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9月18日凌晨，貴州省黔南州三都至荔波高速三都段發生一起客車側翻的重大人員傷亡事故。截至18日21時，事故造成27人不幸遇難，20人受傷正在救治。
貴州省委有關方面要求“立即成立事故調查組，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事故責任”。
翻看事故的有關報道，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耐人尋味的信息：
事故發生時候是9月18日凌晨2時40分，事故車輛為貴州黔運集團有限公司所有、系抗疫轉運征用車輛；
車輛核載49人，事故發生時車上載有47人，其中駕駛員1名，隨車工作人員1名，其余45人均為云巖區涉疫居民，他們被送往黔南州荔波縣隔離酒店進行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一名貴陽市民告訴健康時報記者，“昨天我被通知必須要轉移，被送到了興義市，大巴車坐了六七個小時。”
針對這些信息，筆者有幾條疑問：
1、2018年6月1日起實施的《道路旅客運輸企業安全管理規范》第41條規定：“凌晨2時至5時運行的接駁運輸車輛，應當在前續22時至凌晨2時之間完成接駁。在此時間段內未完成接駁的車輛，凌晨2時至5時應當在具備安全停車條件的地點停車休息。”
“客車凌晨2時至5時停止運行”的規定，正是基于無數慘劇的教訓出臺的：
2001年9·21特大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凌晨4時30分，36人死亡；
2005年7·15重大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凌晨3時55分，17人死亡；
2011年7·22特大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凌晨4點左右，41人死亡；
2012年8·26特大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凌晨2時40分，36人死亡；
2014年7·19特大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凌晨2時57分，54人死亡……
造成這些事故的原因，絕大部分是深夜司機容易疲勞駕駛或夜晚視線差不利于路況觀察。
而貴陽轉運大巴的事故發生時間是凌晨2時40分！
2、《道路旅客運輸企業安全管理規范》第38條規定客運車輛“夜間連續駕駛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每次停車休息時間應不少于20分鐘”。
而健康時報報道，被轉運的市民“大巴車坐了六七個小時”，這中間有沒有嚴格遵守“連續駕駛時間不得超過2小時”的規定？是否存在疲勞駕駛問題？希望后續調查能夠說明。
3、疫情剛剛爆發的2020年2月初，交通運輸部出臺規定，防疫期間客運車輛“按額定載客人數50%控制客座率”，綜合后續公開報道看，這條規定并未被廢止：
這條規定的作出正是為了盡量讓乘車人員保持間距，盡可能避免交叉傳播風險。
而貴陽轉運大巴車在發生事故時卻接近滿載（荷載49人，實載47人）。被轉運的只是風險人群，并非已感染人群，滿載轉運的做法會不會將這些本來健康的群眾置于被感染的風險之下呢？
而從網友拍攝到的貴A75868大巴出發前的畫面看，被轉運的群眾上車前連防護服都沒穿（上車后有沒有穿不知道）：
其實，翻看此前其他地方的集中隔離轉運，我們會發現，實施大巴車連夜轉運的做法在多地都存在：
如前幾天C市轉運錦江城市花園三期居民，同樣是在深夜，同樣近乎滿載，同樣是很多被轉運的群眾沒有發防護服；而在今年上半年的S市，大巴車深夜轉運更是常事。
相比貴州，地處平原地帶的C市、S市算是“僥幸”的，且它們本身經濟條件更好，一般不需要長途轉運；貴州的不幸恰恰在于兩百多公里的山區高速長途轉運，再加上違規的凌晨行車，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筆者身處C市，前一段時間已經經歷了幾乎連續二十多天的全員核酸檢測。一開始的全市兩千萬人的全員核酸檢測，被集中到下午4點開始，于是，先是原先的省級核酸掃碼系統崩潰，接著是更拉垮的市級（東軟）系統崩潰，居民陷入了漫長的排隊和等待中，人員高度聚集；16日，C市大部分地區停止了全員核酸檢測，只保留了核酸檢測便民服務點，通知是頭一天（15日）發出的，而15日深夜，市教育局卻突然要求學生“三天三檢”，于是，第二天在各個便民核酸檢測點，再次出現群眾的大量聚集、摩肩接踵，根本沒法做到有效的間隔距離……
無論是前一次的核酸檢測時間集中而不采取錯峰的做法，還是后一次衛健委與教育局明顯不同調的做法，這背后反映出了什么問題？但凡兩次核酸檢測，聚集的群眾中有一例陽性感染者，后果都是不堪想象的，作出決定的人如果走出辦公室，設身處地地站在群眾的視角去思考一下這些問題，還會這樣做嗎？
回看貴州的這起27人不幸死亡的重大事故，在事故發生前兩天的9月16日，貴陽有關部門剛剛發出“向早日實現社會面清零目標發起總攻”的命令：
早日實現動態清零、讓群眾早日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這個初衷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問題是怎么“多快好省”地實現這個目標。
當一項目標下達之后，有沒有綜合評估實際執行的能力（例如運力）呢？正是因為運力不足，才出現了連夜隔離轉運的問題，間接地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還有更早時候，貴陽號稱亞洲最大社區的花果園突然封控，很多人挨餓多天，做決定的人也不能說初衷錯了，但考慮群眾的實際困難了嗎？事先有沒有充分、細致的應對準備？
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對官僚主義的問題痛心疾首，1960年3月30日，他為中央起草了題為《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的黨內指示。毛主席在指示中總結官僚主義的表現為“五多五少”：會議多，聯系群眾少；文件表報多，經驗總結少；人們蹲在機關多，認真調查研究少；事務多，學習少；一般號召多，細致地組織工作少。
為了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毛主席提出了號召：一是縣委、公社黨委以及各部門的負責干部統統走出辦公室，和大隊、小隊干部一起在田間會合，取得經驗，樹立榜樣，以指導和推動全面。二是干部實行“三同”“五包”，即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自己所在單位的思想發動、生產任務、技術革命、社員生活安排、社隊經營管理等五個方面工作，全面包干做好。三是采取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的“條條”“塊塊”“片片”相結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門的干部，既要服從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業務工作，取得經驗，全面推廣。四是精簡會議，減少文件、表報，有事到下面就地解決。
這些話在今天聽來仍舊振聾發聵，群眾路線才是治病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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