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年前的今天，1913年7月25日，袁世凱下令撤銷孫中山籌辦全國鐵路的全權，并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為“叛徒”，黃興和陳其美還被懸賞十萬和五萬元加以捉拿（此前，現在黃興的陸軍上將銜也被袁府剝奪）。

　　撲滅革命黨人的浪潮后，袁世凱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倫常”：

　　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紀。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茍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9月13日，北洋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全國各學校屆時必須舉行“尊孔紀念會”…

　　一項項尊孔政令發出，各種崇儒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文化復辟之風登時刮起，封建帝制重燃的勢頭也開始灼燒……

1

　　初始，袁世凱的尊孔還較為掩飾，未公然提倡“尊孔讀經”，而是以道德說教轉移視線，妄圖再度取代國民心中剛剛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進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凱為配合復辟帝制，開始加緊進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動，大造“返孔”輿論。

　　當年9月25日，袁世凱頒發《祭孔令》，公開恢復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

　　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

　　9月28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于早晨6點半抵達孔廟，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

　　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僅僅一年之前孫中山在南京宣布廢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復燃。

　　幾日之后，袁世凱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并自捐銀5000元相助。

　　其時，某些包藏私心的軍閥財閥首腦甚至向袁府發出請愿書，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

　　最為令人吃驚的，是曾經七次上書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

　　中國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

　　他還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中說：

　　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

　　毛主席曾在一次與中央同志們的談話中，回憶起學生時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燒的1911年，青年時的主席當時強烈主張一個人做新生民國的總理——此人正是康有為。

　　然而，經過世事沉浮和基層調研后，年輕的毛主席后來觀點是：

　　康有為雖寫了《大同書》，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推崇儒教的康有為失敗了，作為后輩的毛澤東卻依靠了中國千百年被殘酷統治的被剝削階級，親自找到了一條拯救中華民族和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新路：

　　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青年時的主席想要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畫卷。

　　其能否實現，必須依托于新的階級統治與先進政治力量的登場——那么前提，是必須砸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讓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主體階級完成從肉體到精神的“土改”。

　　從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后，舊制的士人士大夫階級依舊遍布中國的核心權力層。

　　他們只是趕走了拖著長辮的滿旗馬褂，卻讓自己成為了依然未變的「少數人」。

　　康有為是這樣，袁世凱更是這樣。

　　在恢復祀孔制度的同時，袁世凱還決定恢復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從新華門到天壇，全部是黃土墊道，警察出動、全城戒嚴、沿途街巷一空。天壇周圍密布著數千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到處皆布崗哨。

　　清晨三點，一輛裝甲汽車載著袁世凱出了總統府，向天壇駛去。在南門外，袁世凱下了汽車，換乘早已準備好的四角裝飾著瓔珞的轎車，到昭亨門下了轎車，又坐上竹椅轎直到天壇前。

　　到了天壇，袁世凱開始步行，這時天還沒亮，天壇前點著明亮的燈火，他在更衣殿換上離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壇頂禮膜拜，一切儀禮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幾乎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子臣”兩字改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

　　祭天大典從凌晨開始，一直進行到上午九點才算結束。

　　至此，袁世凱尊孔復古的目的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親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于是乎，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請愿團”紛紛出籠，好似一幅民主沸騰、眾望所歸之勢。

　　然而這些所謂的“情愿團”，上自滿清王公遺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撫將軍、巡撫使，無所不有，權貴利益集團樣樣俱全、無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凱正式稱帝，改號洪憲……

2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報》曾有刊文：

　　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一聽到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好車，動身就走……在國君面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態百出，令人作嘔。

　　大民主的語境下，孔教倫常與儒學秩序無疑是極為反動的。

　　從程朱理學，到康熙祭孔；從民國的“大濕輩出”，到80年代的所謂“解凍”……歷史已早有明晰。

　　孔教儒生士大夫們的復辟，在歷史上一輪又一輪，氣勢洶洶，殺氣騰騰，至今不滅。

　　而儒熱的背后，則是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幟”，也始終在謀求“紅色退潮”的官僚主義抬頭與封建士大夫主義復還。

