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空乘“歧視普通話”的事件，讓筆者想到了魯迅先生1927年所寫的文章《再談香港》中的一段文字：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1927年9月28日，魯迅先生又一次路過香港乘船前往上海，遭到了洋人與“英屬”同胞“查關”的百般刁難。這段經歷讓魯迅先生憤懣不已，第二天便寫就了《再談香港》一文。

　　不成想，倏忽近百年，情形大抵還是如此。

　　幾個服務于成都至香港航線的黃面孔、黑眼珠的空乘，哪里來的“資本”去歧視和嘲笑不會講英語的同胞呢？

　　本質上也不過就是給洋人老板打工的“奴隸”。（“奴隸”一詞并無貶義，想想《國際歌》的第一句）

　　“國泰航空”取了一個“中國味”十足的名字，卻是由美國財閥和太古集團合資創辦的，之后美國資本撤出，太古集團就成了國泰航空的大股東。

　　太古集團同樣取了一個“中國味”十足的名字，卻是英國小商人約翰·施懷雅在鴉片戰爭之后到香港殖民地“開疆拓土”創立的。

　　今天的國泰航空已經成了國際航空運輸企業巨頭、香港第一大航空公司，其七成市場在中國，太古集團依托在中國的業務，更是成了首屈一指的跨國公司巨頭。

　　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太古里，就是它家的，每年僅靠收租就吸金121億；僅通過代理可口可樂在大中華地區和美國西部的生產及運營權，太古集團背后的施懷雅家族每年凈利潤高達400億，單中國大陸就給它貢獻了200億！

　　當然，筆者列舉這些事實并不是為了“煽動民族主義”，資本是沒有祖國的，有的只是要么“一起發財”、要么“殘酷競爭”。

　　例如，國泰航空自“修例風波”以來爆出那么多黑料，也不影響中國國際航空與它交叉持股，現在國航是國泰的第二大股東，國泰也是國航的第二大股東。

　　又如，1985年，為了打破國泰航空在香港的壟斷地位，“毛紡大王”曹光彪、“海上之王”包玉剛、“船王”霍英東，以及國資背景的華潤、招商局等共同組成的“港澳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宣布創辦港龍航空；國泰馬上對港龍進行激烈的商業圍堵，甚至還請出港英當局下令港龍的大部分股份必須由英籍人士所掌控，迫使港龍剛剛成立不久就要進行大規模資產重組；1990年，國泰收購港龍，幫忙的除了它背后的老板太古集團，還有中信。

　　更不用說，太古集團與很多地方良好的政商關系，地方上還指望人家拉動經濟呢。

　　上面這幾段都是“扯閑篇”，真正讓筆者略感詫異的是國泰航空空乘工會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現。

　　據港媒《香港01》報道，國泰航空空乘工會在5月24日向其會員發出的電子郵件，聲稱對國泰公司解雇3位空乘感到遺憾及痛心，“對現時空乘面對許多失實指控及網上謠言感到心痛”，并稱工會原期望國泰可就事件提供指引及指導支援，但最終卻換來“不幸”的消息。

　　國泰航空空乘工會還煽動空乘要及時刪除不利證據，稱根據機艙服務指引空乘在未經同意下被乘客拍攝及錄像，可向乘客提出刪除有關內容，若乘客拒絕則可通知機長或機艙經理要求乘客刪除，否則可通知地勤安保人員在飛機降落后提供協助，公司的政策是對不守規乘客“零容忍”的，所以應該要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員工的。

　　這份郵件把國泰航空空乘工會的厚顏無恥體現得淋漓盡致——它一面聲稱“空乘面對許多失實指控及網上謠言”，一面又鼓動空乘向機長和地勤安保人員尋求幫助對乘客采取暴力手段消滅證據。

　　國泰的工會在郵件中狡辯稱“雖然空乘或不懂乘客的語言，但相信仍會盡力溝通并互相尊重”，而從網上的舉報音視頻看，涉事空乘直接拿Carpet（地毯）和blanket（毛毯）來嘲笑不精通英語的大陸乘客，顯然她們是明明知道乘客的意思，還要故意嘲笑；而不懂乘客語言（普通話）的國泰航空在事件發生之后，一夜之間上至行政總裁、下至所有大陸航班的空乘都會講普通話了，這簡直就是“醫學奇跡”。

