“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這些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原則，是先進的、科學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我國經濟領域這種人民當家作主的思想，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領導和管理經濟的具體方法，也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小指標”。企業把國家任務和合同義務，層層分解成具體“指標”，部門、生產車間依據“指標”進行生產活動，完成生產任務。從企業到國家，擰成一股繩，開展勞動競賽，唱響有指揮、有協作的的社會主義經濟大合唱。

　　西化主義鼓吹的“市場化”，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原則和管理程序、方法。他們引進的“公司治理”、“企業管理”，以“資本至上，市場萬能”為原則，以雇傭勞動者為對象，以榨取剩余價值為最高標準。

　　事實上，經濟計劃并不否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國家與企業和企業與企業通過商品交換，以等價交換方式，建立相互經濟關系。企業的經濟活動，不僅通過計劃的指導，還要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生產活動。

　　西化主義者們胡說，經濟計劃是“全國執行指令性計劃”，這不是事實。據載，負責計劃工作的人披露，當初計劃有三種，國營經濟是“直接計劃”，其他經濟成分是“間接計劃”，地方國營經濟是“估算性計劃”(只要求執行計劃中的幾項指標)。后來的計劃，有指令性計劃，也一直有指導性計劃。

　　西化主義者們捏造說，經濟計劃里“根本沒有市場經濟”。當時，存在私人工商業商品市場，存在私人糧食市場。就是在公私合營后，也允許小商品市場長期存在，而且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商店或小商店在經營上的優良特點”。實行商品或服務自行定價，國家可進行比價、差價等的調節。這不是市場經濟又是什么?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里當然沒有。

　　西化主義那里，“經濟計劃”罪莫大焉。譬如，他們批判說，批發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批發阻礙物流，影響交易效率，要取消批發。流通領域的重要環節是批發，哪個國家都沒有取消。交易沒有中間環節不行，中間環節過多也不行。取消批發之后的結果怎樣?密云水庫里的一條魚(水庫魚)，起碼有6個流通環節。國家出資養魚苗、放魚苗;休漁期后，漁民撒網打漁;岸邊賣魚(固定買主);中間商買魚、運魚;零售商賣魚;最后到客戶手里。一條魚，層層扒皮，價格畸高，現在賣到五六十元一斤，還買不到，因為都直接被富人買去了。那么，他們開始為什么把批發企業統統搞掉?因為批發企業是公有制企業;他們后來為什么又把批發企業搞起來?為了制造資本家。因為資本和資本家，是他們搞西化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階級隊伍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后，全國和各地都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規劃”一詞又改為“計劃”了)，足以說明經濟計劃的重要性。這是“市場化”的嚴重障礙。目前，西化主義叫嚷“市場化”要“完全到位”，當然包括取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西化主義回避“社會主義經濟”字樣，打著否定“計劃經濟”的幌子，利用經濟計劃工作的某些缺點和不足，專門攻擊社會主義經濟的這個核心。

　　四、“自由化”的矛頭，直接指向黨的領導和國家經濟管理

　　在我國，經濟領域必須有黨的領導，必須有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自由化”所主張的，恰恰是取消這兩個“必須”。在自由競爭、權利本位、契約自由、物權絕對等美西方的自由放任“理論”宣傳下，從西化主義“改革”的第一天起，“經濟自由”便大行其道，第一個沖破的是《投機倒把處罰條例》。背個鼓囊囊的大編織袋，衣兜里帶上“傻子瓜子”，走南闖北，見錢眼開，成為當時的壯觀景色。

　　1993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當時在我的一本書上這樣理解：“宏觀調控機制在市場機制的制約下，使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節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運用市場機制的形式和范疇;市場機制在宏觀調控機制的制約下，既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避免其盲目發展，使社會經濟按國家目標的要求發展。在生產社會化條件下，任何市場機制或宏觀調控機制都不能單獨存在，也不能單獨發揮作用。”國家為了遏制日益猖獗的自由放任經濟“改革”鼓噪而采取宏觀調控措施，本書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

　　西化主義者們攻擊經濟立法和宏觀調控，也否定凱恩斯的宏觀調控主張。其實，“凱恩斯主義”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它是適應于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為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利益服務的理論。

　　他們并不滿足于把“宏觀調控”寫在紙上，于是發明了“政府主導經濟”這個詞。他們沒有說出這個詞的含義，但從所攻擊的內容看，應當是指黨和國家的領導和管理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他們認為“政府主導經濟”是“改革的根本障礙”，矛頭顯然指向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

　　在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對經濟實行領導和管理，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在90年代的一本書里寫到：

