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袁久紅在某微信群發“色情圖片”的消息在網上引發熱議。

　　群聊截圖顯示，該微信群共有332名成員，是多所高校馬院院長的工作群。

　　經過了網友的討論以及媒體的報道，東南大學回應稱學校已經關注到此事；隨后不久，袁久紅的個人信息和簡歷在學校官網被下架，東南大學黨委組織部發布通知免去袁久紅職務。學校的一系列舉動，說明網傳消息屬實。

　　近年來，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地被曝光出來：

　　2022年12月，已婚的北京理工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方岱寧，因為被曝光7月初參加在線學術會議時與一名年輕女子親吻，被學校免職；

　　2022年10月，蘇州大學教授鮑某某使用多媒體給學生上課，在給別人回復信息時忘記關掉投影，導致他與多名女子聊騷的內容被曝光；

　　2022年5月，網曝鄭州輕工大學體育學院副院長在某工作群發表色情言論，隨后譚某某及消防黨政辦主任聲稱譚某某被盜號，但很快被騰訊打臉，校方最終被迫對其停職調查。

　　在網絡輿論的高度關切下，這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教授”一個個地被免除了行政職務，甚至丟了飯碗。

　　在網友紛紛指責袁久紅的時候，筆者注意到網絡上還存在著一種貌似“理性、客觀”的說辭：“院長也是人，有欲望很正常，發個圖就被革職，處罰太重了”，還有人指責“群眾對知識分子的惡意越來越大”。

　　真的是中國群眾對知識分子不夠寬容、不夠大度，惡意針對知識分子嗎？我們不妨看看類似的事情發生在美國會怎樣：

　　2023年1月，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Mark Schlissel因與下屬發生不正當關系，被校董事會免職；

　　2023年3月，美國佛羅里達州一位女校長在課堂上講解米開朗基羅的代表作《大衛》后，被要求辭職，因為有家長投訴這是向學生傳播“色情”作品；

　　2021年11月，肯塔基州的喬治敦學院校長Williams Jones因與學院女員工有不當行為被解雇；

　　2018年6月，波士頓大學下屬的高中學院院長Ari Betof因喝酒后親吻波士頓大學本科女學生被學校解雇；

　　2015年9月，斯坦福商學院院長Garth Saloner因婚外情自行決定辭職，盡管斯坦福商學院公開聲明支持Saloner，但群眾仍舊讓他深陷輿論漩渦。

　　可見，即便在所謂“自由、開放”的美國，美國的人民群眾對知識分子的這種行為也是“不寬容”的。

　　須知，在任何一個所謂的“等價交換”的私有制社會的主流觀念中，權利和義務都應當是“對等”的。知識分子既然以標榜“社會良心”和“道德家”的身份，來承擔“教化”社會的職能甚至是職業，就不要怪群眾反過來以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知識分子。這與劣跡藝人被封殺的道理是一樣的，因為他們也是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組成部分，承擔了“教化”社會的職能，他們的高收入與這樣的職能是息息相關的。

　　人們對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的一個很典型的指責就是：“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以“道德家”的身份來替統治階級要求底層百姓“存天理，滅人欲”，自己卻“說一套做一套”，百姓能不罵你嗎？百姓自然會由此現象意識到，讓百姓“克制欲望”節省出來的資源，就是用來充分滿足統治階級的“窮奢極欲”。

　　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同樣需要標榜道德。亞當·斯密一手拿著《國富論》宣揚市場經濟的“理性經濟人”、鼓吹利己主義，一手還要拿著《道德情操論》鼓吹正義、仁慈、克己等美德。資產階級一面污蔑共產黨人“共產共妻”，一面“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賣淫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

　　然而，在馬克思那里，他不僅強調了欲望具有“能動”與“受動”的二重性，更以兩者的對立統一強調了“人的欲望”的特點。在人的欲望中，自然本能始終都與人的“本質力量”結合在一起。欲望問題同時就是欲望的對象化實現問題，欲望的對象既外在于人，同時又是他表現自身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對象。而“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個“實踐”是以生產實踐為決定因素的各種實踐活動。

　　因此，馬克思承認欲望存在的客觀性，但更強調人的社會性；馬克思批判的不是“一夫一妻”這樣的婚姻與家庭形式本身，而是批判私有制父權社會的一夫一妻制，讓婦女徹底淪為丈夫淫欲的對象和生育的工具。馬克思對未來家庭的構想包括兩個環節：一是消滅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資產階級家庭，二是重新建立以性愛為基礎的、性別平等的新家庭。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有關主張，與資產階級及其衛道士所空洞標榜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

　　而更加讓群眾憤怒的是，這種空洞的道德標榜，不是用來“約束”、也從來不能“約束”資產者，只是用來“約束”無產者，成為統治工具的一部分。

　　對于資產者支配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的行為，無產者或是不敢反抗，或是在“貧窮可恥、致富光榮”的口號欺騙下認為是合理的；但是對于資產者豢養的、用于教化無產者的“知識分子”和“道德家”，群眾卻能直觀地感受到他們的虛偽，也是敢于反對的。

　　這樣的現象，完全扯不上“群眾對知識分子不夠寬容”，“群眾對知識分子的惡意越來越大”——實在是在群眾受苦的時候，某些知識分子的虛偽教化表現得太過惡心。

　　而更令人們擔心的，一方面是“教授”們占據了道德高地，可以對受害者進行精神PUA，正如神父PUA修女、喇嘛PUA女施主；另一方面則是“教授”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暴力脅迫女學生，如成績評定、論文審核、學位授予的權力，甚至是行政權力。

　　有些看到原圖的網友，懷疑袁久紅深夜發的不是網絡上的圖片，而是用微信拍照功能直接拍攝的圖片；如果這種推測屬實，那被拍攝的對象又是誰？當然，如果當事人不站出來，這樣的推測只能停留在推測階段。

　　也正是因為這樣，網友才對教師及大學教授的類似行為表現得更加不“寬容”。

　　袁久紅如果只是關起門來與自己的妻子“男歡女愛”，沒有任何人會去指責他；而他卻將圖片發到工作群上，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這種行為即便按照資產階級標榜的道德標準都是無法容忍的，重要的是，拍攝對象還很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妻子。

　　袁久紅還有一個身份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院長，搞出這樣的“下流”行為，則是典型的“紅皮黃心”了，更加不應該被“寬容”、被原諒。馬克思主義在普通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被這樣的敗類一步一步破壞的。

　　馬克思主義本來應該是無產階級的“圣經”，無產者的戰斗哲學，而今卻淪為袁久紅之流獲取學術地位和權力的敲門磚。

　　筆者作為一個無名的草根網民，想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釋一些社會現象時，在B站就會收到這樣的退稿通知：“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暫停個人上傳時政內容、新聞信息……”作為馬院院長的袁久紅總該有這樣的權力，也該有這樣的義務吧？

　　然而，筆者特意跑到知網上搜索了一下袁久紅的“學術成果”，除了一大堆空洞無物的說教和粉飾，對無產者的現狀、命運與前途沒有只言片語、沒有絲毫的關心；汕尾美團騎手的事，鬧得沸沸揚揚，這本來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該去關注的，而袁久紅大半夜在干什么？

　　所以，對于袁久紅之流的“社死”與翻車，筆者打心眼兒拍手稱快，只想說一句：活該！這樣的“鹿”倒得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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