　　況且，國泰航空空乘歧視講普通話的大陸乘客的現象發生，早已不是一次兩次了，國泰航空空乘工會顯然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工會本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物，國際共運史上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然而，國泰工會卻已經徹底地站到了國際主義精神的對立面，淪為替種族歧視站臺的反動幫兇，盡管國泰的空乘與其歧視、嘲諷的對象還是“同文同種”、同一國籍。

　　國泰工會聲稱對三位空乘被開除感到“遺憾及痛心”，它真的是在為工會會員、為勞動者階級說話嗎？

　　2020年10月，國泰航空宣布一次性裁員8500個崗位（占員工總數24%）、停飛港龍的時候，國泰的工會怎么沒有出來“遺憾及痛心”？

　　國泰航空這三年以虧損為由，對基層員工不斷降薪，很多人生計都難以維持，董事會薪酬卻不降反升的時候，國泰的工會也是僅僅拿乘客的生命做要挾，撂下一句不確保飛行安全的狠話，卻對老板沒有任何的實際反對措施。

　　相反，2019年的修例風波中，3000名國泰員工參與黑暴行為，其背后就是國泰的工會在鼓動，國泰工會忠實地充當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打手。

　　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種族歧視和殖民主義的反動幫兇，而今卻成了國泰航空基層勞動者的“代言人”，這樣的現象值得深思。

　　對于國泰航空僅僅是鞠躬道歉和解雇三名空乘的做法，筆者也是持質疑態度的。問題真的只是出在空乘身上嗎？

　　從國泰航空長期以來存在的乘務人員歧視大陸旅客的現象來看，這樣的“歧視”在國泰恐怕已經成為了一種企業文化。而這種企業文化的形成，盡管與香港殖民主義思潮沉渣泛濫的大環境有關系，但與其背后的資本家和企業管理者能脫得了關系嗎？更不用說修例風波中，國泰堅持運送亂港分子往返于香港和國外，這種企業行為本身就是其企業高層直接授意的。由此也可以印證國泰的工會究竟充當的是什么角色——那就是其老板的忠實走狗。

　　據媒體報道，2020年10月，國泰大規模裁員之后，要求留下來的員工重簽勞動合同，基層乘務員的底薪只有9100港元，更不用說那些地勤人員了；盡管這只是底薪，但很多基層員工并不能順利獲得津貼。9100港元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能維持生計嗎？那些基層乘務員能沒有不滿嗎？

　　由此，筆者產生了一個聯想：國泰的老板會如何排解員工的不滿，種族歧視、排外，用地域矛盾、民族矛盾轉嫁階級矛盾或許就是一個好手段，而事實上這是全世界的資本家普遍會采取的手段。香港在2019年出現的狀況，不就是那些對生存現狀不滿的年輕人被引導到去把矛頭指向自己的祖國而不是自己的老板嗎？

　　筆者記得兒時的時候，一首《萬里長城永不倒》隨著香港電視劇《大俠霍元甲》而風靡大陸：

　　昏睡百年 國人漸已醒

　　睜開眼吧 小心看吧

　　哪個愿臣虜自認

　　因為畏縮與忍讓

　　人家驕氣日盛

　　開口叫吧 高聲叫吧

　　這里是全國皆兵

　　歷來強盜要侵入

　　最終必送命

　　……

　　筆者相信那時大部分的香港底層同胞應該都是愛國的，不信可以看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街頭是一幅什么場景，再對比一下后來。

　　金山樓：

　　金山樓位于油麻地，北海街與新塡地街(Reclamation Street)交口。上圖為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龍香港女服工會慶祝新中國國慶節。

