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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 —— 以色列的意識形態小課堂

月卿小語 · 2023-10-13 · 來源:月卿小語公眾號
巴以再起沖突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相比于關涉以色列的知識,相關認識裝置對中國當代右翼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功能倒是我們必須記住的。

  【原編者按】

  值此巴勒斯坦人民向錫安主義占領當局發動又一次因提法達或起義的時機,我們將兩篇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的舊文再次重發。其中,“區別——以色列的種族主義小課堂”一文,其主旨意在揭露,某些自命進步派甚至左翼的人士,是如何可能在該問題上使用“進步”話語贊助殖民主義的;而“一國方案”一文,則是在成熟研究的基礎上,揭露西岸與加沙在不同程度上已經“班圖斯坦”化,成為以色列當局的殖民地,因此兩國方案只不過是這一既有事實的合法化與完成,而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在重發這兩篇舊文的同時,我們對于相關問題,準備提出以下七個論點,它們或在我們的既往言說中有所提及,或者是新做的表述。由于時間關系,我們對這七個論點都暫時未做論證,而只有“說明”。

  一、巴以問題在本質上不是民族宗教沖突,甚至不算“侵略與反侵略”,而是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是同一政治-經濟實體中的種族隔離、階級壓迫和內部殖民主義問題,一如白人南非,縱使再設立多少“黑人家園”,也無法拯救其政權的合法性。正是這種政治判斷,使得我們必須采取非國大等組織在反對南非白人政權時適用的人道主義標準,與其他一切反殖民主義運動(涉及到中國,則是從義和團運動到東北抗日戰爭[注1]中)適用的人道主義標準,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國家間沖突,甚至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反侵略戰爭所適用的人道主義標準,來評價巴勒斯坦抵抗者一方的任何政治行動。

  二、在本次起義中,一些人士出于對哈馬斯運動的原教旨性質,及其在加沙地帶對其他巴勒斯坦政治組織成員的長期迫害這一事實,認為哈馬斯沒有資格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又或者指認本次出擊是冒險主義、投機主義的,只會給巴勒斯坦人帶來更大的痛苦,本次出擊打擊了許多非武裝目標,不利于抵抗者的輿論形象,等等。哈馬斯運動的專制、野蠻與暴力,在本質上是以色列國家專制野蠻與暴力的鏡像;以色列在該組織出現的早期,曾暗中對其予以扶植,試圖分化巴勒斯坦的抵抗運動;以色列對加沙的嚴密封鎖,又在客觀上令加沙地區的居民缺少不與哈馬斯發生關系的現實可能性。哈馬斯或許不能代表人民,但人民已經在哈馬斯之中進行了抵抗;我們對抵抗運動,不能僅僅根據其發動者理論上的意識形態來評價。何況,退一萬步說,即使采取“抵抗者不該參加反動的抵抗組織”的嚴苛標準,隨著巴人陣、巴民陣等派系宣布參戰的消息,我們也能夠指認當下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存在著激進政治派別的參與。實際上,同樣的標準正適用于華沙起義,部分自詡自由左翼的人士,對局勢的判斷還不如最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至少沒有“正統派”會不許華沙的波蘭工人黨人與他們掌握的人民近衛軍武裝參加華沙起義,盡管他們在事件當時或后來都堅持了“國家軍分子是反動右派,華沙起義的發動是政治投機,只會增加不必要犧牲”這一政治判斷。

  三、考慮到加沙地區多年來在嚴密封鎖中實際上已成為一座集中營這一事實,或許可以簡單地把當下的戰斗,理解成一次大型越獄活動。從第一天流出的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自出生后可能從未離開過這座監獄的年輕人,在越過隔離墻,進入以軍兵營,向以色列政權腹地挺進時的那種解放感和解脫感。這正是法農一再向我們描述過的那種在反殖斗爭中,個體成長為完整的“人”的過程;當然不必非要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僅僅從個體的角度而論,我們也能理解這次行動的正當性。