　　第一，國家確定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方針和原則。

　　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方針和原則，是一個關系到國民經濟運行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長遠性問題。國家確定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方針和原則、形式，將保證經濟建設沿著一條健康的道路前進，使經濟得到穩定協調的發展。

　　第二，國家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保障。

　　國家規定國家領導、組織國民經濟的制度、組織、形式和方法，包括所有制結構形式、經營方式，也包括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組織管理形式、權限劃分等。保障了建立有效的經濟體制。

　　第三，國家確認國民經濟體系中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的地位。

　　國家機關和各類經濟組織，是國民經濟中互為條件的實體，它們之間有著直接的和反饋的聯系。在這種聯系中，它們具有統一的根本利益，同時，各自的獨立性又決定了具有自己的要求。不同的經濟權力、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關系，反映了它們不同的法律地位。國家確定了各種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打破了地區、部門、行業界限的限制，使之在生產、流通、科技領域，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聯系，從而有利于增進經濟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合理化，促進我國社會化大生產的加強和發展。

　　第四，國家確定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機制。

　　經濟調控，是國家組織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工具。現代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整個國民經濟是有組織地發展的，整個社會再生產是有組織地進行的。為此，國家和法將規定經濟調控的形式、實施原則及權限劃分、經濟調控的內容、監督管理等。經濟調控措施的實效性、適法性，反映了國家目的和機能。

　　第五，國家確立經濟主體間相互聯系的結構和形式。

　　經濟主體是國民經濟的“細胞”，國家把這些“細胞”組織起來，使之按照國民經濟運行的要求有規律、有秩序地進行自主經濟活動。國家確定基于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而形成的各種經濟關系的聯系結構和形式。其主要聯系結構為：轉移財產;完成工作;提供勞務。其聯系的基本形式為經濟合同。經濟聯系的內容、性質、特征和表現方式，決定并制約經濟協議關系的內容、特征和實現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所進行的生產經營、完成工作和提供勞務的活動，都通過一定的組織關系(內部、外部)和財產關系體現出來，并與國家的目的相聯系。

　　第六，國家廣泛調整著直接促進科技進步所形成的各種關系的相應方面，形成科技進步的社會環境。

　　科技進步，包含著工藝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諸因素變化的綜合過程。國家和法把促進科技進步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在科技進步的工藝方面，標準化法、專利法和各類技術規則具有特殊意義。

　　當時自由放任盛行，出版這樣觀點、這樣語言的專業書是很難的。應當感謝出版社的勇氣。

　　五、“私有化”的矛頭，直接指向社會主義公有制

　　他們先捏造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產權從來都是明晰的。國有企業的財產歸國家所有，由企業經營，其責任、權利和義務在我國法律上有明確的規定，不存在什么“產權不明晰”問題。有些人說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其財產是“無主財產”，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規定，“建立明晰的產權關系，旨在明確政府有關部門和其他監督機構的職責、企業的權利和責任，理順企業財產的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分工監督和企業經營的相互關系。”這是說，“產權明晰”就是明確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是所有和經營的關系，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級管理、分工監督的關系。

　　他們攻擊公有制“沒有效率”，“生產力落后”。建國前30年，國有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8.1%，早在 1957年資金利稅率就已達到34.7%。效率是驚人的。正是前30年，我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追趕西方的科學技術達到了卓越的程度。這是公有制經濟的先進性、優越性的鮮明表現。

　　實事求是地說，國企改革之中，有社會主義改革，也有全盤西化改革，而后者有一條黑線貫穿始終。國有企業經過經營自主權、利改稅、私人承包經營、股份制等改革之后，是公司化改革。公司化有四個要害問題：一是公司的權力機關是股東會(由出資人組成)，不再是職工代表大會;二是執行和管理機關是董事會(董事由股東會任免)，不再是廠務委員會(黨政領導班子);三是工人成為了雇傭勞動者，不再是主人翁;四是公司股東的個人財產同公司財產相分離，個人不再對公司經營后果負責。這樣，黨的領導沒有了，共產黨成為了“地下黨”;工人階級的地位沒有了，工人成為了他人攫取剩余價值的工具;資本所有者賠償、償債沒有了，公司虧損、倒閉只由公司承擔。后來，私營企業的董事長兼任黨委書記，工人稱為“新工人”。這樣，私營企業里有“黨”了，工人就“任勞任怨”地干活了。

　　公司化之后，便動手“MBO”。“MBO”(管理層收購)，是“自由化、私有化”的基本前提。

　　西方的“管理層收購”，是私人之間的事情。用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上，就是原國有企業的高層領導人員購買自身企業。這些人“自賣自買”，把現有企業資產折價劃分為股份，然后自行認購。他們采取書面認購而實際不出資、不到賬的方式，當年年底按股份分紅。原來屬于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是首先這樣搞的。這個“空手道”，這種手段，在任何國家和新中國的任何時期，都是不可饒恕的犯罪行為，但這些當事人至今逍遙法外。“MBO”之后，“市場化”便普遍展開了。