　　曾有人說毛主席“全盤否定孔子”，這是不折不扣的史謠。

　　主席上過七年私塾，熟讀儒篇，說他全盤反孔實為污蔑了。

　　他對于孔子特別是“孔教”，是局部又客觀的“反”，且正是源于主席對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別的不說，主席甚至還用《論語》中的“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來給女兒李敏、李訥取名，怎能說毛主席反孔子？

　　主席反的從來不是孔子本人，而是政治層面的孔教——維護士大夫階層反動統治的孔教。

　　主席曾親口語：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現在的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夫子了。

　　當孔老圣人變成了維護貴族統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評價一針見血：

　　孔子當年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游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么？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入的。可為什么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落入歷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

　　《書經·大禹謨》中說：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意為天下萬事萬物，皆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應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統、國一統，統于中央、統于一人……

　　客觀而論，官僚政治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統治得以運行的主要支撐，其本身的產生與發展同樣需要某種思想予以支撐。

　　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代產生之日起，其一步步發展壯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裝：重農、選賢舉能、大一統論、綱常教禮等思想均為官僚主義政治形態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某種思想上的便利條件。

　　還是回望大民主時代。

　　1973年8月5日，主席曾寫就名篇《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全詩如下：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運動的高峰。

　　洪文同志其時直陳：

　　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線斗爭開始了！

　　早在50年代初建政功成不久，主席就在一次談話時愁訴：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

　　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走了喲。

　　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1949年的深秋，進城第三天，機關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評：

　　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么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餐桌上的菜飯就會擺滿。到那時，我們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

　　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后始終無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復叮嚀：

　　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現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3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享樂主義的政黨，更不是維穩主義、政績之上的政黨。

　　從1939年2月毛主席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開始，這個黨就必須始終是一個革命主義的政黨。

　　這一點，是黨絕對永遠不可被稀釋的組織性質。

　　在中國共產黨之前，有德國共產黨的失敗；在中國共產黨之后，亦有蘇聯共產黨的覆滅。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國際共運是不死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岡山，72歲的毛主席帶著一股蒼涼緩緩訴說：

　　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

　　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維穩先行、秩序為大”是共產黨人執政的追求，那么毛澤東恐怕會是第一個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人。

　　因為，毛主席本人就是在青年時期以“掙脫士人身份”為政治人格重塑，參與到民族救亡、乃至建黨興黨的革命征程中。

　　一如他曾就國民黨與群眾的關系而做出的發人深省之述：

　　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么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凈

　　我覺得，在無論哪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群眾觀點因而脫離群眾的工作同志。

　　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

　　到底誰是父母？是官老爺，還是人民群眾？我們的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義務，絕不能有騎在父母頭上作威作福的權力。

　　現在黨內許多人已經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把主仆關系搞顛倒了。

　　國民黨就是把這個關系搞顛倒了，最后被趕到一個島子上去了。

　　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關系也搞顛倒，我看，遲早有一天，也會被人民群眾趕到某個小島子上去的。你相信嗎？你不信我信！

　　這一百年來，共產黨人始終面臨著的一個課題，就是防止自身的「國民黨化」，其中首要難點就是克服野火燒不盡的官僚主義與命令主義弊病。

　　因為，它幾乎可以在奉養黨員干部“老爺做派、儒士作風”的同時，摧毀一切政策落地、破壞一切綱領執行，最終苦難只能是由百姓承擔。

　　1953年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中，主席有過這樣一段話：

　　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

　　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

　　就我們黨政組織的領導任務和領導方法來說，這是交代工作任務與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風沒有聯系在一起的問題，即沒有和工作任務一道，同時將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風反復地指示給中下級干部的問題。

　　這是對各級干部特別是對縣、區、鄉三級干部沒有審查，或者審查工作做得不好的問題；這是對縣、區、鄉三級尚未開展整黨工作，尚未在整黨中開展反命令主義和清除違法亂紀分子的斗爭的問題。

