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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雪峰以前在介紹就業現狀時給學生說過：

　　咱國家，某些單位咱們普通人就別幻想了，把自己生存的下限維持住才是現實，少走彎路就是勝利。

　　這就是張雪峰得罪人的地方。

　　推薦閱讀：異化的張雪峰，本質在私有制

　　老實說，今天我們國家的某些單位的某些崗位，那就業選拔就如同艾滋病傳播一般，只有三種方式：血統傳播，母嬰傳播，性傳播……

　　因而張雪峰的“問題”就在于，他每天干的事就是苦口婆心地勸那些一米六的孩子千萬別去打籃球，老老實實地揚長避短去選擇最適合自己解決溫飽的專業和職業；

　　而人日等官媒則日日夜夜煲雞湯：“有夢想誰都了不起，有朝一日NBA也能看到你！”（最好前綴再加個“今天，一起為夢想轉發！”）………

　　配圖不針對海霞和康輝兩位老師…也不針對提及的“三代”中的第一代老一輩工人階級在革命年代做出的貢獻

　　其實，通過去年春夏之交被曝光的吳勇、呂旻、呂敬人的毒教材事件，過去那些曾經被新中國覆滅的封建沉渣就已被輿論泛起：山頭主義，圈子文化，裙帶關系，學術門閥，家室宗親。

　　我是你的師父，你是我的徒弟，他是我的子女，你是誰的同門，誰又是你的連襟，他又是誰的鄉黨，誰又是他的朋羽……

　　子女，聯姻，結親，內部連萌；

　　指派，安插，內推，利益勾連。

　　長久以來，以“同室”“同鄉”“同學”“同門”等為紐帶的封建門閥文化，在黨政機關和各界管理機構中成為了組織架構的塑成核心，悍然凌駕于黨的組織意識形態之上。

　　通過“家天下”“一言堂”“一姓室”等，直接弱化了黨的領導，并“有效”對抗了層層審察，為體系式腐敗提供了族群化的溫床。

　　2021年4月，深扒方方老婆娘武漢大別墅的明德先生再立一功，挖出了大牛：陸定一家族。

　　陸定一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稱妻子嚴慰冰有精神病，所以才會寫一堆匿名信（而且還栽贓給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彪甚至后來不得不在政治局會議上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是處女，鬧劇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書記處批準恢復中國作協體制；同年，嚴慰冰加入作協。

　　一個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夠進入作協，試問這是個什么協會，體制內大牛們的療養院？

　　1966年時，陸定一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評為“閻王殿”、“死人部”、“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陸定一的兒子陸德，曾任國家開發銀行信息中心局局長和中國防衛科技學院副院長，并在《XX春秋》雜志發過文——2013年2月27日（十八大召開后不到半年），陸德在《炎黃春秋》哀嘆：

　　我們這代red二代，只能執政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陸定一第一任妻子唐義貞的二哥唐一禾的兒子，任湖北省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壁畫藝術委員會主任。

　　武漢，鄂城，鵝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湯的碉樓。

　　林老總在1967年8月9日曾有這樣一句話：

　　全國各大軍區過去有兩個不放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武漢，拿他們沒有辦法……

　　2

　　由武漢繼續向西看，「學閥」的固若金湯在巴蜀之地同樣堅韌——還記得那位以死為諫的毛洪濤嗎？

　　自2014年王清遠就任成都大學校長并通過“接受女學生深情一吻”而垂名輿論以來，至2020年的六年時間內，成大換了三任校黨委書記——2015年1月27日～2017年3月23日，毛志雄任黨委書記；2017年3月23日～2019年3月1日，羅波任黨委書記。

　　之后，就是自殺的毛洪濤。

　　這樣的黨組一把手更迭速度，于中國官場實在是罕見。

　　朗朗校園之內，校長成為一手遮天的黃四郎，書記淪為跪著要飯的馬縣長，誰是擺設的縣衙，誰又是先判案的講茶大堂？

　　2013年3月12日，我們黨步入新時期前夕的關鍵節點，人民日報曾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要寬容改革失敗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閃閃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義下進行的操作，其失敗都是可以被寬容的。