  四、本號曾論及,自2008年以來,國內主流民間輿論在巴以問題上從親巴轉向親以。無需諱言,自2018年以來,隨著國際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關系的變化,表面上看,國內主流民意在巴以問題上產生了二次翻轉。有一些自認進步派的人士,存有不愿與國家主義者甚至一些反猶主義者“同流合污”的潛在心理。然而,觀察意識形態周期,和考察經濟一樣,同樣需要既注意短波,又注意長波。國際政治形勢造成的“和總路線一起搖擺”或“國家的立場就是我的立場”之短波,本質上是從屬于整體生產關系變革與意識形態范式轉變的長波的。以色列作為認識裝置,對當下國內在經濟社會上的主流秩序的支持,與對國內影響深遠的右翼意識形態再生產起到的作用,并不會因為本次短波的發生而得到改變。我們所可能做的,不是因此不再參與批評以色列,而是與國家主義者相比,更加深入地批評以色列。

  五、對于上面說到的以色列在中國作為右翼認識裝置的作用,可以稍作補充。最突出的一點是,以色列成為有機地縫合中國新老右翼話術的認識裝置;來自老右翼的、學自美國福音派保守主義的二手種族主義,其特點是本質主義的,從“民族性”出發認知“族群”文明程度的話術,并將他們所想象中的“猶太人”安放在這種話術階梯的頂端;而更本土、更有機的新右翼,則采取發展主義視角,在線性進步的尺度上,安放各族群的“現代化成績”等地;這兩種話術的和解,往往發生于以色列的話題之下。此外,以色列還有效地將軍國主義神話、單一民族神話、現代治理技術的無害化應用神話有效地輸入到中國。而巴勒斯坦則無法給國內右翼提供除了再生產我們借阿富汗等問題聊過的后第三世界想象之外的任何幫助;至于僅僅根據當下的國際政治格局對哈馬斯的支持與辯護,它們無法長遠地參與當下中國內部意識形態的重塑,只能作為“神-兔”二元對立中的一方,加入既有的話語脈絡中,投入完全無效的、非生產性的話語裂解與增值中去;也就是說,看似聲勢浩大的右翼支持巴勒斯坦的風潮,完全無法給右翼話語帶來任何有機的提升,而不像之前右翼對以色列的支持那樣,是真實有效地在“學習”以色列。在這個意義上,完全不必擔心支持巴勒斯坦會不會給右翼遞刀子。

  六、巴勒斯坦一方第一天的突襲成功地使以色列政權的“國家機器”短暫停轉,但以色列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分鐘都沒有停轉;基于當下當地長期以來處于總體對抗這個事實,我們必須時刻牢記以色列“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性質;此外再考慮純粹軍事方面可能存在所謂“戰爭迷霧”,因此我們無法確信雙方發布的大多數信息,無論是以方聲稱的無差別射殺非武裝人員,還是巴方聲稱的有意識地保護非武裝人員,除了只表現自己一方的那些,例如反應以色列人開車向北奔逃的視頻及其中的驚惶感,反應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腹地和軍營的視頻及其中的解放感。退一步說,如果若干時間后的獨立研究與觀察能證實巴方的若干人道主義意義上的錯誤乃至罪行,我們也必須參考論點一來評價這些令人遺憾的事實。