　　這是在我們專區以上的高級機關工作人員中至今還存在著不了解和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和不關心基層組織情況這樣一種官僚主義，尚未向它開展斗爭和加以肅清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領導任務有所加強，我們的領導方法有所改進，則危害群眾的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就可以逐步減少，就可以使我們的許多黨政組織較早地遠離國民黨作風；而混在我們黨政組織中的許多壞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許多壞事就可以早日消滅。

　　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凱為何鼓吹孔教？如其陰謀所言：

　　須知家庭倫理、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凡屬文明之國，靡不殊途同歸，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一個「秩序」道破天機。

　　恰如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

　　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

　　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關于這一點，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樣就國民黨的虛偽政策給出過辛辣評價：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

　　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就歷史，也就未來，就黨的革命與自我革命，也就黨的建政與長久執政——人民，絕對不是任人宰割和隨意擺布的牛馬，人民正是出于“不做牛馬，要做人”的愿望，才幫助共產黨——工農階級自己的政治隊伍，推翻了反動腐朽的國民黨。

　　袁世凱推崇「秩序」，但這種秩序僅僅維系了八十三天；蔣介石也推崇「秩序」，但這種秩序同樣被那一輛輛看似脆弱的小推車在淮海平原上沖撞得土崩瓦解、不堪一擊。

4

　　去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宣布近日印發了《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遵照執行。

　　其中第五條如是說：

　　不適宜擔任現職，主要指干部的德、能、勤、績、廉與所任職務要求不符，不宜在現崗位繼續任職。干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認定為不適宜擔任現職，應當及時予以調整：

　　（一）政治能力不過硬，缺乏應有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在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結合實際推動落地見效上存在明顯差距的；

　　……………

　　（三）擔當和斗爭精神不強，在事關黨和國家利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等緊要關頭臨陣退縮，在急難險重任務、重大風險考驗面前消極逃避或者應對處置不力的；

　　（四）政績觀存在偏差，不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能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在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上不積極不作為，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亂作為的；

　　（五）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獨斷專行或者軟弱渙散、自行其是，不執行或者擅自改變組織作出的決定，在領導班子中鬧無原則糾紛，或者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破壞所在地方、單位政治生態的；

　　……………

　　（七）事業心和責任感不強，精神狀態差，對職責范圍內的事項敷衍塞責，對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不上心、不盡力，工作推拖繞躲、貽誤事業發展的；

　　（八）領導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履行職責、按要求完成目標任務，重大戰略、重要改革、重點工作推進不力，所負責的工作較長時間處于落后狀態或者出現較大失誤的；

　　……………

　　央媒的標題vs當地地方媒體的標題

　　特此摘錄部分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的講話：

　　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

　　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

　　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

　　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

　　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

　　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臺的。

　　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

　　官僚主義者，以及一些官僚主義者身側的鼓吹手們有叫囂：“矯枉必須過正”、“寧可錯殺一堆，不可放過一個”……

　　這種話術實在讓人毛骨悚然。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

　　到處都打倒、砸爛狗頭，哪有那么多狗頭？都是人頭！這樣搞，群眾很難理解。

　　早在1934年，在蘇區長岡鄉調查中，毛主席就發現：很多人不了解鄉蘇（維埃）、市蘇（維埃）的工作，上級蘇維埃工作人員“發得出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這些蘇維埃同群眾的關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

　　他通過調查還發現：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于群眾生活問題一點不理。

　　汀州市群眾沒有柴燒，當地資本家還把鹽藏起來又導致群眾沒有鹽買，還有些群眾沒有房子住，同時哪里缺米米價就貴……

　　這些汀州市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汀州市政府竟然一點也不討論！

　　為此，在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主席點名批評了汀州市蘇維埃政府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官僚主義作風：

　　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

　　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

　　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

　　官僚主義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

　　黑龍江嘉美建設有限公司，大肆中標，暢行無阻

　　跋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大民主也可以適用于對付官僚主義分子，因為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損失、惡果，到了群眾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為什么不可以用大民主來反對官僚主義分子？

　　—— 毛主席，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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