　　上圖為金山樓今貌

　　銅鑼灣東興樓：

　　上圖為20世紀70年代，銅鑼灣東興樓慶祝國慶

　　上圖為東興樓今貌

　　星光行：

　　星光行位于今香港尖沙咀天星碼頭背后，海港城旁邊。當年廣交會曾多次于星光行舉辦。從上圖可以看到，1967年的星光行，遍插中國國旗。

　　上圖為星光行今貌

　　招商局大樓：

　　上圖：老牌中資企業的招商局在當時位于西環的辦公樓上，也打出了“毛主席萬歲”的標語，以及毛澤東同志畫像的大幅海報。

　　上圖：位于德輔道上的今日招商局大廈，已看不出當年的痕跡

　　舊中銀大樓

　　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銀大廈一直是香港愛國人士活動的場所。

　　1967年10月1日，中銀大樓更是“全身披掛”，插滿國旗和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與新中國概念。上面兩張圖為當年盛況。

　　上圖：從皇后像廣場拍舊中銀大樓。(最右側為第三代匯豐大樓。圖中左上方，當時長江中心尚未建成。)

　　上圖：20世紀60年代國慶氣氛中的香港中環，裝點得燈火輝煌的中銀與周遭一色的英資大樓格格不入，卻十分亮眼。右下方圓頂為舊高等法院，中銀大樓往右依次為匯豐銀行大樓，渣打銀行大樓；而中銀大樓左側為當時的希爾頓酒店，現為李嘉誠長江中心大樓。

　　上圖：重建的中銀大廈今貌

　　再放幾張香港社會當年國慶節的場景：

　　上圖：1967年的港英警察，面對旁邊的毛主席巨幅畫像，是無奈還是膽寒呢？

　　上圖：1968年香港九龍攝影界國慶聯歡

　　上圖：香港島的一條馬路上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占香港絕大多數人口的，始終是基層的勞動者階級，只要香港的勞動者心向祖國、心向毛主席，殖民者和資產階級就不可能操控香港就與大陸“離心”。

　　而歷史上這一幕是怎么做到的呢？

　　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解放軍是有能力一舉收復香港的，然而面對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毛主席作出了“暫時不動香港”的艱難而富有遠見的決定，讓香港扮演了新中國突破帝國主義封鎖、開展對外貿易的重要窗口。

　　毛主席和周總理，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政局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保障一直給予極大的關注和幫助，內地以優惠的價格大量供應香港生產與生活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業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是在60年代初內地經濟處于極端困難的時期，這種供應也源源不斷。對穩定香港物價，惠及香港底層勞動者民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之同時，新中國一直站在香港受壓迫的底層勞動者一邊，支持他們的反壓迫抗爭。1949年之后，港英當局依然采用老式的殖民手法進行統治，“以華制華”、依靠華人黑社會維持社會秩序，華人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低下。在這種情況下，親共的左翼力量和工會迅速得到民眾的支持和參與；60年代，盡管港英當局一再查禁，但香港民眾中還是逐漸興起一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

　　1967年4月13日，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這本是一場極為普通的勞資糾紛，完全可以通過協商方式解決。但港英當局卻采取了強硬手段對付工人，制造了“五·六血案”。覺醒起來的香港工人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呼“中國人民不可侮”、“英國人滾出香港去”、“強烈抗議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堅決把反迫害斗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等口號，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遭到港英當局的暴力對待。其后，香港各行各業的工人，甚至郊區農民、漁民都參與到了斗爭行列，一些大中小學校也開展罷課聲援工人。

　　香港同胞的反英抗暴斗爭引起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密切關注，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支持。《人民日報》發表了《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宣布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堅決做香港同胞的強大后盾，決不允許港英當局肆意迫害近在咫尺的香港愛國同胞。這場抗爭最終迫使港英當局讓步，甚至做好了隨時撤出香港的準備，而香港華人的狀況也在此后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而對比今天，國泰航空空乘工會這樣的給種族歧視和殖民主義充當幫兇的偽工會，成了國泰航空基層勞動者的“代言人”，能不出問題嗎？

　　這樣的狀況不僅僅出在國泰航空，在香港的教育界、醫療界等很多具體行業，都存在類似的工會、協會，它們并不去忠實地維護無產者的利益，反而甘心給帝國主義充當亂港工具，在香港底層同胞和大陸同胞之間制造對立。

　　這樣的狀況，顯然不是譴責和制裁三名國泰空乘那樣的“生而為奴”卻不自知的“蠢貨”就可以解決的，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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