  七、本次事件中,所謂以色列公民以外的許多外籍勞工也遭受到波及;這甚至影響到了一些自命左派的勞工母國政治領袖的表態,例如尼泊爾的前游擊隊領袖普拉昌達。這個事實是目前為止我們能夠確證的信息中最令我們遺憾的。但是,如果將來能夠證實,哈馬斯人員在行動中確實大面積地殺害或長期監禁了外來勞工,我們在譴責哈馬斯作為保守的資產階級政治組織對國際無產階級的暴行的同時,也更要同時譴責以色列作為新興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權對這些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以來的日常的剝削、壓迫和歧視;前文提及,哈馬斯面對以方的一切暴力都是以方日常暴力的鏡像;特殊時期哈馬斯對勞工的傷害,和日常時期以色列對他們的壓迫正互為表里。同時,以色列資本主義對遠方外來勞工的依賴、剝削、壓迫、歧視,也正與它日常中對巴勒斯坦勞動力和其國內的阿拉伯人、賽法迪猶太人、貝塔以色列人勞動力的依賴、剝削、壓迫與歧視構成一種連續,提示我們回看論點一種所揭明的該政權的性質;此外,附帶說明,我們不同意單獨使用“以色列是徹底軍事化的政權,沒有平民”為當下巴方(真真假假)的行動辯護,但,如果能同時認知到“以色列的軍事化”與“以色列的殖民主義性質”,我們就將認為,這是一種值得考慮的意見。

  注1:關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用一個知乎回答進行說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25103601/answer/3242903142?utm_campaign=shareopn&utm_medium=social&utm_oi=737024798885957632&utm_psn=1694776823458783232&utm_source=wechat_session&s_r=0”必須說明,這個例子并非暗示趙尚志的行為是完全正確,值得師法的,事實上,趙尚志的路線一直被其他抗聯領導人批評和抵制,他的錯誤是明顯的,并且,對他此類錯誤的反對本身被當下的民族主義神話利用,塑造被同志誤解和排擠的孤獨愛國者形象。這里只是提供一種理解巴勒斯坦人處境的參照。

  以下是我們的兩篇舊文。

  2021年發表序:

  在2017年九一一之前寫作的《九一一事件:一個中國左 派的回想》中,我們曾經提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態度由親巴轉向親以,癥候著中國的大眾意識形態現場進入了“后第三世界”時代。以色列是最好的老師,被中國右翼請來,讓我們學會使用文明沖突論來代替半吊子的階級分析,用“男人就該保護女人”的父權制代替“紅色娘子軍”式的女戰士,用“猶太民族國家”式的同化政策代替“中國各族人民”的“多元一體”想象。一句話,被以色列國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就在我們身邊,它不是整個大陸另一端的蠻觸之斗,而是深度參與了當代中國國家主義,大漢族主義,父權制意識形態的重塑。因此上,在今天的中國關注巴勒斯坦,同樣不只是為了巴勒斯坦,而是為了我們自己的未來。

  在這里,我們轉發兩篇文章,希望可以從側面為中國進步陣營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提供參照。

  區別:以色列的意識形態小課堂

  

  這張題為“區別”的圖片,在中文互聯網上已經流傳數年。圖中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穿墨綠色迷彩,身背嬰兒和火箭筒,蒙面躲在巴勒斯坦婦女身后,目露兇光。嬰兒身上纏繞c4炸藥,暗示將被用做人體炸彈;而婦女的面部特征包括厚唇、圓鼻和相比兩位以方人物較深的膚色—歐美種族主義敘事中深膚種族的所謂“種族特征”,她穿黑色罩袍,眼光瞥向身后,流露驚恐。以方士兵穿淺綠色防彈背心,的槍口方向越過巴方婦女的肩膀指向巴方武裝人員,目光堅毅,她身后的以方婦女穿黃色連衣裙,跪在地上,環抱嬰兒,面色凝重。畫面中的以方人物均露出擁有挺直鼻梁的正臉,整體色調明亮,巴方則反之。此外,兩個婦女比較起來,巴方婦女明顯身形更臃腫。