　　歷經近三十年的“改革”，昔日某一階段的中國輿論場早已不談鞏固公有制、不談高舉馬恩列斯毛、不談堅持黨的領導，那是一個各級黨委淪為加里寧、淪為晁蓋的時日。

　　如孔慶東教授所說，那時候在中國的高校，哪個教授要是在講臺上宣揚毛主席、宣揚黨，那簡直看起來是“有毛病”。

　　那么“沒毛病”的是什么呢？學術組織的官僚化和學術行政的宗族化。

　　也就是上面我用的那個詞：學閥。

　　學閥與軍閥、財閥、門閥齊名，均是封建時代產物，理應是以工農階級利益為上的共產黨的階級死敵，卻在執政的歲月大潮中成為了黨的組織體系的形態之一……

　　從1992年未名湖畔經濟學院資料室主任兼院黨支部書記的解萬英教授，到2013年重慶大學機械傳動國家重點實驗室創始人梁錫昌教授，多少縱身一躍的學術生命逝去，在控訴著中國黨政分離之下學閥高校校內的污黑生態。

　　校長成了地頭蛇，博導成了資本家，黃四郎們不再拿槍，而是紛紛戴上了博士帽。

　　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學閥重新拔地而起，而地方山頭主義與官僚主義崛起的結果就是黨委領導制的滅亡。

　　來一賞卷土重來的學閥士大夫們的學問與優雅：

　　賈平凹女兒賈淺淺“詩作”

　　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周百義

　　這就是當今體制內頂層文壇的大家，為人民群眾打造的文字生態：遍地葷臭，肛腥橫流。

　　但是他們卻淡定不亂，甚至會驕傲地捋捋頭發：“這是藝術，你們這等土老帽不懂！”

　　由高校領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場化、醫療私有化、企業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聞集團最為猖獗的頂流巔峰時，“軍隊國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體的臺面……

　　2015年6月天工大女生實名曝光老師性騷擾，2016年8月北師大學生發布《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師大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揭露北師大某學院副院長教授性騷擾女學生，2016年10月學生匿名舉報稱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劉某性騷擾女性，2017年7月電子科技大學通信學院張翼德老師被曝光在課堂上傳播具有性別歧視和性騷擾意味的言論并利用考試成績和保研名額威逼利誘女學生進行性交易，還有2020北電A廖沙性侵事件——全部不了了之。

　　至于前年的某網紅醫生鐵證如山的抄襲實錘都能被“護犢子”，獨立王國早已悍然成山。

　　在今天更讓人感到恐懼的是，中國各大高校早已啟動了模仿西方高校的“校友捐贈制度”，通過“知名校友”（多是資本家）的捐款，搭建企業圈子和名校圈子的護城河閉環（資本家子女優先入學/優秀畢業生優先入職）。

　　同時。還能互相粉飾——名校需要名企的資本，名企需要名校的洗白背書——畢竟，“投資教育”是僅次于“投資慈善”的資本胭脂。

　　而這，也就形成了學閥和財閥的利益勾連、深度捆綁，永葆圈子和家族的精英化，即“階級的永不降級”……

　　3

　　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毛主席在山上悠悠感嘆：

　　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贊成，才又去考。

　　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

　　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現在干部的特權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條件優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還可以看內部電影！

　　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現象令人擔心。

　　早在建國之前駐扎陜北時，主席就以教育兒子岸英作為向全軍全黨警示的案例。

　　在延安，主席對岸英提的要求很簡單：

　　必須去鍛煉，必須下基層！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訥作比較，那時李訥只有五六歲，每天跟著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飯，主席的意思是五六歲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毛岸英都這么大了還要搞特殊化，難道要我這個當父親的提醒你嗎？

　　受到責備，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是賀老總私自給岸英的優待，怕他剛從蘇聯歸來、吃不慣中國飯菜），但父親的話必須要聽，何況父親的話是對的！

　　不論誰勸他，岸英再也到過中灶吃哪怕一次飯，堅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飯。

　　毛主席當時的話，放到今天都是振聾發聵的：

　　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是血泡，說明你還沒有完全學好農活。等手上老繭厚了，你才能從‘勞動大學’畢業，然后再來上‘延安大學’吧！

　　后來伴隨著胡宗南部的炮火驅趕，岸英再一次回到父親身邊，這時的他已經和陜北青年農民沒什么區別了。

　　毛主席摸了摸兒子的手心，滿是老繭……從不夸獎兒子的主席滿意地說：

　　你這一手老繭啊，這是你勞動大學的畢業證書。

　　說起女兒，主席的另一個女兒李敏同樣受教嚴格，她曾有回憶：

　　爸爸是怕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借著父母的地位而飄飄然地忘乎所以；會借著父母的權勢而目中無人地自以為了不起；會借著父母的榮譽，什么都不懂卻哇啦哇啦地亂發議論。這樣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

　　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群眾的公平，對子女的嚴苛就是對封建復辟的反擊、對革命果實付諸東流之危險的抵御。

