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罹患癌癥多年，但坂本龍一去世的消息，還是讓許多音樂發燒友乃至公眾“淚流成河”，不僅各種悼念文章刷屏網絡，登上了熱搜，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表示悼念，讓這位日本音樂家成了一個時尚符號和幾乎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中國文化場域，無論生前死后，坂本龍一都堪稱一個神話般的存在。這從他去世后短短幾天引發的悼念海嘯看得出來。其受到關注的熱度，恐怕沒有一個本土藝術家能夠比擬。在他身上，最引人矚目的身份當然是音樂家。他最被人熟知的是電影《末代皇帝》的配樂。同時，他最經典的曲目《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廣為流傳，影響力甚至超越了大島渚的電影《戰場上的快樂圣誕》本身。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件后，坂本龍一和朋友去到現場，找到一架曾被海嘯淹沒過的鋼琴，這架鋼琴已經嚴重走音，坂本說：“我只是想聽聽它的聲音。” 他利用這架鋼琴彈奏了一首不安、短促，甚至有些刺耳的音樂，這首曲子被命名為《disintegration》，收錄進2017年4月的專輯《async》。關于這部作品，坂本解釋道：“鋼琴是通過‘文明的力量’讓自然符合人類的標準，海水重擊鋼琴，對人類而言他們是失準的，本質上，他們只是恢復了自然中原本的狀態。”這使他贏得了一頂“環保主義者”的桂冠。

　　打開百度百科人物搜索，坂本龍一的名字下羅列著以下頭銜：日本作曲家、音樂制作人、歌手、演員、鋼琴家，東京藝術大學音樂系作曲專業學士、音響研究科碩士，以及一大堆令人矚目的成就：2002年，被授予巴西國家勛章。2005年，為劇情電影《東尼瀧谷》配樂。2009年，出版了口述自傳《音樂使人自由》，同年獲得法國藝術及文學勛章軍官勛位。2011年，為歷史動作片《一命》配樂。2012年，獲得第6屆亞太電影大獎-電影杰出成就獎。2015年，擔任劇情電影《荒野獵人》的音樂監制。2017年，獲得第30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武士獎。2018年，獲得第23屆釜山國際電影節-年度亞洲電影人獎，以及“亞洲最具影響音樂人”等榮譽稱號。

　　像20年前去世的美國著名左翼知識分子蘇珊·朗塔格那樣，中國主流文化界傾心打造的坂本龍一，是一個令小資大眾心儀的“文化精英”形象。

　　但坂本龍一身份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遠不止于此。正如一位作者指出：“在一個被流行化，標簽化了的坂本龍一背后，還有另一個坂本龍一被遮蔽了。那就是他音樂中的社會性，以及他對公共議題、左翼理論的關注，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批判與警惕。”（周郎顧曲《坂本龍一：我很悲觀，因為年輕人不再抗爭了》）

　　或者直截了當說，作為公眾人物的坂本龍一，最真實的身份底色其實不是什么環保主義者，而是跟竹內好、柄谷行人、宮崎駿、藤子不二雄和加藤登紀子等齊名的左翼知識分子，一個偉大的左翼藝術家。

　　上世紀60、70年代，左翼思潮在日本非常流行，熱衷介入現實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大部分屬于左翼陣營，比如當時知名的左翼馬克思主義學者柄谷行人，就曾把坂本龍一奉為座上賓。左翼思想直接影響了坂本龍一的音樂，高中時期，他讀毛澤東的著作，聽柄谷行人的講座，經常去一家叫“維也納”的咖啡館，那是日本學運分子的聚集場所，相隔一個店面，就是音樂咖啡館“風月堂”，據坂本說:“那里聚集了許多感覺前衛的左翼詩人與畫家，但是店里的氣氛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所以我們只會去感覺比較粗獷的維也納。”和朋友喝酒，他就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一起解放被資本主義操控的音樂，讓我們仿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精神，用音樂為勞工服務！”（《音樂使人自由》

　　坂本龍一還是當時日本知名左翼組織“全共斗”的一員。1978年，他發表了Solo出道專輯《千刀》(Thousand Knives)，開篇的歌曲歌詞選用的就是毛主席《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千刀”這個名字取自郭沫若的詩“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坂本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資本主義操控的音樂”“仿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精神，我們也要用音樂為工農兵服務”。他一直以來反對版權法的立場，也跟其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立場密不可分。