  國內的以色列的支持者傳播這張圖片,來表達對“保護婦孺”的以色列男性軍人打擊以婦孺為“肉盾”的巴勒斯坦武裝人員的支持。然而,伴隨這張圖片的流傳所內化的,不只是對以方軍事行動“正當性”的認可,更有明顯的父權制和種族主義內涵。首先,它默認女性的主要身份是履行母職,而男性才應該“保家衛國”;根據這個內化的父權制認識,人們才能識別出圖中巴方人員性別身份與“位置”的“顛倒”,并進一步根據圖中巴方人物的“深膚色種族特征”,將這種“錯置”安放在雙方的種族差序中來理解。具備顯著男性氣質、直面威脅、保護女性的白人男子漢,來回擊膽怯又卑劣、氣質陰柔的深色次男人(subman),這張漫畫只不過是十九世紀英國軍事小說里場景的再現罷了。這張圖片的廣泛流行,不僅成功地詢喚了一些不自覺地持有保守性別觀點,或內化了西方式種族觀念的中國網民,還教給他們“帝國的課業”,讓他們得以更自覺地習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規范。

  在這個語境下,這張圖片得以被“理解”所暴露的“無意識”,倒是準確地揭明了所謂巴以沖突的實質;那就是被殖民者面對殖民者全方位的暴力,從炸彈到符號。沒有這種對帝國主義基礎之上的東方主義集體無意識的人,是沒辦法徹底領受這幅漫畫的信息的。分析到這里,對于漫畫所表現巴方的情形與事實的偏差,我們就很容易指出了:巴勒斯坦的婦女甚至兒童在抵抗占領時,是可能主動參與的;這種參與正是塑造其中許多人政治主體性的過程;每個絕對軍事劣勢下的抵抗者都可能不得不采取非對稱的軍事策略,正如中國在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時的經驗一樣;如此等等。事實上,更有趣的挑戰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幅漫畫中描繪以方情形的事實偏差。

  類似的漫畫還有很多;這一幅增加了“地上”“地下”的意象,除了上文分析的意涵,還意在嘲諷巴勒斯坦人的“媒介游擊戰”,抱怨錫安主義者沒能被“正確”地識別為受害者。

  

  以色列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女性需與男性一樣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國家。(2015年韓國媒體曾報道朝鮮計劃對女性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但缺乏證據)。盡管在1994年之前,女性被禁止進入作戰部隊,但在此后,許多作戰單位也開始執行男女混編。在2018年,以色列國防軍33%的成員是女性,其中軍官和士官中女性占23%,90%的軍中職位都已向女性開放。在2001年之前,全體女性服役者還需要加入“女性軍團”(CHEN),但2001年該組織解散,據說,這標志著女性服役的理由已經從“解放男性人力進入作戰部隊”“變成“最大限度地實現女性的潛力”。70%戰斗人員為女性的“獰貓營”(Caracals)自2004年成立以來,一直在以-埃邊境,執行封鎖加沙的任務;而2014年成立的類似人員構成的“獅子營”(Lions),也已開始在西岸地區執行任務。在軍事行動中,以色列恰恰是全世界最充分利用女性人力的國家之一。

  在許多情形下,以方和親以人士同樣自豪地用以色列女性軍人的存在來為以方政權的合法性辯護;看起來,巴勒斯坦的女性參與擲石或抗議只能證明巴勒斯坦男性的怯懦,而以色列的女性向這些人開槍卻足以證明她們作為以色列人的勇敢。盡管以方并不諱言這種兵役制度僅僅起源于人力的稀缺,但他們由此確認,幾十年來這項傳統已經轉變為以色列女權主義成就的證明。事實上,以色列是如此靈活而又與時俱進地提供給世界不同的形象;面對保守派,他強調宗教、父權和猶太人的“白色”皮膚,面對自由派,就提供多元、進步、女性和性少數的權利保護。

  特拉維夫擁有亞洲規模最大的“同志游行”,并且在近二十年來號稱“世界同志之都”(是誰頒發的這個榮譽我可沒查出來,不過我查到,美國航空公司贊助的一項國際調查顯示特拉維夫是“2011最佳同性戀城市”);每年這場游行都會吸引至少三萬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第一世界的游客,2020年除外。圍觀過游行,導游會告訴你這件聽起來挺可怕的事兒:在距離“世界同志之都”僅僅30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性戀是違法的(指在哈馬斯控制下,在部分民事法律中適用沙里亞的加沙)。你還被告知,因為擔心生命安全,許多巴勒斯坦同志被迫的逃到了以色列”。還沒得到機會去目睹盛況也不要緊,在中文互聯網上想找到這樣的信息簡直易如反掌:例如知乎上的這個回答:

  “中東地區、乃至西亞北非地區伊斯蘭國家宗教盛行,社會保守,男女自由戀愛往往都是禁忌,更別談同性之愛。

  一些封閉落后、部落文化盛行的地方還存在鞭刑、絞刑、石刑、榮譽處決等等私刑,個人情感問題稍有不慎,不要說尊嚴與自由,生命都可能因違教之名被奪走。

  而以色列可以說是中東乃至整個西亞北非地區最自由、開放、法治、現代的國家,特拉維夫又是以色列最自由、開放的城市。在特拉維夫,LGBT群體很少受到歧視,可以活在陽光之下。

  這也許是因為,以色列是一個移民國家,來自美國及歐洲發達國家的猶太人數量眾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經濟收入較高,同時也帶來了歐美國家比較開放和包容的左派氛圍和腐文化。

  特拉維夫是這個地區LGBT群體的天堂,而且是唯一的天堂,但這個地區其它地方,對LGBT群體來說可能就是地獄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6035634/answer/403539749)

  這個回答非常好,好就好在,它把以色列的“多元文化主義”與“來自美國及歐洲發達國家”的身份聯系起來理解,挑明了以色列自己不便挑明的線索:右翼的對自己種族身份帶來的德性的確認,與“左翼”的“多元開放“,統一于“中東”之內的“歐美”這種嵌入結構中。

  不過,在和游客年年同慶的特拉維夫之外,以色列的性少數權利落實的履歷就沒有那么完美了。以下是淡藍LGBT資訊的一些報道:

  “據《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2月22日報道,以色列LGBTQ平等協會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20年該國共發生了2696起針對LGBTQ人群的暴力攻擊案,平均每個3小時就會發生一起,相比2019年的2125起增加了27%。選擇報案的受害者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包含順性別和跨性別女性),而男性僅占1/3。在2020年,有約315位年輕LGBTQ人士因為性別和性取向歧視離開以色列,這一數字比2019年增加了16%。據該組織主席Nurit Shein分析,由于新冠疫情爆發,滋生了群眾的暴力情緒,她呼吁所有性少數人群勇敢舉報暴力事件。”

  【以色列每3小時就發生一起反同暴力攻擊案】

  “以色列教育部長堅持捍衛同性戀轉換療法 :以色列教育部長Rafi Peretz表示,他認為所謂的“同性戀轉換療法”可以發揮作用,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說,這樣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其他政客和同性戀團體也表達了批評。”

  “據以色列新聞ISRAELHAYOM1月11日報道,擁有千萬粉絲的猶太教拉比(猶太教對宗教導師的稱呼)丹尼爾·阿索爾(Daniel Asor)在社交媒體告誡他的信徒們:"應該避免注射新冠疫苗,它會讓你們變成同性戀者。"

  嗯,你們也許注意到了,總理內塔尼亞胡先生的態度令人暖心。不止這一次,2015年,耶路撒冷的同性戀游行出現槍手射擊,造成兩人死亡多人受傷后,總理內塔尼亞胡在 8 月 2 日的內閣例會上嚴厲譴責這起令人震驚的兇殺案,并下令追捕嚴懲兇犯。他說,“以色列是民主、寬容、法制國家,任何人都應得到尊重。”也是這位內塔尼亞胡先生,在2018年8月30日在以色列總理官方推特上發言說:

  “弱者將崩壞、被屠殺、被從歷史中抹除,而強者不管是好是壞,都會生存下去。強者為尊,強者有盟友,最終和平也歸于強者。”