　　李敏還回憶，父親曾對身邊的衛士親口說：

　　要比貢獻，不要比享受。

　　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說這話是在1965年，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已進行許久，而正是在前文提及的1963年的杭州會議上，黨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根據主席的建議，把干部參加勞動列為社教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只不過，“四清”運動最終效果不佳，于是又成為了主席下定決心放手發動全體群眾、以大民主的形式捍衛共和國顏色的前兆………

　　除了李敏，李訥也曾回憶說，父親的家教極嚴，經常教導女兒：

　　不要特殊，不要驕嬌二氣，不要自以為是。

　　毛主席手書王昌齡《從軍行》 ，他曾用這首詩教育李訥

　　同在“四清”運動開展的1963年，李訥開始給父親寫信詳細剖析了自己的一些缺點和思想變化。在信中，她談到自己在大學課程中學《莊子·秋水》后的感想。

　　《秋水》是一篇有名的寓言，記述的是自高自大的黃河水神河伯和虛懷若谷的北海神之間的對話。李訥讀后，思想觸動很大，感覺自己有的地方很像鼠目寸光的河伯，意識到自身存在著狹隘和淺薄。

　　接到女兒來信，毛主席看到女兒提高了思想認識，立即給李訥回了一封信：

　　李訥娃：剛發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干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里了。

　　沒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這就好了，這是大學比中學的好處。

　　中學也有兩種人，有社會經驗的孩子，有嬌生慣養的所謂干部子弟，你就吃了這個虧。現在好了，干部子弟（翹尾巴的）吃不開了，尾巴翹不成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就好了。讀了秋水篇，好，你不會再做河伯了，為你祝賀！

　　1965年時，主席又對女兒們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最初，李敏還悟不出這句話的深遠含義，但在她獨立生活以后，才領悟到這句話的內涵：

　　父親擔心的是，干部子弟的優越感，容易使他們借助父母的地位忘乎所以，仗著父母的權勢自以為是，甚至無視法律，胡作非為，損害老百姓的利益。這不僅會造成不良影響，還會導致我們黨的干部與群眾離心離德，害國害民。這難道不是“一大災難”嗎！

　　父親從來不主張我們都攏在他身邊，更不允許我們以他的名義、權力去尋路子、謀私利，而要我們夾著尾巴做人。他從長計議，讓孩子接觸生活，接觸群眾，將來才能自立于社會，靠著他這棵“大樹”生活的日子是不能長久的。

　　當年，他曾給毛澤民叔叔的孩子三句贈言：‘一、無論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無論到哪里，都要團結；三、無論到哪里，都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對我們的教育，父親也是以此為準繩，不能因為是他的兒女就放松要求。

　　后來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主動問道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

　　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毛主席笑著稱贊說：

　　不錯，你讀書不少。

　　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也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

　　兩年后，主席曾向黨內高級干部推薦閱讀《戰國策》中的《觸龍說趙太后》，這篇文章在分析眾諸侯沒有一個子孫三世保持王位的原因時說：

　　此其近者禍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主席嚴肅指出：

　　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4

　　主席的顧慮從來就不是無源之水，以子女教育為例，建國后，某些「干部子弟學校」逐漸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嬌生慣養、鋪張浪費、與工農子弟顯現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時，根據華北、西北、東北、華東四大區的統計，各類干部子弟小學達到42所，學生超過13000人，教職工將近3000人。

　　這些干部小學的待遇普遍優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學、華北育才小學還出現過教師每日給孩子稱體重、陪吃陪喝、生怕體重下降的怪像。

　　這樣的問題，引起了主席的反感和警覺。

　　早在1951年，主席就對干部子弟小學用汽車接送的問題表達過不滿：

　　浪費汽油！這值得注意！

　　伴隨著同一時期的三反運動，毛主席“反特權、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貫徹下去，干部子弟小學開始了一輪大整改。

　　首先解決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學校占地廠房過多、經費開支過高、寄宿制范圍過大等現象。

　　但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謂不大，某些在中央黨校工作的家長甚至聯名給北京市委寫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車接送，甚至要求用黨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學……

　　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1952年6月，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應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貴族學校」，這是主席親自為這一類權貴教育場所貼上的標簽。

　　“四清”運動期間，主席在北同威爾科克斯有過一場深刻的談話，他憂心忡忡：

　　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黨。

　　這實質上就是修正主義的思想。

　　他們聯絡部(按:指中共中央聯絡部)里就有少數這樣的人，另一個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卻有人不講階級斗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

