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恒大”的一切榮耀隨著其建立在“偷天換日”“乾坤大挪移”等不法伎倆之上的房產“紙牌屋”的倒掉，隨著被各路精英供奉在“紙牌屋”里的神主許家印人設崩塌，就像是一口被抽干了水的爛泥塘，露出臭不可聞的骯臟底色來，遭到國人猛烈炮轟和徹底揭露，并由此引起人們對與恒大處在同樣的發展環境、發展方式也基本相同的其它房產大鱷，乃至其它領域產業、尤其是金融領域產業通過“資本野蠻生長”長成的“巨無霸”產生聯想。見諸網媒和人們茶余飯后對于“恒大”及其“舵手”許家印的議論，最后都指向一個巨大的問號：恒大及其各種榮譽加身的掌舵人許家印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為什么能走到這一步？“恒大”變成了“債大”“罪大”，許家印執掌的“恒大”對共產黨犯了罪、對國家犯了罪、對中國人民犯了罪。

　　“恒大”“紙牌屋”倒掉，其“舵手”許家印在鋃鐺入獄前與美帝串聯、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與老婆“技術性離婚”、為兒子設立海外“信托基金”，撬走“恒大”這艘”沉船“的最后一塊船板，他犧牲自己一人，保全西方主子通過他從祖國攫取的資產、從人民身上抽取的血汗，保全家人、后代榮華富貴，這是怎樣的一種“國際主義精神”和為親情的“無我”奉獻精神。

　　許家印倒了，人們都在問，“野蠻生長”了27年的“恒大”這棵參天大樹，從小到大澆灌它、培養它，一路呵護它，與它同生共榮、血脈相連的政界、商界、金融界、學術界的人怎么辦？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一切事物和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單就“恒大”的倒掉論“恒大”，注定會捉襟見肘、紕繆百出；如果單就許家印論許家印，就成了一個笑話，——很簡單的道理，人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尤其是“恒大”這個被政策、金融和中國百姓血汗養得膘肥體壯、牛皮哄哄的地產界“老大”，絕對不可能在真空中搞出這么大的產業。如果只處理已擺上臺面的“許舵主”，而不處理與他一路走來犯下的累累罪行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人，定會貽笑于天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我黨有一句名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恒大”龐氏騙局“氣球”的自行破滅，似乎又一次戳破了“私有制神圣”“市場萬能”的神話，予長期以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喊打喊殺，在各種場合、各類媒體上大肆宣揚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亡國之路”的西化市場派精英一個“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反擊，同時，也對我們改開以來所施行的經濟發展政策和監管制度提出了質疑，警醒我們亟須對改開歷程進行反思，從而進行必要的糾偏。

　　二

　　“恒大”“紙牌屋”的倒掉，雖然在民間掀起競相討伐的浪潮，但未聽到長期以來在各種“大雅之堂”為私有制經濟鼓與呼的任澤平之流的哀嚎，他們因又一次被現實抽臉而暫時噤聲。

　　任澤平之流為何保持沉默？原因不外兩點。其一，面對“恒大”燦爛膿包破裂，流出腥臭的濃汁；面對許家印明目張膽賣國和瘋狂轉移資產的無恥表演，他們害怕“城門失火、殃及魚池”，難脫養蠱“恒大”的干系，所以害怕一旦開口，會引火燒身。這些精英專家改開數十年來寄生于私有資本肥碩軀體上，吮癰舐痔，錙銖必較地計算自身利害，一個個都修煉成了有七竅玲瓏心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其二，是坐觀國家處理“恒大”的政策風向，伺機而動。他們只是暫時韌忍，待事件的“潮頭”被市場化社會層出不窮的“新聞”潮水壓下去，待事件被人們像嚼甘蔗一樣嚼干汁液，變得寡淡無味了，他們再悄然從水底浮出水面，繼續以改革“教師爺”自居，兜售他們從西方老牌資本帝國舶來的那套“二手”私有化市場經濟理論，引導、干預政策；同時，借以揚名立萬，博取在資本寬大肥腴懷抱里捧牢“金飯碗”的資格。這些販賣“私有制神圣”、“公有制罪惡”的精英，骨子里同他們販賣的理論一樣，是“有奶便是娘”的自私自利者，在他們的人生字典里，只有時時、事事、處處計較個人功利的冰冷的理性，在私利面前，絕無“國之大者”的家國情懷、血濃于水的同胞深情。他們和甘當洋奴，將祖國利益、同胞血汗作為“投名狀”跪奉西方主子的買辦集團穿“連襠褲”，是一丘之貉。如“恒大”“阿里”“碧桂園”們不在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十多億人口的國內注冊，卻跑到面積僅259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萬的英國海外屬地開曼群島注冊，就是規避國家法律監管，規避企業納稅義務，完成將境內資金轉化為境外資金——資產轉移的實證。改開數十年來，我國究竟有多少資產通過買辦資本家在海外注冊公司，被“騰籠換鳥”地完成“金蟬脫殼”，流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金庫，裝進他們自己的腰包？不得而知。