  以色列性少數群體是否能永遠屬于這樣的強者,我暫時無法判斷。

  剛才我們談到了,加沙地區由于哈馬斯在部分民事案件中推行沙里亞法,使得同性戀入罪。2013年,以色列拍攝了一部以加沙地帶出身的巴勒斯坦男青年Nimr和以色列男青年之間的戀愛為題材的電影《暗之光》,前者因此遭到追殺。讓我們看看其中一位中國觀眾的觀后感吧:

  “本片的內容就像是電影名字所提示的那樣,都是注重在“逃離黑暗”。

  這里的黑暗所包括的是黑暗的生活,黑暗的家庭,還有黑暗的國家.....黑暗的國家明顯就是指一見到同志就’解決’的巴勒斯坦。Nimr最大的難題還是國家這關,不管他怎么做,國家是不會放過他的,最后才會讓他絕望到產生逃離國家的想法。”這部電影當然有更豐富的內涵,但是這一種解讀,卻也足夠展現出,使用“進步”話語給錫安主義辯護的潛力和效果了。我當然不是說巴勒斯坦人不該去爭取他們遠遠還沒得到的相關權利,但這顯然不需要占領者賜予——何況占領者有并無意賜予呢;在本片中,以方不曾接納Nmir,他的男友只得為他策劃一場風險極大的前往歐洲的出奔。據說,一些真的前往以色列尋求庇護的巴勒斯坦性少數群體,往往會被以方軍警驅逐或逮捕,以方不承認他們擁有公民的權利,自然也不可能落實作為其中一項的性少數權利。

  而加沙地帶親密關系對沙里亞的參照也無非與以色列長期以來的法律實踐形成某種對稱:1953 年以色列議會頒布的《拉比法庭裁決 ( 結婚和離婚) 法》 ( 5713 - 1953) 第一部分規定,“以色列猶太人的結婚和離婚事宜,要接受拉比法庭的裁決。”第二部分補充條款進一步申明: “以色列猶太人的結婚和離婚事宜必須按照猶太宗教法執行。”多提依據,該項法律還規定,男女雙方必須信奉同一宗教,方可結婚; 若雙方信仰不同,則一方必須改宗另一方宗教,才可以結為合法夫妻。在以色列之外完成的民事婚姻、異教通婚以及同性婚姻在以色列被認可,但是在海外締結民事婚姻的夫妻也只能通過以色列的正統派拉比法庭才能離婚。而在拉比法庭,妻子可以提出離婚,但是只有在她的丈夫同意并給予其離婚文書的情況下,離婚方能最終生效。

  為了完整的離婚和結婚權利,以色列的女權主義者與性少數群體進行了多年的斗爭;直到2016年,女性離婚權利在民法上才打上補丁;此后,妻子可在民事法庭起訴不愿意在宗教法庭上出具離婚文書的丈夫來實現離婚。而2020年6月21日,特拉維夫-雅法市政府宣布,為紀念同性戀驕傲月,同居的同性情侶們可以在市政廳登記結婚;這是以色列第一次出現非宗教的婚姻登記,不論是異性還是同性。

  以色列的這種法律實踐當然是為了“猶太民族國家”的夢想;不保留宗教機構的民事職能又怎么讓母語、風俗、傳統文化和社會地位截然不同的各種“猶太人”被塑造成以色列所需要和錫安主義所設想的那種“新猶太人”呢?以色列女作家莉莉 · 拉托克在《希伯來女性作家:作為局內人的局外人》如此論述“猶太復國主義革命中的男子中心論”:“猶太復國主義理念中‘新猶太人’的理想反應了‘男性革命’的夢想 , 從軟弱被動向強大而具有進攻性的行動主義變革。戰斗著的本土以色列人的神話 , 堪稱伴隨著在巴勒斯坦定居、尤其是以色列建國而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副產品 , 也導致了女性的邊緣化。對于置身于父權制階層中的男性評論家來說 ,只要女性創作不會公然挑戰傳統的猶太復國主義理念與女性特質,就可以接受。”