　　“私有化”的基本主張，是“還產于民”，徹底去除“公有制為主體”。

　　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了，而是公有制經濟要不要存在的問題了。

　　西化主義者們是要徹底清除公有制經濟的。他們叫嚷“還產于民”，要去除“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國有企業一個都不能剩，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一塊都不能留。真是 “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比當年的“金錢鼠尾”還厲害(清時，認為“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則嚴令漢人“小頂辮發”。就是把頭發剃去，頭頂只留下銅錢大小的頭發，梳成一根小辮子，形如鼠尾，叫“金錢鼠尾”)。

　　據市場監管總局2022年底統計，個體工商戶1.142億戶，占市場主體總量的2/3，主要從事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居民服務等行業。而如果按人民日報2022年3月23日報道所稱“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92.1%”計算，再加上外資企業，那么國有企業數量所占比重恐怕是“鳳毛麟角”了。

　　學界有文章指出，美國的國有企業比重大體占20%，西歐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的比重大體占25%。俄羅斯經過“休克療法”改革，國有工業的比重還在20%左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連西方國家的“20%”都達不到，如何體現“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如何體現憲法的尊嚴?

　　況且，“為主體”是一個數量概念，不是質量或質能概念。國有企業的數量在70%以下，是不能稱為“為主體”的。有人說，“為主體”是指“控制力”(是質能概念)，能控制國民經濟，就是“為主體”了。在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民營經濟的一片汪洋大海里，國有企業能控制誰呢?在生產社會化條件下，沒有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做支撐，國有經濟是不可能生存的。一個國有企業的汽車廠，離開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提供零部件，一臺汽車都生產不出來。假如它們不高興了，不生產了，不供貨了，全部國有汽車企業即陷于停產。道理上，“為主體”應當是國有經濟支撐國民經濟，實際結果卻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支撐國民經濟。實踐證明，所謂“控制力”的妙論，不過是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的障眼法。

　　“為主體”的一個關鍵內容，是從業者數量。整個社會經濟的大多數從業者在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里，能夠保證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相反地，大多數從業者是雇傭勞動者，那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憲法規定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為主體”，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應當認為，誰“為主體”，是不能回避的大是大非問題，是能否體現“人民至上”的重大原則問題。

　　況且，在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中，勞動者的勞動力是第一位的。管理和科技這兩個因素，歸根到底是起產品溢價作用，都不是第一位的。直接進行產品生產的，只是勞動者的勞動力。雇傭勞動者沒有生產積極性，乃至破壞生產(往往說成是“生產事故”)，不可能提高生產效率，不可能發展社會生產力。

　　西化主義者并不滿足于大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同時提出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土地也要私有化。

　　一些人說：“土地又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就只能求著官權，就不會有‘還權于民’。有了‘還產于民’才會有‘還權于民’”。如此等等。

　　西化主義步步緊逼，還要我們放棄“公有制為主體”，徹底繳械投降。我們已經退避三舍了，現在實在無路可退。

　　六、“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是向人民民主政權開刀

　　正是西化主義使自由化、私有化泛濫成災，可他們卻倒打一耙，把自己的孽障，全部推到黨和國家身上。在社會矛盾激化情況下，他們為轉移視線，提出自由化、私有化“完全到位”。

　　“完全到位”的號召，是向搞垮最后的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沖刺。人們以為他們是文化人，是搖唇鼓舌的人，不對了。他們是向人民政權沖刺的人，是陰謀奪取政權的人。

　　持下面一些說法的人，不一定全是武裝到牙齒的壞人，但這類思維的影響是要清除的。

　　一些人說：“一個似是而非的市場經濟，甚至要比一個傳統落后的計劃經濟更糟糕，更可怕。”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請聽聽他們想干什么：

　　“執政黨的轉型，最根本的是要改告別列寧主義意義上的‘專政’——不論是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還是黨專政”……

　　西化主義在搞“砍頭治牙”。牙疼，吃點藥或修補一下就可以了。可他們說，這可不行哩，把腦袋砍下來就不疼哩。他們加入了“砍腦袋”協會，是一定要“砍腦袋”的。

　　在瘋狂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浪潮中，有一個驚天動地的吶喊——新華網2009年2月5日發表了《經濟學家不該有“奴隸主思維” 》：

