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有消息稱：北大歷史系教授尚小明不滿因“左”而生的學術不端問題而辭去了該校歷史學學位分會委員的職位。此事頓時在輿論場引起了一陣嘩然。乍聽起來此事可能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如果我們對當代賽里斯歷史學界的種種逸事有所耳聞，就可以想通：無論幾分真或假，都不過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罷了。

　　目前根據網傳的尚小明教授的公開信可知：

　　1.D同學（疑為丁國宗，即b站up主“愛歷史的老丁”）的論文按照公開成績和實際學術貢獻足以獲評學校的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之所以落選，是因為6月2日的歷史學系學位分會上有委員給他貼上了“左”的標簽。

　　2.D同學被貼上“左”的標簽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在論文中寫了一句“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二是他將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夏某（即夏春濤）處讀博士后，而夏某的思想就很“左”。一些委員將這兩點聯系起來，認為D同學是“左”的。

　　目前我們局外人也只能看到很少的信息，因此不能確定D同學是否就是因為“左”的問題而落選。首先，雖然盲審5優可以優先，但不一定必然系優院優。D同學的盲審5優論文確實特別優秀，但并不代表他的答辯一定是優的。盲審是盲審。答辯是答辯，兩者從程序上來講是兩個彼此獨立的環節。再者，“左”的第二點原因向我們暗示了學者內斗也可能導致了D同學的論文落選。但筆者認為由于該事件目前還沒有其他消息，先從尚小明教授這封信出發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先聚焦兩個讓D同學暴露他“左”的地方。第一，他在論文里寫了句“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接受過義務教育的讀者都了解這是一句歷史決議式的論斷。在當代歷史學界相關學者對此大多都是贊同或者保留意見，而在關于“太平天國運動性質”、“太平天國與西方關系”等問題上根據新史料新方法做出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但直接將其全盤否定，認為它“左”的觀點卻是頗為鮮見。我們姑且認為這里的“左”是指“激進的”或者“馬克思主義的”。那么認為這一句“左”的學者是什么觀點呢？是否定外國勢力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還是否定清廷或者外國勢力反動，乃至否定太平天國運動？其實尊奉太平天國運動的并非只有共產黨人，而濫觴于資產階級革命派。太平天國的民族革命色彩正是由他們先涂抹上去的。經過清末革命黨人的鼓吹與辛亥革命的運動之后，人們才對太平天國的民族革命性質逐漸形成了共識。而太平天國在民國時期就被認為是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現實來源。而作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對立面，曾、胡、李、左等所謂中興名臣在清末民初受到人們的猛烈抨擊，時人謂“清末士人，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圣頌洪、楊”。而從30年代則風向一轉，曾國藩開始受到整個社會尤其是知識階層與國民黨人的追捧，曾國藩再度成為內圣外王的完人。但就算在此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也根據羅邕的意見明令禁止對太平天國運動的污蔑。

　　太平天國運動在國民黨史觀下是一場民族革命，在共產黨人民史觀下則是一場農民運動。那么“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有何之左呢？只能說D同學沒有合乎這些學者的學術宗旨罷了。至于他本人是否為“左”，由于我們并不了解D同學其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因此在這里并對其下定論。再者，D同學與夏某兩個“左派”間是否“合流”的嫌疑？通過觀察可知，這位教授只不過是我們之前所講的在既有論斷上修修補補的人而已，稱不上什么“左”。但可見這些學者是怎樣的一群驚弓之鳥，他們一看到“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就想起了歷史決議，接著就想到了搞階級斗爭的歷史唯物主義，完成這兩個危險的跨越后，也不三思，就匆匆忙忙開始蓋棺論定了。

　　參會委員的那一問——“近代史的研究生是不是都這樣左？”更是讓人哭笑不得，堪稱此次事件的畫龍點睛之筆。我們不能妄自揣度這位老師是否為中國近代史領域的學者，但這一問可以證明他對共和國的史學史并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見解，我們可以說四十年以來的學術發展先是“現代化范式”逐步代替“革命史范式”，后有“后現代范式“起而挑戰”。就算是在蘇聯史學界，使用資產階級中修正主義學派學術成果的人都很難不被堅持極權主義者打成“斯大林主義”。而在中國革命史領域，按照李放春的話來講就是：近二十年來，革命史研究的一大令人矚目之處乃是“疑古”之風大興。在此學術風潮下，中國革命之正統歷史敘事遭遇有力的質疑、無情的證偽乃至根本的顛覆。結果，中國革命的“經”、“史”之間漸呈現嚴重的斷裂狀態。這場疑古運動不是單純由學術求真精神主導，而往往是受政治求變意志驅動。政治意志訴諸學術武器，致“疑古”易從怨古發端而一路走向非古乃至滅古之陷阱。當今中國近代史的主流學者與大部分學生，要么扛著紅旗反紅旗，要么轉入歷史的支流當中沉溺于碎片化的敘事，又何嘗談得上“左”在歷史學所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呢？

　　總的來看，尚小明辭職事件目前尚未有定論，仍需觀望。但從中我們或許可以猜想到那些在新時代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學人與學生單單在所謂學術共同體內就承受了怎樣的壓力。對他們來說，這些身處同一領域的知識分子以“學術客觀中立”為名自發的打壓遠比“天上人”的更加直接、隱秘與正當化。相較于老一代學閥，他們既不能掌握足夠豐富的檔案，也要經受來自掌握學術話語權的學術權威運用權力與人際網絡進行的炮火打擊。這些人是否能在一片焦土中前進，繼續生產出具有現實關懷的歷史唯物主義著作，并一起來推動從“疑古”到“釋古”的轉化？這是一個值得歷史唯物主義者去深思的問題，更是一項值得我們為之付出行動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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