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誰制造了地域黑？一個河南人談“南陽迷笛”事件（上）》

　　“南陽迷笛音樂節盜竊”事件在網絡上引發了大量討論。

　　呂德文老師在“南風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迷笛搖滾節，要反思的不是當地群眾》的評論文章，某位正能量大V嘲諷說：“我先去反思了，雖然我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如此嘲諷，說明這位大V確實沒看明白呂德文老師“在說什么”。

　　呂德文老師在文章中并沒有去要求網友反思，而是旗幟鮮明地寫道：“最值得反思的可能是當地黨委政府的群眾工作。”顯然，大V沒必要自作多情地去“自我反思”。

　　呂德文老師在文章中寫道：

　　南陽迷笛音樂節的“偷拿”事件，需要反思的不是當地群眾，而是作為活動組織者的地方政府。

　　其組織活動當然是有技術上的漏洞的，比如，樂迷還沒有完全撤離，就對現場解除了監管……

　　這次活動有四萬多志愿者……社會動員的規模不可謂不大。但是，這些志愿者是誰呢？他們可能是黨員，機關干部，各行各業的熱心人，但顯然不是那些最普通的群眾，對搖滾一無所知的農民。

　　活動主場周圍村莊的普通群眾……他們是“看客”，活動辦得再好，地方政府和志愿者再怎么覺得有意義，也都和普通群眾無關。迷笛音樂節本是群眾性活動，搖滾精神也本包括自發、自覺和自主意識，樂迷是有這些意識，但作為東道主的當地群眾，卻沒有機會，也沒有主動性去參與，出現匪夷所思的事件也就不奇怪。

　　志愿者本該是普通群眾的積極分子，但現實中，他們都是有體制身份，或者自視精英的人。一開始，他們就不來自于群眾，當然也不存在到群眾中去。也因此，他們也就很難在自然而然的過程中團結中間分子，抵制消極行為。

　　“開啟民智”、“教育群眾”，類似這種說教，其實是沒多大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要讓普通群眾成為這個社會的主人。說不好聽一點，在別人家門口舉辦公共活動，卻把別人當看客，也就別怪別人不配合。

　　筆者之所以要把呂德文老師的原文大段地摘錄到這里，就是因為筆者認為這些話寫得很準確、很有力，簡直是字字珠璣。

　　呂德文老師是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長期關注和研究農民、農村問題，每年都要花大量時間帶領學生扎根湖北的農村做社會調查，把“回鄉見聞”作為學生學術訓練的重要形式堅持了十幾年，筆者幾乎每篇必讀。所以，筆者認為，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上，中國的學術界還真沒有幾個人會比呂德文老師更了解實際情況。

　　不過，如果離開了歷史演變過程以及歷史成因的具體分析，呂德文老師的這篇文章的確容易給那些資產階級的道德家以及法律專家們留下口實，特別是上面摘引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略帶戲謔的話。

　　筆者是土生土長的信陽人，與南陽毗鄰，風土人情頗有相似之處。筆者就以自己家鄉風土人情的演變為例，來為呂德文老師的文章提供一些旁證。

　　盡管為地域歧視提供佐證的偷盜、詐騙行為，僅僅是發生在極個別少數人身上，但是，筆者家鄉整體社會風氣的變壞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社會風氣又是什么時候開始變壞的呢？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講過爺爺因為當了兩年國民黨的保長，家里被劃成地主成分的事。不過，筆者的大伯還是因為有小學文化、能力突出在70年代當過生產隊的小隊長。小時候他經常會表達對毛的不滿以及對鄧的感激——因為我們家是到1980年前后才被摘帽的，不過當小隊長的經歷仍舊是他引以為豪的一段高光人生。

　　有一次家里來了客人，談起村干部腐敗的事，他就講起了他當生產隊長時帶隊去駐馬店給生產隊買牛的事，講他如何公私分明、絕不貪污。大家在途中口渴了，在市場里看到賣西瓜的，幾個人還要爭論一番應不應該動用公款，最后還是決定先用公款買幾塊西瓜吃，但這幾分錢的賬也要清晰地記錄在賬本里，大不了回到生產隊引起爭議再自己補上……大伯講這段經歷是為了“自我表揚”，并沒有打算歌頌那個時代。