　　這種結果，當然有主流經濟學家數十年如一日不懈“拱卒”的功勞。他們憑借鼓吹“私有化”市場經濟理論，換來買辦資本家的“賞賜”。而將巨大的吸盤牢牢地吸附在計劃經濟時代培育的社會主義強壯肌體上，吸附在廣大勞動人民身上貪婪喝血的買辦“水蛭”，是打心底感激這些“吹鼓手”“馬前卒”的。他們遍布于國家政治、文化意識形態陣地中樞和社會上層建筑學術講堂，以明確的“主流”定位，代表著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潮。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鑿沉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這艘大船。他們不僅要求政治地位，而且要求經濟決策主導權，要求自己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名譽、地位和金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附著的買辦資本的具象實體，就是他們進攻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武器，就是他們借以達到顛覆共產黨政權、“敲牛皮糖”式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目的的工具。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他們都憑借自己的“理論自信”，從未停下朝既定目標前進的腳步，即便為了西方資本利益和一己之私掏空國帑、掏光百姓幾代血汗積蓄，以許家印為首的房產大鱷們被人民群眾的口水噴成了篩子，且由于這些“水蛭”胡作非為，致使問題堆積成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珠穆朗瑪，他們也在所不惜，誓為實現以美國為“燈塔”的世界資本互聯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種拋棄“祖國”觀念，寧愿犧牲祖國和同胞利益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急私忘公”普世行為，就不單只局限于狹隘的國家疆域和經濟范疇，而是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現行經濟政策何以對私營經濟發展形成的諸多問題如此大度包容，就不難理解“恒大”們何以玩“龐氏騙局”、玩“空手道”，能夠頂著一路惡臭，高歌猛進到“氣球”吹炸的今天，就不難理解一味鼓吹“私有化”的專家、“智庫”何以推動國家出臺“以小搏大”的金融杠桿政策，拼命發展私營經濟，就不難理解為何要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實行“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四不原則”，就不難理解政府部門何以要當民營企業的“保姆”…… 其實，國家每一項推進私有經濟發展政策出臺的背后，都有主流經濟專家“操刀”的影子；其實，改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所有成效和遭遇的挫折，都有主流市場派經濟專家的功勞。

　　雖然改革開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失誤與挫折的教訓同樣巨大，——二者似乎陷入了一個類似“鬼打墻”的循環怪圈：由市場派主流精英推動發展民營經濟政策出臺，在民營經濟發展進程中，由于客觀存在、主觀故意造成的雙重失誤和經濟損失，使經濟發展處于波浪推進的“低谷”，然后這些專家將經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歸咎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歸咎于“國企”，歸咎于建立在私營經濟基礎上的市場化改革不徹底，于是開動輿論機器大造聲勢，推動新一輪市場化改革政策出臺。如若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再遇到問題，他們又將“老調”重彈一回，推動國家新的深化改革政策出臺……

　　令人奇怪的是，長期以來，在大力推進以國企、集體經濟為攻堅“堡壘”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這些主流經濟專家只有對社會主義制度——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公有制和國企口誅筆伐，從未對各種問題堆積如山的私營企業和對國家、對人民巧取豪奪的買辦資本家有過疵議和責難，而這個“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顯性問題，主流媒體也罕見提及。我想，假如因許家印們乘著政策的春風，將國家銀行當作自家存錢柜，將百姓血汗視為自己提款機，掏空國家財力、民力，使國家陷入空前經濟危機，這些市場派主流經濟專家是否會干脆歸罪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歸罪于共產黨政權，從而一步到位地實現他們追求的終極理想目標？也許，“恒大”的爆雷就是他們所要達到的結果吧？為什么？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火中取栗，以搞垮中國經濟加快私有化“改革”步伐，加快投進西方主子的懷抱，以附庸乞憐的姿勢加入世界資本“俱樂部”，以政治易幟從根子上清除自己身上見不得陽光的斑斑污漬，逃脫人民和社會主義制度正義的懲罰。

　　敢講真話的民營企業家、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旺，曾在2021年第九屆中國企業家發展年會上抨擊“恒大”許家印，說他“總共39億的自身資本，貸款可以做到2萬億，相當于2020年GDP的2%，這才只是許家一家的，還有李家、張家、王家、劉家…… 烏七八糟的一大堆東西呢？這就是中國式的金融。”繼而他詼諧地譏諷：“我們向美國學習的時候，可能有的標點符號沒有看清楚。”