　　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

　　這一股風，即三和一少風、單干風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厲害。從國外來說，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嚇倒了，在國內由于天災人禍，經濟受到損失，于是修正主義就露頭了……有一陣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同志也來到中國，主席同他進行了更深一層的談話。

　　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傾訴：

　　天下大事分則必合，合則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

　　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這么回事。我說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會有的。

　　所以，要有意識地保持對立面。

　　隨后，主席頓了頓，面情嚴肅地問金日成：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

　　金日成同志認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們就更困難了…

　　這時候主席倒是給金日成鼓了鼓勁：

　　總會比阿爾巴尼亞好一些。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尼的同志，但還沒有得到機會同越南同志講。

　　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么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

　　假如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是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金日成又追問：

　　你不是說，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義嗎？

　　主席回答：

　　是打了預防針，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賣，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

　　在座有不少朝鮮的年輕同志，你們不要把中國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這樣就不對了。

　　中國有光明的一面，這是主要的一面，同時還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約有1000萬人。我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1/65，就是65個人中有一個。如果現在不加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

　　權力的既得利益享有者，其“災難性”很多時候不僅限于對內的脫離群眾與生存狀態兩極化，更在于其出于對既得利益的極端維護而產生的對外立場動搖。

　　不論是“對外唯唯諾諾，對內重拳出擊”，還是我們習慣性地察覺所謂“體制內多反賊、多殖壬”的詭異現象，古今中外的歷史已連篇交代。

　　他們不勞而獲的先天性利益愈巨，脫離這片其父輩曾奮戰打拼過的土地則愈甚，也就更容易做出出賣之舉，即毛主席在黨內曾警告的：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我們常說“世界觀”，什么是世界觀？

　　中國文明傳統的世界觀在我看來有三個要素：一是作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為政治秩序的王朝、國家和法律，三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

　　與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國的世界觀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國家，達到與“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袖所高呼的、幾乎是與傳統儒綱大逆相悖的“人民萬歲！”

　　前文提到岸英，不妨就以岸英在建國后給表舅向三立的一篇回信做例——就我個人而言，真心呼吁岸英同志的這篇回信收錄進校園的教科書，以及各級黨校的必備教材：

　　在毛主席和共產黨人看來，人民是“天理”的承載者，割裂了人民，權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門閥封建的世襲代際，都是共產黨人的對立面。

　　5

　　毛主席在青年時期就已認為，中國并非簡單的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是有資本主義性質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國的官僚階級稱為特殊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近代以來，官僚資產階級更是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這一群體極容易對外投降賣國；又由于官僚階層的封建性，這一群體也極容易對內形成家族壟斷、門閥世襲。

　　這些，毛主席為之戰斗抗爭了幾近一生。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發現中國的官僚階層是一個“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贏利性的組織”并對其大動手術刀的，并非毛主席，而是雍正。

　　雍正曾發動過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以整肅官商勾結和官吏子女家族繼承權力、分封壟斷的現象。

　　但是，出身皇權體系的雍正其改革與新政注定失敗。

　　從盛清至晚清，經過戊戌政變，一向囿于“君臣之義”“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康有為《公車上書》中語)，企圖“保護圣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憲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須被放棄的事實，終究不可逆。

　　進入20世紀，是毛主席精準覺察：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基層的土豪劣紳，由于基層社會無組織、群眾沒有被動員，因而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總能夠結合在一起，國家也好，百姓也罷，對他們無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敗運動只能暫時地觸及官僚，而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無組織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依然有不少以擁護袁世凱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權者，又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爭奪分封地盤……

　　官僚階級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死了嗎？并沒有，他們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軍閥因全力于戰爭、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

　　國民革命發生后，隨即產生了大批新官僚。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未亡的士大夫階級、士人階層，后來稱為「民國知識階級」。

　　他們依舊是官僚，他們的家人、親屬、同窗、弟子依舊盤踞在中華大地的各領域中樞，乃至與外國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換。

　　即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的論述：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洞悉這些，才更能明晰歷史為什么呼喚毛澤東。

　　在年輕時的毛主席看來，中國革命并不是一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革命，因為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基層的土豪劣紳這三個互相勾結的勢力才是導致近代中國瓦解的內因和外因。

　　這三者，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中國革命的主體，必須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

　　也就是《矛盾論》中對革命的論述：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基于此，毛主席終其一生不相信官權，他只相信權力只有為群眾掌握，國家共同體的階級景觀才不會被分化和打破。

　　誰人沒有私心，誰人沒有私欲？可是為什么他就能吐露這樣的悲言：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6

