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軍官在以色列大使館前自焚，抗議美國和以色列的帝國主義行徑。這個自焚的軍官讓我想起了全泰壹。

　　他和全泰壹很像，都是抗爭的勇士，都試圖用合法的渠道發聲，都發現法律并不能保護他們，最后都走上了自焚抗議的路。

　　這個美國軍官是一個善良的人，用自己的聲明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

　　他自焚后，美國官方試圖淡化此事，我看新聞上有稱他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美國有意無意將此事和個人的特征關聯起來，試圖淡化此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的關系。

　　這是此輪巴以沖突中第二例自焚。

　　但是，自焚并不能阻礙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

　　60年代美國的反戰運動是群眾運動，是上街、游行、發動群眾的運動。真正的力量在群眾本身。如果要燃燒生命，應該將有限的聲明綻放在發動群眾的艱苦工作之中。

　　美國人民的未來，不在于自焚，不在于任何個體性的抗爭，而在于美國人民能否在當前的條件下以某種形式組織起來，對抗帝國主義。

　　一個善良的人，值得尊重，他自焚抗議的方式，我們深感惋惜。

　　全泰壹也是這樣。

　　上個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發展的收益主要被富人占有，工人不過是富人發財的肥料。他們工作時間很長（每天超過12小時），工資很低，工作環境很差，他們經常被管理人員辱罵。他們被韓國主流媒體稱為光榮的“產業戰士”，但是除了廉價的榮譽外，他們得不到任何東西。

　　一個工人在詩歌中控訴：

　　“也許我是一架機器，一刻不停地焊接著，被傳送帶推過來的零件，如機器人一般重復著千篇一律的動作。

　　也許我們是養雞場的雞，縛在雞架上排成整齊的一列，在昏暗燈光下按節奏拍打翅膀，音樂節奏越快，我們下蛋越多。也許我們已經變成沒了精氣，再也不能下蛋的病雞。也許我們已經成了，只配送進肯德基伙房的雞…………

　　他們，也許是吞噬雞蛋的一伙強盜！也許他們是把人變成機器，變成消費品，變成商品的一伙道貌岸然的合法強盜！慈祥的微笑，高雅的修養，富足燦爛的光輝，也許本應屬于我們！他們在我們的血和淚、絕望和痛苦之上，把我們的歡笑、我們的高雅和光輝洗劫一空。

　　也許他們就是一幫吸血鬼！”

　　全泰壹就生活在這樣的韓國，貧富分化巨大，工人沒有地位和尊嚴。

　　全泰壹是一個裁縫，他在一個名為平和市場的地方工作。這里“長約一個街區……散布著前店后廠式的服裝廠和服裝店，雇用著2萬名年輕工人，其中90%為婦女，年齡大約在14～20 歲之間。”

　　這些女工在狹窄的房間里工作，工作間是“地面離天花板不到4～5英尺高的小格子”，“既見不著陽光也沒有通風設備。”

　　她們的工作時間非常長，“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時”，得到的工資僅夠糊口。

　　全泰壹是裁縫，工資遠比她們高，按書中記載，全泰壹的工資大致是她們的五倍。全泰壹沒有因為自己的高工資就看不起這些女工，他非常關心這些人。一天，他寫信給朋友說：“我們通常早上八點半開始工作，晚上十點到十一點半收工。你對此是怎么看的？難道你不認為這讓人太疲憊了嗎？一天14 小時呢！這些年輕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這樣長時間的工作？”他接著寫道：“盡管不讓她們享有適宜的環境，但難道她們就不是有著人類脆弱性的人嗎？親愛的元淑，作為裁縫，我必須整天與她們呆在一起，這對我來說太痛苦了。十四歲的年齡，她們還是孩子，但她們必須整天累死累活地干這樣辛苦的工作，然后還要因沒有及時做完活而經常受到裁縫的責罵。在吃午飯的時候，她們吃的是從家里帶來的一小包飯團，就像大象吃幾個餅干一樣”。

　　全泰壹痛恨社會中一切不平等，他經常在信件中痛斥社會的不公。他模糊地感到工人的痛苦是階級對立造成的，“雇主花200 韓元吃一頓午飯，而年輕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這是一種不人道的事情……為什么這些純潔的年輕女孩得成為骯臟貪婪的富人的肥料？難道這不是社會現實嗎？難道不是富人統治著窮人嗎？”

　　然而，主流社會對這一切熟視無睹。他們賦予了韓國工人“產業戰士”的稱號，他們一邊在媒體上贊揚勤勞的產業戰士，一邊在工廠里壓迫每一個被稱為產業戰士的韓國工人。他們報道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把資本的每一次增殖都鼓吹為全社會的勝利，他們試圖掩蓋階級社會中的每一聲哀嘆，他們把工人的每一次哀嚎都視為“麻煩的小事”，他們把每一次抗議，看做不顧民族大義的工人在給政府抹黑。