　　這里想問的是，我們大力推行的扶助民營企業發展的“以小搏大”的金融杠桿政策，難道就沒有考慮到坑蒙詐騙等不法現象發生嗎？沒有考慮到會有企業老板借此春風，以國家政策信用作背書，利用杠桿撬動銀行，盲目擴張，形成資不抵債巨虧黑洞帶來的嚴重后果嗎？依他們頭頂各種桂冠以及在經濟金融領域所處的顯赫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政策所蘊藏的風險。那么，這一簡單問題的“無解”只能解釋為：這些主流經濟專家是在下一盤超出普通百姓認知范圍的“大棋”。

　　三

　　上文講過，“恒大”爆雷事件和許家印的鋃鐺入獄，只是其一。其一是淺層表象的東西，關鍵的是要探求隱藏在表象下面的“其二”“其三”“其四”…… 形成涉及政治、經濟和官場、企業多向反腐及明確下一步改革走向的連鎖反應，在徹底清算“恒大”和許家印向國家和人民犯下的罪惡的同時，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追根溯源長期以來與“恒大”系經濟犯罪有著千絲萬縷瓜葛的各部門各領域的“內鬼”、貪腐分子，依紀、依規、依法從重從快處理，肅清“恒大”流毒，切實起到懲一儆百實效。

　　雖然這只是人們的美好愿望，但國家走向強盛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社會和幸福生活的憧憬，正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動力之所在。

　　四

　　綜上所述，得出一個結論：“恒大”走到今天，之所以結出巨大的惡果，是因為它擁有結出這“惡果”的適宜環境和肥沃土壤，正如俗話說的“茅坑只見蛆蟲滾，栽花自有蝴蝶來”，這是簡單的哲理。

　　正如許家印在一次表彰“先進模范”大會上作為“模范”代表上臺發言時說出的一段掏心窩子的話：“沒有國家改革開放的好政策，就沒有恒大的今天，因此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是國家給的，是社會給的。”緊接著，他又說了一句在今天看來是多么違心的反諷自己的話：“飲水思源，我們一定要回報社會。”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百年也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黨至今，剛過百年華誕。在這100多年中，她帶領人民歷經了眾志成城的抗日戰爭時期，摧枯拉朽的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后“改天換地”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歷史轉折”的改革開放時期…… 可謂波瀾壯闊，撼天動地。

　　在這部雄壯的交響樂中，歷經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只占全部樂章的小半個章節?；厥赘母镩_放史，檢視一路走來的腳印，雖然出現過波折，但從貫穿全程的主線來看，從未偏離過既定方向，那就是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實現以全民共同富裕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條通往偉大理想的道路注定曲折坎坷，充滿艱辛，新形勢下復雜而尖銳的階級斗爭必將始終伴隨著它，“公”與“私”較量越來越激烈，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日趨白熱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敵對勢力滲透危機時刻潛在，共產黨政權和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日益面臨被內外敵人顛覆的危險，——這決非危言聳聽。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累積的錯綜復雜的諸多問題一體兩面、同時并存，問題的嚴重性尤其表現在“民心向背”上，“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句古訓，在共和國歷史天空從未像今天這樣顯得如此黃鐘大呂、振聾發聵。

　　改開以來，與貫穿改開方向性主線相匹配的推行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時期社會主義道路實踐也從未停止過，它雖然誕生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母腹，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屬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改革性傳承，但在具體實踐中又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本體相齟齬，形成矛盾的“對立統一”，——這正是改開以來，隨著以推進民營經濟發展為主旨的市場化改革，出現諸多矛盾和問題的根本原因。

　　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繁榮發展起到“操盤手”的巨大推動作用，因功勛卓著，曾作為唯一非地產商榮膺“中國房地產界25年功勛人物”殊榮，榮獲“中國城市化進程特別貢獻獎”；因在推進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作出特殊貢獻，2008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幕后推手之一”的王志綱先生，在“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暨企業精神高峰論壇”上發表的題為《深圳，上帝釋放了魔鬼，魔鬼創造了天堂》的激情演講，可視為改開以來我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國策的一個注腳。