　　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 2012年12月12日；

　　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必須執行。毛澤東同志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如果黨的政治紀律成了擺設，就會形成“破窗效應”，使黨的章程、原則、制度、部署喪失嚴肅性和權威性，黨就會淪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

　　—— 2013年1月22日；

　　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黨章中的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

　　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就是要防范和清除這種非法利益關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恢復黨的良好政治生態，而這項工作做得越早、越堅決、越徹底就越好。

　　—— 2015年10月29日。

　　昔日令氏家族在山西省內的“西山會”，蘇氏家族在江西省內的“贛幫”等，在十八大后悉數被打掉。

　　包括卸任不久的內蒙古大員布小林——標志著烏蘭夫家族完全退出了內蒙政壇（當然，并不影響烏蘭夫同志作為老一輩革命家為黨和人民作出的貢獻）——都彰顯了黨中央打掉山頭、割除宗族門閥的決心。

　　2014年10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領袖曾有這樣的表態：

　　“黨內組織和組織、組織和個人、同志和同志、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等重要關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來設定和處理，不能缺位錯位、本末倒置。”

　　“黨內上下關系、人際關系、工作氛圍都要突出團結和諧、純潔健康、弘揚正氣，不允許搞團團伙伙、幫幫派派，不允許搞利益集團。”

　　2015年10月29日，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領袖又有雷霆萬鈞的發言：

　　“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黨章中的規定：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來。黨內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團，也不能存在黨內同黨外相互勾結、權錢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團。”

　　“黨中央堅定不移反對腐敗，就是要防范和清除這種非法利益關系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影響，恢復黨的良好政治生態，而這項工作做得越早、越堅決、越徹底就越好。”

　　壓滅山頭主義、割除宗親主義，這樣的組織原則打磨始于毛主席。

　　毛主席曾有剖析：

　　一個地方的革命黨、革命軍隊起來打敵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個集團、各個山頭。所以我說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形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各個革命根據地長期開展相對獨立的游擊戰爭時，就出現過一種帶有小團體主義和宗派主義性質的錯誤傾向，毛主席那個時候就批之為“山頭主義”。

　　后到抗日戰爭時期，黨和革命隊伍內部又一度嚴重地存在帶著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妨礙著黨的團結和戰斗力的增強，也使得延安整風和七大在黨史中的地位格外重要。

　　就主觀原因而言，毛主席認為山頭主義是由黨內教育不足造成的，從三灣改編、古田會議，到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建政建國之前，黨和軍隊的每一次重要自我革新無不帶有鮮明的“去山頭”、“去門閥”、“去宗親”的色彩。

　　因為山頭的一旦形成，一定會伴隨著封建性質的地方獨立王國的拔地而起，緊跟著的就會是嚴重的腐敗和全國革命凝聚力的下降。

　　這在當前國際形勢波譎云詭的背景下，就更加凸顯危害性和大力整治的必要性。

　　國際反華勢力呈現歇斯底里、孤注一擲的狀態，美西方集團謀求轉嫁內部無法承載的壓力、以對華戰爭行為釋放國內危機——百余年前如此，百余年后依然如此。

　　跋

　　1927年10月6日，作為委員的毛主席曾在財主林鳳和家里面見袁文才。

　　這個林鳳和當時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后來的土改中毛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續延安整風時期的傳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對待地主富農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線。

　　然而，林鳳和被沒收了土地之后，村里的黨委竟然不給他飯吃。

　　沒有辦法，這位對中國工農革命有功的舊地主最終在自家后山自殺而亡。

　　林鳳和在自殺之前其實是想過給毛主席寫信的，他想揭發基層過左的官僚主義手段、陽奉陰違的懶政行為，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毛主席也曾打聽過他，從北京派人來找過他們，但是井岡山當地的干部卻搪塞：“他家沒人了”……

　　多年后，林鳳和的孫媳婦進一步揭露真相：

　　地方上一直不愿意讓外面知道林鳳和自殺的真相，是為了掩蓋他們在執行中央政策時不負責任的'左’。不是毛主席的土改政策不好，而是具體辦事的人執行過分了，執行歪了。以后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又把什么錯都推到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吊樓前那兩棵金桂花樹，有人出一萬五千元買走，我沒有賣，我不能賣。吊樓和金桂花樹都是毛主席當年來大倉村的見證，我相信國家會管這件事。

　　毛主席的秘書王力曾說：

　　毛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1972年8月，武昌，年近八旬的主席回憶：

　　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的問題……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宗派主義，不要搞山頭主義……

　　只有現實足以教育人心，足以讓今人理解曾經那段歷史的偉大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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