　　就是在這樣的社會里面，全泰壹自焚了。

　　全泰壹之前沒有想過自焚，他希望通過其他手段來維護工人的權利。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韓國的勞動法居然有很多條款都是在保護工人的利益。他異常興奮，如饑似渴地鉆研勞動法。他帶著周邊的工友學習勞動法，鼓勵他們依法維權。

　　他還參加了一個當地的勞工團體“三棟會”（幾個裁縫組織的互助協會），在“三棟會”幫助下，他進行過很多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寄送給勞動局、報紙，揭露老板的違法行徑。他甚至還給總統寫過請愿書，言辭懇請地請求總統幫助他們。

　　然而，一切都是徒勞的。

　　紙面上的法律得不到執行，對工人的保護性條款更像是一種赤裸裸的諷刺。全泰壹不知道，法律在本質上是階級力量對比的集中體現，當無產階級的力量不足時，保護他們的條款不過是一紙具文。

　　在一切合法的努力都無效之后，全泰壹陷入了極端的失望。

　　他不明白，為什么主流社會如此冷漠，為什么勤勞的工人只能這樣生活，為什么號稱公平正義的媒體對勞動者的苦難熟視無睹，為什么道貌岸然的官員對他們不理不睬。

　　他不甘心，他要燃燒自己，照亮整個黑暗的時代。

　　1970年11月13日下午，在首爾的服裝工業區，全泰壹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抗議活動。十幾個年輕工人高呼口號，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警察迅速聚集，鎮壓這些居然敢示威游行的工人。

　　在警察追打工人的時候，全泰壹消失了，等他再次出現的時候，他的身上澆滿汽油，他點燃了自己，任烈焰在身上灼燒。在烈火中，他拿著韓國的《勞動標準法》高聲呼喊，“我們不是機器！”“不許剝削工人！”

　　臨死前，他對同伴們：“請不要浪費我的生命！”他對自己的母親說：“媽，請完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

　　全泰壹是一個善良的工人，是一個勇敢的工人，在黑暗的時代，他試圖燃燒自己，給夜空帶來一點點的光亮。

　　但是，真正能改變工人命運的，不是個體和資本的抗爭，哪怕這種抗爭以最極端的形式出現。真正能改變工人命運的是階級和階級的斗爭。

　　70年代解放神學傳入韓國，韓國宗教人士將其本土化為“民眾神學”。一部分傳教士走入工業區，他們所在的輕工業區多為女工，受到資本和性別的雙重壓迫。他們“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博愛，調解工人和老板之間的矛盾。”但在他們見到工人的具體苦難后，他們改變了空洞的說教方式，試圖在幫助工人爭取具體權益的基礎上傳播教義。

　　這是韓國工人運動中關鍵的一步。

　　試圖在工人中傳播教義的教會人士，幫助受到階級壓迫急需組織起來的工人爭取權益和建立獨立工會。于是出現了韓國歷史上極具特色的一幕，唯物主義的戰士在戰斗之初，抓住的卻是唯心主義宗教這個工具。

　　整個70年代，韓國的獨立工會運動，隨處可見宗教的身影。

　　工人的每一次努力都會遭受政府的鎮壓。這種鎮壓起到了兩個效果，一方面暫時地打壓了某個具體的工廠，另一方面，“政府將一些活躍分子趕出工廠，（卻）使得活動家在廠外的相互聯系得到發展，塑造出了一批獨立和全職的工人活動家。這些被趕出來的工人活動家反而發展了不同工廠之間的斗爭，這是政府政策的諷刺性結果。”

　　1979年樸正熙被刺殺后，韓國政治曾出現短的真空，人民感受到一定的言論自由，工人也不失時機的提出漲工資的要求。全斗煥上臺報復性鎮壓，制造了“光州慘案”。

　　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扼殺工人的不只是資本家和警察，而是他們背后的整個政權。

　　當工人的意識快速覺醒的時候，教會以溫和博愛的面孔出現要求調解。形勢的發展太快了，教會已經跟不上了。就這樣，在工人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教會，逐步走向了運動的對立面。

　　乘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韓國的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后，終于轉而同勞工結合。

　　新生力量開始登臺。

　　一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生，毅然拋棄了自己的小資生活，隱瞞身份進廠打工（韓國歷史稱其為“學卒”），組織工人，啟發工人。

　　這個時候，歷史已經來到了八十年代，離韓國軍政府倒臺，只有不到十年了。

　　軍政府垮臺后，韓國工人并沒有獲得解放，自由派資產階級竊取了人民斗爭的果實，成為了新的統治者。剝削者又活躍起來了，他們唱啊、跳啊。

　　幾十年對我們的生命來說，也許就是一輩子、半輩子的事，但是對整個歷史來說，彈指一揮間。

　　韓國的統治者試圖把人民短暫的失敗宣布為歷史的永恒，對這些人，歷史的辯證法露出了狡黠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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