　　“這些在中國擁有響亮頭銜的經濟學家所提的觀點，為什么總是難以讓中國的普通民眾接受?為什么總是能夠與暴富階層在輿論上高度一致?通過這次他們對《勞動合同法》的攻擊，我終于明白，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其實就是“奴隸主思維”，即把最弱勢的群體當作奴隸對待的一種思維方式。”

　　“在這些人看來，窮人是依附于富人生存的，所以‘替富人說話，就是為窮人辦事’。為了企業的利潤，就應該老板讓工人怎么樣就怎么樣，要你加班就無條件加班，要你工作14個小時就必須服從，給多少工資，有無安全保障，完全是企業與員工的雇傭與被雇傭行為，政府不能干預;一旦政府干預、法律干預，就會影響企業發展。看看我們現實生活中的黑煤礦、黑磚窯、血汗工廠，這些早該被現代文明社會拋棄的歷史垃圾，在一些言必稱西方的專家眼里卻被視為理所當然。”

　　“這些經濟學家經常以改革的功臣自居，利用學者、專家的頭銜影響著社會輿論。而他們又為誰服務呢?近年來，媒體不斷披露一些專家學者接受利益集團的‘聘請’，一些人動輒接受上百萬元的捐款，卻還要打著慈善的幌子。與‘資本’的貼面熱舞，讓這些人活躍在學術講壇、媒體的聚光燈下，春運不用擠火車、農忙不用秋冬種，更不用體會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辛酸生活。可是，如果按照這些人的理論來引領未來，多數中國人的明天又會怎樣?”

　　說得何等好啊。這是新華社的聲音!這是共產黨人的聲音!這是人民大眾的聲音!

　　中國式現代化吹響了清除自由化、私有化及其“完全到位”的戰斗號角，這是不走邪路的定海神針。在黨的領導、人民民主政權、社會主義道路等前提下，“中國式現代化”是個綱，唯此為大，其他都是目，綱舉目張。只有“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挽救民心，能夠挽救經濟，能夠挽救社會主義新中國。

　　中國式現代化是英明決策。僅就其中的“發展”說，新發展理念中的發展，就是創造歷史(創造歷史同載入史冊不同。創造歷史是前人沒有的，推動歷史前進和社會進步的，而載入史冊是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和人物，不管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新的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發展新質生產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都能創造歷史。新發展，是擺脫舊發展觀念羈絆的發展，是舊發展的異質力量，是新生事物，代表社會發展的未來。由此，說中國式現代化是英明決策，一點都不過分。

　　這使我想到當年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英明。斯大林接班，劈頭遇到的大問題，是對列寧的評價和“新經濟政策”的存廢。處理不好，由此天下永無寧日，最后蘇維埃和蘇聯也會被葬送。斯大林堅決地無條件地擁戴列寧，真誠地宣傳他的豐功偉績(不是只承認他革命時期的功績，還宣傳他建設時期的功績);1925年的聯共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工業化”，全黨和全國人民投身到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工人跑掉了，外資企業、私營企業人去樓空，只好卷起鋪蓋卷走路。“新經濟政策”遂于1928年停止實施。英明的斯大林享有崇高威信。說列寧偉大，人們指著斯大林，說斯大林偉大，人們指著列寧。這就是斯大林!不背歷史包袱，不背現實包袱(任何包袱在黨內外都是存在巨大分歧的，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的)，輕裝前進，勇往直前。這就是斯大林!

　　舊時有云，新兵怕號，老兵怕炮。我們學過的中學課本里《曹劌論戰》說：“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擂三次鼓了，每一次都說“敵人嚇得不輕”、“嚇麻爪了”，可擂而不戰，指戰員勇氣衰竭，就不能打勝仗了。我們那個剛剛參加完“重要會議”的學者，懂得“一鼓作氣”的道理，轉身就放炮了。這一炮，叫做“思想市場”。他說，“思想市場非常重要”，要“思想高度自由”，“讓人們百無禁忌地往一切方面探索”。他說科斯說“思想市場是高尚人士的活動，應當有足夠的自由”。“市場化”使人由主體成為客體，人渾身上下什么都是市場了，都用來交易了。人身、人身器官的交易屢見不鮮，道德、人格、靈魂的交易屢見不鮮。“割腰子”也割了，性器官也賣了，現在人的思想也能交易了，上市了。這下子，上海交易所里“思想交易股”的股價翻紅了吧?善哉善哉，阿彌陀佛。

　　“自由化、私有化”折騰得差不多了，西方的那點“理論”也搗騰完了。西化主義者們江郎才盡，無路可退，無路可進，人們仿佛又聽到烏江之邊“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鳴。是呵，新時代洪流將蕩滌一切污泥濁水，伴著偉大的民族復興滾滾向前。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