　　1982年，我們村在上面政策的要求下，匆忙地按家庭人口數分了地。但是，第一次分地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各家分到的土地質量差別比較大，這引發了很多人的不滿；第一次分田單干也不徹底，生產隊的打谷場仍舊沒有分配，生產隊的農機具也沒有分割，收獲時節大家輪流使用出現了很多扯皮的情況，這也引發了一系列矛盾。

　　于是，到1985年，在絕大多數村民的一致要求下，我們小隊進行了二次分田。大伯當時還是小隊長，于是小隊的每個家庭派出一名代表，聚集到我家開會。在會議開始前，只有小學文化的大伯已經挨家挨戶走訪了一遍，聽取了各家的意見，然后起草了一份分配方案。會上大伯首選宣讀方案，然后大家逐條討論，逐條舉手表決。總的原則就是肥沃的土地與貧瘠的土地分開，水田與旱地分開，離村莊近的地與離村莊遠的地分開，然后再按家庭人數平均分配。

　　原則確定之后，各家代表再一起到田地里丈量、打樁、標記上編號，最后再回到我家抽簽，這樣就能完全保證各戶公平地分配到不同質量的土地，但與之同時也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土地碎片化。

　　生產隊原來的打谷場也在被分割之后平均分配，后來村里就沒有專門的打谷場了，筆者兒時經常去玩耍的，曾經用來給社員開大會、看戲、放露天電影的地方隨之徹底消失。

　　之前沒有分下去的“車水機”這樣的大件木制農具被鋸成了小段，各家拉回去當柴燒；生產隊的拖拉機、脫粒機、柴油機、水泵……拆的拆、鋸的鋸，各家按照重量平分，拿回去當廢鐵賣。這個過程倒是絕對的公平，只是已經初步實現機械化的村莊，一夜之間回到了完全靠人工、靠畜力的時代。

　　筆者后來曾經問過村里的多位老人，第一次分田之所以進行得很匆忙，是因為生產隊里大多數社員起初是不愿意單干的，在政策要求下才匆匆分了地；而二次分田是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進行的，諷刺的是，二次分田所采取的“生產小隊開大會”的民主評議形式，恰恰是“大集體”時代的制度性遺產。

　　這是多么諷刺的一段歷史，相當于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大公無私”和“集體主義”，在官僚脅迫下最終瓦解了集體主義。

　　分田單干之后，農村的兩極分化迅速出現了。

　　筆者大伯因為身體殘疾，終身未婚，所以也一直沒有與筆者父親分家，所以筆者家里的壯勞動力算是比較多的。而大伯之所以能當上小隊長，就在于他種田是一把好手，公社農科站傳授的科學種田知識，他掌握得最好；筆者的父親在70年代就以招農民工的形式進了縣里公辦的建筑隊，80年代建筑隊成了建筑公司，最后被私人承包，父親也失去了轉正當工人的機會，不過收入還是可以的。所以，在1985年的時候，筆者家里就在緊挨著的三個小隊里第一戶蓋起了磚瓦房。

　　不過，筆者家里靠“誠實勞動”與其他農戶拉開的這點差距，與當時的村支書比起來，完全是小巫見大巫。大隊唯一的一家社辦工廠和農科站原有的土地都被他家承包了，很快成了第一個萬元戶。后來的二十余年時間里，村里陸續換了幾任村支書，無不成為先富起來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先富起來的人。

　　新世紀沒過幾年，縣里搞大開發，要建新城，原來的大隊有差不多一半的土地納入拆遷征收范圍，這時的村支書又換了個相對年輕的，不過卻是“混社會”出身的。前幾任村支書的“手段”，與他比起來更是“小巫見大巫”……

　　隨著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村里的風氣再也不似以前了，攀比之風逐漸盛行，鄰居之間也不似以前和睦，動不動就因為一些矛盾起爭執，甚至大打出手。

　　大躍進時修建的用于蓄水和養魚的池塘，慢慢地被村民侵占，逐漸萎縮成小水洼直至消失；農業學大寨時修建的連接干渠的支渠和毛細渠也被村民在修田埂時一點點“剝奪”，最后大家只能靠抽地下水灌溉。

　　以前每戶人到冬天都會在院子里曬臘肉，但是8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戶人曬的臘肉在晚上就被人翻墻偷走了，緊接著連續發生幾起盜竊事件，此后，盜竊的事隔三岔五就會發生。筆者隔壁的兩兄弟因為學習成績差，很快就輟學出去打工，但不久就聽說因為盜竊進了監獄。

