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招生之后，那時高校老師們主要的任務是講課。而且那時的講課還是比較講究的。老師們備課都很認真，而且也經常進行討論，像是在集體備課似的。

　　當時在高校教師中，能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的并不多。學校一般也不會對教師提出有關論文寫作的具體要求。所以老師們的日子過得還是比較舒服的。似乎做學術研究，寫學術論文，在一般老師那里，都是本職工作之外的事。教書才是教師們的本職工作。那時的教師們工資也都不高，學校也想不起用什么激勵機制來鼓勵教師們進行學術研究。更重要的是，那時的一般學校也拿不出多余的錢來激勵教師們寫學術研究的論文。

　　當時也有老師在研究學術方面的問題，也在寫學術論文。但這都是靠著教師們個人自己的學術研究興趣來做的。另外，有個別教師，由于存在講課方面，或者因為口齒、或者因為方言口音方面的問題，實在無法登上講臺，于是學校也就不排他們的課。這些教師倒有可能在大量的空閑時間里研究一些學術問題，撰寫一些研究論文。但這樣的情況是極少數。

　　到了九十年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因為這時已經開始有更多的教師愿意進行學術方面的研究，也愿意向學術期刊投稿，發表論文。這些寫作與發表論文的教師依然是依賴于他們個人的學術研究興趣。但還是有更多的教師對此依然不太感興趣。在他們看來，有點空閑時間干什么不好，寫學術研究論文有什么用? 沒人給你發錢發獎金。而且你發表了論文，和沒有發表論文，在收入上也沒有差別。當時還沒有進行大范圍的職稱評定，所以人們也看不出發表了論文的教師與沒有發表論文的教師在待遇上有什么區別和不同。

　　后來，大概校方普遍認為，要提高一所高校的學術地位，教師們要研究學術、發表學術論文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于是，各個高校就開始制定有關論文發表的指標，以及與指標掛鉤的獎勵辦法，以激勵更多的教師去研究學術，發表論文。在這樣的外在環境下，確實有一些原來不太想動的教師現在都動了起來。他們開始愿意花些時間，來考慮學術方面的問題，也盡力開始撰寫相關的學校論文，并且尋找投稿的刊物和機會。

　　在這個時候，職稱評定就與論文寫作掛上了鉤。職稱評定不僅要有足夠的論文發表數量，而且還要規定論文所發表刊物的級別。嚴格說來，刊物級別其實很難確定，更沒有一致的標準。但是人們自有一套辦法。比如說，就文科學科而言，能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文章被認定一定是高質量、高水平的。至于其文章內容到底如何，水平如何評定，質量如何確認，都只是依靠所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來定。如果是發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的文章，一般也會被認為水平不會太差，但比起發在《中國社會科學》的文章就會被認為一定稍有遜色。如果是發在地方師專學報上的文章，不管是哪一級的評委，都不會認為這是一篇具有較高水平的學術文章。不過，有一年，可能是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在評定本單位優秀論文時，沒有遵循這種只看刊物級別的辦法，而是對申請報獎的論文逐一認真進行研究和討論。最后有一篇優秀的論文被評為一等獎。而發表這篇論文的刊物只是寧波師范專科學校的學報。

　　看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還是敢于走一條自己認定的正確道路的。只是這樣的單位在現實中實在太少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家也扭轉不過來那種形而上學的思路和辦法。絕大多數高校在評議論文時，首要的標準就是看論文發表在哪個級別上的刊物上。我問過負責論文評估的一位負責人。他的回答倒也直接，他說，如果挨個讓評委進行盲評，那么這個成本實在太高了。時間成本、人脈成本，費用成本，主要就是時間成本負擔不起。而憑著刊物的級別來評審，至少可以先刷下來一批，后面的再進行細評，就會省事得多。

　　圖省事，這是這類論文評審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方式指標，省事就意味著成本的節約，雖然可能里面會把真正質量和水平都很高的論文給評下去，而讓那種很平庸、無建樹、無特色、水平很一般的，但因為有人脈關系的論文被評上來。這既不公平，又很荒謬。

　　再后來，在評定職稱方面，又在給教師壓上新的法碼。教師們不僅要寫足夠數量的論文，而且還必須要有課題。這里的所謂課題，必須是別人給經費的。如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如果申請不到基金，你找一個單位同意給你贊助，給你一個課題，憑這樣的課題，也能在職稱評定上占有一定的分數。我就看到過，一位研究邊疆史的歷史學者，為了評職稱，通過關系弄到一個城市自來水公司的什么課題經費。這個學者的研究方向，跟自來水一點關系也沒有。然而他如果沒有這個課題以及隨之而來的經費，哪怕這筆經費只有一兩千元，那他要評審教授，是沒有跨過門檻值的。這是不是相當于逼著鴨子下鵝蛋?