　　他說：“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邊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國，一心想著逃離。這一批人是‘兩國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頓在海外，而自己在國內繼續賺錢。……這批老兄都是聰明人。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深層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們認為中國是一艘四處漏水、遲早會沉沒的破船，在沉沒之前，最好的辦法是換船。因此，盡管他們在中國大發橫財，但他們始終對中國的未來持悲觀態度，況且他們的財富積累也有很多說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賺錢，越要換船，臨走前還要拆一塊船板。”“原來美國限制中國過多移民，因此新西蘭、澳洲等都成了中國人移民的樂土。奧巴馬上臺后，給中國提供了‘投資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國土豪一下子蜂擁而至。那段時間我去美國，在洛杉磯的爾灣一家中國餐廳吃飯，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這些年陸陸續續移民去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些躲在美國的通緝犯。我剛坐下來，就有不少人來打招呼，他們告訴我，光是深圳沙河高爾夫球會的3000名會員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在美國，甚至可以單獨組成一只球隊了。……我問他們帶了多少錢走的（指到外國）？我一聽，發現少的也有200萬美金，多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看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萬美元級別的豪宅。”

　　他說，改開試水的珠三角，“一個個香港的大小老板，把歐美訂單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當地的農民租塊地建廠房，不斷地擴大規模再生產。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么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三來一補’（當時，國家鼓勵外來投資出臺的特殊政策）企業中有不少是塑料廠、玩具廠、人造花廠，這類企業的拌料工、噴漆工、印花工幾乎天天要同有毒氣體打交道，卻毫無保護措施。……但就是這樣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們，使整個東莞從村到寨到區，崛起了成千上萬的‘三來一補’企業，為日后華為等世界級企業的誕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溫床。”“圣人在哪里？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里？沒看到。只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臺的主角，而驅使他們不斷奮進的正是被釋放的人性。這里面有太多說起來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識。”

　　王志綱先生在以冷峻的實用思維對改革開放縱情謳歌和大膽犀利評判后，以物競天擇的自然生態學常識進一步闡發其由政府擔任“保姆”角色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生態學的概念中，維持一片濕地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在于保持好環境中千分之三的含鹽量；同樣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塊大濕地，如何維持市場鹽分的合適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職能。至于濕地的食物鏈如何構成，是鳥吃魚、魚吃蝦、蝦吃蟲還是蟲吃土，甚至魚跳起來吃了鳥，這些都是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的主角。但凡是政府用力過猛，結果往往會破壞生態；政府用力適當、無為而治、有求必應、無需不擾的時候，反而會出現充分的自由繁榮。”“它們（指公有制企業、國企）就像是侏羅紀公園里的恐龍一樣，體型龐大，動作緩慢。當環境變成了熱帶雨林，恐龍不在了，人們驚訝的發現：恐龍的尸骨腐爛以后，變成熱帶雨林的肥料。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熱帶雨林中，‘兔子吃草，狐貍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態迅速形成，自由演化，產生了一大批華為、騰訊、大疆等參天大樹。”

　　至此，王志綱先生將自然法則與人的私欲天性融合一處，結合政府職能定位，進一步發揮，“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澎湃的動力，也是一朵‘惡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打壓。中國這40年的改革開放，就是釋放人性，釋放人的貪婪、僥幸和虛榮。比如容忍重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容忍血汗工資制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容忍倒賣批文、合法走私貿易的存在，容忍山寨產品的風行，容忍民營企業家在法律邊緣游走…… 這樣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時間廣受批評，成為眾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間地帶的不斷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張揚。”

　　最后，他回到建立于自己“自然叢林法則”觀點和對改革開放國策認知基礎上的客觀理性上來，“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偉光正，而是上帝釋放了‘魔鬼’，人性在這塊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張揚與釋放，無數充滿活力與欲望，希望改變命運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涌向深圳，魚龍混雜、大浪淘沙，最終‘魔鬼’創造出了天堂，大私終于造就了大公，大惡終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終于造就了大立，辯證法在這場‘深圳之變’中得到了最佳體現。”

　　王志綱先生的演講可謂振聾發聵，他的冷酷的實用性現實思考，給予我們顛覆中華傳統文明的巨大心靈震撼的同時，也在我們腦海里激起無盡的思考漣漪。聯想到曾是民營企業標桿“恒大”的巨大肥皂泡的破滅，頭頂各種榮譽，曾經光芒萬丈、今日鋃鐺入獄的“巨騙”許家印，它相對于王志綱先生的這篇激情演講是多么的意味深長。

　　過往歷史往往需要經過時間的沉淀，才能清晰顯現當初被思想的浮云遮蔽的真相，似是而非的真理假象在每一個“歷史現階段”都客觀存在，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歷史以其客觀唯物本體向我們展示其殘酷的真實性，向我們呈現其時代大背景下內在辯證邏輯。