　　另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賭博風氣自80年代中期以后又開始泛濫起來，有些人因為幻想一夜暴富而嗜賭成癮，最后鬧得家破人亡。筆者三表姐夫原本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就是因為染上了賭博，欠下巨債，最后遠走他鄉，這么多年都不敢回來。

　　可見，正是單干之后的市場社會，把一個個原本已經建立了“公心”的人，規訓成了一個個完全“為自己的人”。

　　當然，并不是說被市場規訓過的個體農民就沒有重新組織起來的可能。

　　1987年，我們相鄰的三個自然村的村民想接通居民用電，政府只愿意出變壓器的錢，大伯就組織村民平攤通到村里的電線和電線桿所需要的款項。為了節約經費，我們沒有找專業的施工隊，施工過程戶戶出勞力，男女老少齊上陣，把事情做得一絲不茍。消失了數年的“集體勞動”的場景似乎又回來了。

　　新世紀縣里把水泥路修到了村委會，偏偏通到我們自然村的最后一段沒有人管，又是村民們自己平攤籌資，家家戶戶出工出力，帶著自家的工具上路干活。在這個過程中，路修多寬、筑基的石頭鋪多厚……從工程設計、工程預算到工程實施，所有的細節都是大家集體商量的，而且賬目清晰到每一分錢，沒有人多吃多占。

　　這兩件事令筆者印象深刻，就是在于其所呈現的景象與村里日常的風氣完全不同。

　　不過，有一件事卻是一個反例。因為農業學大寨時修建的水渠日益失去功能，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縣里搞過一次“以工代賑”，動員附近幾個行政村重新修了一條水渠。材料是縣里統一采購，規劃、組織全是官員在做，村民只是作為勞動力出工掙勞務費。最終，這條新水渠修出來后成了擺設，新修的渡槽和幾處壩地都出現了漏水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水渠高程控制得十分粗糙、渠水根本引不到位。

　　這件事與前兩件事相比，雖然都是事關村民的切身利益，但卻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差別，就是前兩件事中，村民不僅僅是參與者，更是組織者，群眾的智慧、群眾的力量都充分調動發揮出來了；而后一件事，村民卻僅僅是拿錢干活的勞動力，水渠該怎么修完全是官僚拍腦門決定，修建過程村民也僅僅是聽從指揮的角色。

　　由這幾件事的經驗與教訓，我們再來看“南陽迷笛音樂節盜竊”事件，就會發現呂德文老師的分析是多么的切中了要害。

　　所謂社會風氣變差，不過是一個表面現象，其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則是私有制的復活，以及由此導致的群眾的一盤散沙以及官僚對群眾路線的徹底背離。所以，真正該反思的，的確不應該是當地的普通農民。

　　我們都該思考一下：究竟是誰“偷”走了農民的主人翁地位呢？

　　最后，筆者還想再說一點多余的話。如果搖滾樂迷們也誤讀了呂德文老師的文章，那不妨“將錯就錯”，真的去自我反思一下。

　　無論南陽當地政府和公務員有多重視“中原迷笛音樂節”，但這個搖滾音樂節對于當地的普通群眾而言，的確是“水土不服”。

　　有人把“南陽迷笛音樂節盜竊”事件與美國的“零元購”相類比，筆者并不贊同這種戲謔的比喻，但某種程度上它的確更接近“搖滾”的本意；反倒是一群搖滾樂迷最后只能訴求于體制幫他們找回失物，這又是十分地不“搖滾”。

　　“搖滾”這種音樂形式，最初在美國的風靡是以“工人階級文化”為主要內容出現的，是對資產階級文化的偽善的反叛，然而，如今流行過來的“搖滾”卻日益成了小資產階級的自嗨，早已失去了其戰斗性。

　　南陽作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城市，留下過很多工業遺產。這些工業遺產在90年代以來的化公為私的過程中，又留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工人階級斗爭的故事。而近年來，南陽的農民同樣遭遇過土地被強制流轉以及鄉賢欺壓等不幸事件。如果搖滾樂都能夠像萬能青年旅店的《殺死那個石家莊人》那樣，去響應工人、農民的這種現實生活，也不會遭遇當地人完全旁觀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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