  以色列從建立政權伊始就像所有殖民主義政權一樣,不得不走向男性中心主義的軍國主義模式中。盡管以色列當權者不斷地、尤其是在近二三十年中努力為這架軍國主義機器涂上一點粉色,也無法改變它的實質;這種實質就從最能得到親以分子共鳴的我們篇頭分析的那些漫畫中和我們不期而遇。

  對于中國人來說,最該注意的是,盡管以色列“進步”與保守的兩個面向都被用來維護它在結構性權力關系中的上位,但前者的效用主要停留在特定的亞文化圈子中,而后者的傳播卻更加“出圈”得多。這提醒我們,更應該警惕的,是哪一種方向上的危險:相比于關涉以色列的知識,相關認識裝置對中國當代右翼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功能倒是我們必須記住的。

  

  小鎮做題家大概都見過這幅漫畫

  原編者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色列內部,錫安主義“左翼”為軍事占領提供的技術支持就遠大于“右翼”(后者更多提供的是意識形態動員),正像近期哲學社所譯介的《以色列軍隊是如何逆向實踐后現代哲學的》一文中采訪到的以色列軍官那樣:“他的政治立場與以色列人所說的猶太復國主義左派一致。他的投票在工黨和梅雷茲黨之間交替進行。他的立場是,以色列國防軍必須放棄在被占領地區的存在,來換取在這些地區自由通過的可能性,或者在那里產生他所謂的‘效果’,也就是‘展開軍事行動,如空襲或突擊隊襲擊,在心理上和組織上影響敵人’。”

  

  Antifa是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所以無法避免其名義被少數參與者使用。多數Antifa的參加者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還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而同樣有趣的是,以色列的相關宣傳作為一種認識裝置,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被用來縫合建制派內部的“左右翼”立場,統一于實質上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對于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來說,“文明”內容的更新有利于“文明”使命的延續,通過將線性進步的時間空間化于地球儀上,他們得以將不需要“主體”的抽象“進步”出口到那些蠻荒之地中去。在2004年寫作的《“白人無辜、西方至上”—西方女性主義在“反恐戰爭”中的作用》一文中,蘇娜拉·托巴尼就曾批評當時出版了小冊子《新反猶主義 :目前的危機和我們必須要做的事》(The New Anti-Semitism: The Current Crisis and What We Must Do About It) 的第二波女性主義奠基人之一菲利斯 ·切斯勒(Phyllis Chesler)  , 她在這本書中指出美國和以色列都是二者共同的死敵— 穆斯林的襲擊目標 , 也是 這 些 穆 斯林所信奉的 “ 恐怖主義 ” 政治的襲擊目標 。盡管多數論點都是右翼的文明沖突論之類的陳詞濫調, 她的“貢獻”在于 ,通過強調這種“沖突”的性別維度 (即“厭女”的伊斯蘭對“尊重女性”的基督-猶太教), 給原來被大部分女性主義者認定為反女性的新保守主義披上了女性主義的外衣。通過逆練某種“反X先于主義”的“統一戰線”,“左右”之別被國野之辨、夷夏之分代替了。

  在中國語境中,事情又有一點并不算離譜的變化:作為認識裝置的“以色列”,除了如本文開篇的那個例子,系統地傳授給中國右翼一套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世界觀外,還得以通過后續的“進步”、“文明”、“發展”形象的營造,“幫助”中國人“校正”我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使這些能指的所指向右側滑動。它得以與中國境內新興國家主義右翼對相關概念的用法相配合,進一步剝奪這些概念在中國語境中因為中國確曾發生過的革命實踐而曾經保有但后來已經有所流失的“革命性”潛力,而更使得它們與“秩序”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至于個別以親以著稱的網絡活動家筆下的“進步”和“勞動者維權”成了直接的對立關系。

  于是,我們的未來就和以色列占領下的巴勒斯坦地區一樣光明了;在那里,“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不過,知識依然還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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