　　在改開前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在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重重封鎖下，全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用集體智慧和勤勞汗水，建立起擁有健全工、農業體系和強大國防科工基礎，擁有崇高國際威望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使我國960萬平方公里廣袤國土成為世界版圖中未受資本荼毒的令世界資本大鱷垂涎的肥沃“洼地”，這里純樸善良、勤勞智慧的人民，實行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法治下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純凈生態…… 為改革開放制度設計提供了最好的腳本，提供了豐裕條件。改革開放打開國門，開啟放縱私欲的閘門，必定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成為資本，尤其是借迅速形成的官僚買辦集團之手攫取國家、人民財富的外資的樂土天堂，直到漫灌的“資本之水”使“洼地”水位同全球資本“水域”持平。所以王志綱先生在“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暨企業精神高峰論壇”上演講時所說的我國于改開初期出現“深圳奇跡”，以及踵后中國經濟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出現GDP飚升的“經濟發展奇跡”，都是“資本洼地”效應結果。當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之“水”漫灌中國這塊巨大資本“處女洼地”，達到與世界“資本海洋”水面趨于同一水平時，資本逐利“絞肉機”，必將在新的世界資本格局中，依照王志綱先生遵奉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重新啟動，且必將依此模式不斷重復繼起，成為周而復始的相互獵殺循環，而中國自從打開國門，學習、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功經驗，推行市場經濟制度，尤其是自加入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霸權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為世界資本“叢林游戲”中的一員后，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巨大挑戰，使國家版圖、財富時刻面臨叢林虎狼聯合其在國內培植的“第五縱隊”肢解、吞噬的危險。

　　學者吳銘近日于其文章中披露，在“恒大”一案從由許家印自行整改，進入到由政權采取刑事手段進行處置的敏感時期，公司地址位于海南省三亞市吉陽區迎賓路榮耀世紀大廈10樓、成立于2023年9月25日的外資投資公司——全新概念（三亞）及與其處在同一樓層、于今年10月7日至8日之間注冊的萬昇兆業、閩鴻、聯歐弘漢3家外資投資公司，每家注冊資金高達9500億歐元，4家公司合計注冊資金3.8萬億歐元，折合人民幣超過29萬億元。這些天文數字的外資以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為伺機“前哨”，對我國剩余不多的經濟蛋糕“虎視眈眈”。它和“恒大”事件有無內在關聯？在海南虎踞龍盤的外資，下一步要對我國經濟作何布局？這些答案似撲朔迷離而又若隱若現；還有，近日，國家進一步提出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改革舉措，——都讓人們產生歷史與現實的聯想。

　　其實，世界近代一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較量史，就是在基于辯證人類文明正確發展方向的不斷斗爭中前進的，正義與邪惡，科學與愚昧，創新與傳統，資本獨裁和大眾民主，戰爭與和平，自然法則與人心自為，各種物質的、思想的、精神的因素交織，尤其在市場經濟制度下，以世界為舞臺、以金錢為靶向的自由競爭推動科技爆炸式發展，加之推動科技發展的市場機制與生俱來的先天性缺陷，使得巨量科技成果應用于人類社會，客觀存在是造福人類還是毀滅人類的終極問題，從而越來越將人類文明推向是毀滅還是生存的拷問危巖。

　　從發軔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現今政治意識形態來審視“恒大”們和許家印們，那就正如王志綱先生在演講中講到的，這些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誕生、成長，形成今天商界、企業界“巨無霸”的企業及其“老板”，有著太多背離國家和人民利益、背離社會主義法制、背離“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初衷的原罪。長期以來，在政策的寬容和庇護下，他們游走于政策、法制的邊緣，激動而緊張的摸索，雖然撈得盆滿缽滿，有的甚至富可敵國，但他們都知道自己暴富的根由和并不光彩的財富的來路，因此，他們始終因害怕高懸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與當今共產黨執政下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出諸一轍的社會主義政治、法制本體，因信仰原動力迸發落下來而夜不能寐，始終存有一種隨時逃離“險境”的“沉船心理”，越是賺得多，這種恐懼心理就越嚴重，就越要“換船”，就越是要對內結盟、對外聯合西方資本主義敵對勢力，共同把始終秉承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樊籬搗個稀爛。——而這，就不單是單純的資本市場博弈，而是上升為政治制度博弈，是共產黨政權、社會主義制度和實行所謂“普選制”“議會制”民主的資產階級專政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博弈。“恒大”資本肥皂泡的破滅和民營企業教父級“舵主”許家印神光幻滅，使得他們加快了“逃離”步伐和朝這艘令他們又愛又恨、顛簸得越來越厲害的“大船”拋擲石塊的速度。很多跡象都傳出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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