　　坂本龍一的這種文化或政治立場，在中國語境下有一個貶義的標簽：極左或文革余孽。而在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語境下，則同海明威、畢加索、?？?、薩特以及列儂這些前輩大師一起，被視為“六十年代”象征和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

　　對于這一身份，中國的主流文化界和輿論場，是刻意掩蓋、刪除和屏蔽的，如同他們對美國民詩人鮑勃·迪倫和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諾貝爾文學獎后，竭力掩蓋其左翼政治立場那樣。這種恐左癥固然有些神經質，但也反映了中國主流文化精英在“傷痕”和強烈報復情緒支配下的右翼綜合癥，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在全世界范圍，大概也“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了。

　　不必諱言，隨著以“六十年代”為高峰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世界范圍內的退潮，資本主義卷土重來，坂本龍一看到了一個更復雜的世界，其政治觀念也發生了調整，但他依然積極介入公共事件，福島核電站事故后，他積極參與反核游行，并且多次表達對日本右翼政府的不信任。他說：“我仍在關心日本的狀況，不管是環境上的，還是政治、社會議題上的，因為與在美國發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國只是幾個月而已。”

　　1980年代后的青年們熱衷于接受一個時尚和音樂的坂本龍一，而他更希望人們嚴肅思考，關心包括政治在內的“沉重”話題。在1984年的記錄片《東京旋律》中，他說：“我很悲觀，因為年輕人不再抗爭了。”有一次接受Lens采訪，他感慨不已：“現在的年輕人好像都不愿意再去關注那些沉重的話題了……真的好悲哀呀。”宮崎駿也曾說，“我們到死都是赤色分子！”從中，我們讀出了一種“心有不甘”和“壯心不已”的烈士情懷，讓人感受到一種同那些“右轉”后扎進資產階級懷抱的自由派文人截然不同的立場，這是典型的“六十年代”氣質，這種氣質不僅從宮崎駿、坂本龍一這些日本藝術家身上頑強存在，在中國作家如魏巍、張承志、曹征路等人身上也同樣存在。

　　近日，從張承志談日本著名詩人谷川雁的文章《《詩與游擊隊的讖語》中讀到一段話：

　　給我擊打般感覺的，是日本左翼的真摯。我見慣了對這種感覺的白眼，但那是因為人們看慣了偽左派。我一再懷疑、再三確認的那一股真摯，以及它挾帶的個人魅力，早已超越了民族、國家與短暫的歷史。如那些執著的亞細亞主義者，如那些 “脫歐返亞 ”、為亞洲被侮辱的 “他者”輕擲性命的紅色サムライ（武士）。

　　他們沒有退場，也沒有失蹤，只是換了面孔?？邕^巨大的間隔，他們一路游擊，化作了一種拒絕編輯與翻譯的詩，以立誓堅守的時光，淘汰了污蔑更征服了質疑，終于使人來到他們的墓前致敬。

　　是的，像那位網上青年所說，“我現在懷念死去的革命詩人 ”，一點也不晚。

　　這里，“詩人”當然是一種泛稱，指一切站在左翼及無產階級立場的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

　　對于今日中國的大多數受眾來說，“六十年代革命”早已成為一處涂滿污穢的廢棄景點；許多以精英自詡的文化人避之唯恐不及，為了從體制內分一杯羹，獲得進一步升遷，向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極盡諂媚逢迎之能事，歸順、附逆、變節甚至叛賣，連做人的基本尊嚴和操守都不顧了。在這些人眼里，坂本龍一大概也是 “壓根兒就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會把他們納入“文化精英”之列，為自己涂脂抹粉吧？

　　然而，對于葆有“六十年代”政治理想的人們來說，悼念坂本龍一，不但是紀念他這個人，而是悼念一個時代——“那個資本還沒有掌控文藝創作方方面面的時代，那個藝術家還在用獨立的精神去一點點解構資本主義，傳遞革命理想的年代。”（趙皓陽《悼念坂本龍一同志》）

　　那就這樣，讓他們紀念他們的“文化精英”，我們紀念我們的“赤色分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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