　　后來，在申請正高職的條件上，有的學校又加上一條要求，申請者必然在國外有過留學的經歷，或者至少在國外進修三個月以上。于是沒有出過國的老師們開始通過各種方式請國外的大學給自己發邀請信，以便能夠爭取到做三個月及以上時間的訪問學者。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們自己要搭上多少錢，沒有人統計過，但肯定是要自己搭錢的，不搭錢，國外的大學憑什么給你發邀請函? 老師們心中的苦處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后來北京大學搞出一個據說是跟美國學的tenue方式，搞什么非升即走，其他高校也有樣學樣。這就弄得高校一大幫準備申報副教授的博士，以及準備申報正教授的副教授們雞飛狗跳。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在辦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學嗎? 這不是把老師當成資本主義被雇傭的勞動者了嗎? 這種tenue哪里顧得上教師們的死活? 哪里還要考慮教師們將來的生計。純粹就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你能干就讓你干，你干不了，達不到我的要求，那你就必須走人。至于你將來能不能找到工作，工作是否理想，是否符合你所學的專業，你的生活靠什么維持，對不起，這都不是校方要考慮的問題。

　　這個所謂tenue現在是不是還在堅持，我不是太清楚。似乎有的高校還在搞這一套，有的高校發現這一套并不怎么樣，整天搞得教師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也就放棄了。那種管理方式不要說提高教學質量了，連維持教學的正常秩序都有困難。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管理辦法，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

　　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學肯定不能再接著走這樣的路子。人們都說，教育的關鍵要素就是教師。如果教師整日人心惶惶，心不在焉，這樣的教學怎么可能會出來高質量? 這不是在提高教育質量，這是在摧毀中國的教育事業。出這個主意的人說是該殺可能有點過分，但絕對是應該得到必要的懲治的。有人說，搞教育，必須要讓教師心情舒暢。這么多壓力壓上來，教師們心情如何才能舒暢。這沒有任何可能性嘛！當然，高校的管理也是必要的，但管理必須人性化，不能搞泰羅制的那一套。

　　資本主義的泰羅制，或許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壓榨出一定程度的效率，但絕對不可能讓人的心情得到任何愉悅。而任何創造力和想象力要發揮作用，一定是需要在心情愉悅的環境中。壓榨出不來創造力。說句不恰當的比喻，要讓牲口干活有勁，除了要給牲口吃精飼料以外，還有一點，就是不能總用鞭子抽打它。鞭子的抽打或許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逼著牲口加勁干活，但時間一長，牲口肯定會心情壓抑，絕對影響干活效率。人更是這樣。泰羅制的管理可能在短時間內提高勞動效率。但這樣的效率絕對不可能持久。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力的使用壽命一定會快速縮短。資本主義的歷史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今天，如果我們的高校還在用那種資本主義的壓榨方法，以圖獲得較高的教育效率和科研成果，絕對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國內某些高校的這種管理方式，與美國當年在工業生產企業管理中所使用的泰羅制十分相似。所謂泰羅制就是把工人在班上的時間計算得非常精確。你在班上應該工作八小時，那么對這個八小時要做到最充分的利用。生產一個工件要用多少時間，那么在八小時之內就必須要達到這個生產定額。在八小時內，可能把你吃飯的時間，上衛生間的時間都打出來，那么剩余的時間必須全部投放在工作當中。這樣把所有的時間都掐得非常精準，一秒鐘都不會被浪費。這就所用所謂科學的方法來榨取工人來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

　　這些年來陸陸續續聽到一些悲劇的發生。在某個高校，有某個在職的博士，因為沒有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被評為副教授，前景可能非常暗淡。這個情況導致這位博士焦慮萬分，一時想不開，走了絕路。這不是一般的悲劇，這是很大很嚴重的悲劇。國家培養一個博士是多么不容易。博士自己走到今天也多么不容易，就為一個很不人性、很不合理的規定就斷送了寶貴的生命，這實在太令人痛心了。別的不說，如果這類事件今后還會發生，證明我們的高校管理確實出了問題，而且出的是大問題。這樣的狀態必須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如果我們的高校也像資本主義的企業對工人那種榨取剩余價值的方式來對待我們的教師，那么我們的高校就成了什么了？這樣的高校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高校嗎？這樣的高校還能培養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嗎？答案只能是，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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