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視頻博主發視頻稱，自己因為在重慶某景區坐滑竿上山遭遇網暴：

　　“旅游博主雇轎上山遭網暴”的話題迅速引發了各路媒體的轉發評論，工人日報、經濟日報、澎湃新聞、上游新聞、天目新聞、紅星新聞、廣西新聞網、長江云、映象網、上觀、光明網、搜狐、網易、鳳凰網、大洋網、中國旅游報……數十家媒體紛紛展開了對“網絡暴民”的口誅筆伐。

　　然而，筆者把1分32秒時長的視頻反反復復看了幾遍，只聽視頻播主講自己被網暴，卻沒有看到他被誰網暴、被怎樣網暴；而關于滑竿生意不好的原因是因為“年輕人都不敢坐，怕發到網上被人罵”的說法，也只是來源于視頻播主的講述，而非抬滑竿的師傅的原聲。

　　所以，關于“滑竿師傅因網暴沒生意”的真實性，恐怕也只有視頻博主自己知道。

　　筆者倒不是說這位視頻博主為了獲取流量捏造事實，但即便這位視頻播主確實遭遇了這一幕、他轉述的話也是滑竿師傅的原話，那么，這種情況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從而導致一個行業的失業呢？

　　筆者搜索了以往的新聞，只找到兩個近似的“網暴”案例：一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坐轎子被抬上山，轎夫抬著很吃力，然后照片發到網上被人譴責，還有就是某視頻播主曬狗坐滑竿被網友譴責：

　　可能是筆者的搜索能力不足，但筆者又翻看了小紅書、馬蜂窩以及各個短視頻平臺，很多網友都在曬自己坐滑竿的經歷和感受，評論區也沒看到所謂的“網暴”現象。

　　本月初，媒體報道四川蜀南竹海景區“130斤小伙坐滑竿心疼轎夫給了666元”的新聞，其中轎夫們講述了目前遭遇的行業困境，“主要是游客量減少，從而導致乘坐滑竿的游客越來越少”。

　　而另一個更加普遍的事實是，在病毒肆虐和經濟下行的雙重打擊下，四川、重慶乃至全國各地發布的旅游數據中，盡管節假日旅游的總人次已經幾乎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有些地方甚至還超過了2019年，但總的旅游收入卻沒有對應的回升，也就是說旅游的人均消費金額在急劇下降。

　　而根據視頻博主的講述，坐一次滑竿需要400元，這相對于“重慶接待游客平均花費610元”的消費水平來講，的確是不便宜。在收入萎縮、消費下行的當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窮游”，自然就不愿去坐滑竿。

　　所以，滑竿生意慘淡的普遍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網友可能不清楚、視頻播主也可能不清楚，掌握著詳細旅游數據的各路媒體、特別是中國旅游報這樣的媒體，你們心里真的就沒點數嗎？擱這兒掀起滔天巨浪，數十家媒體一起跑出來指責子虛烏有的“網暴”，不是虛空打靶又是什么？

　　知乎上一堆大聰明也跳了出來，紛紛指責“網絡暴民”，還有人煞有介事地搬出了解放初鄧子恢在開封帶頭坐黃包車、解決黃包車師傅生計的歷史，以及“毛選”里的一段文字，指責“很多人的智力反而還不如農會的那些‘泥腿子’了”：

　　原本筆者并不打算寫今天這篇文章，但看到這里，實在忍不住了——這樣套用毛選，簡直就是對毛主席的侮辱！

　　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取得政權，并不能系統地解決農民失業和收入問題，只能開展有限的經濟斗爭，即便到解放初，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鄧子恢帶頭坐黃包車也只是解決黃包車師傅生計的權宜之舉；而到今天，社會主義新中國已經建立了七十多年了，你們還在這里搬弄“舊社會大善人”的道德，不覺得羞愧嗎？

　　轎子據說起源于南宋，秦檜坐轎子去上朝，路遇刺客，不過刺客僅僅砍中了轎子，秦檜僅受了驚嚇，到明清時期，坐轎子、養轎夫已經成了地主階級和達官貴人的標配；到了晚清，洋大人們在租界首先引入了黃包車，這時已經是帶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運營模式，車行對駱駝祥子這樣的黃包車夫展開了殘酷壓榨；在山地較多的四川地區，地主階級代步的工具就是滑竿了，滑竿也被傳播到全國其他地區。

　　1935年，蔣介石在峨眉辦軍官訓練團時，出行坐的就是滑竿；到國民黨偏安山城重慶，大批底層勞動人民失業的背景下，滑竿就成了一個非常普遍的職業，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們對此趨之若鶩。

　　宋美齡乘坐滑竿

　　很顯然，在舊社會轎子、黃包車、滑竿都是社會不平等的象征，是剝削階級對底層勞動人民殘酷壓榨的體現。

　　也正是因為這樣，1958年，毛主席到安徽視察，張治中將軍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取得了聯系，兩人商議之后約定：“一定要讓毛主席看一看黃山的大好風光！”在毛主席專列上，張治中不停地跟毛主席講述黃山的綺麗景象，奇松怪石，云海佛光······張治中的話成功讓毛主席對黃山產生了興趣，他這輩子還從來沒有登上過黃山，的確想利用工作間隙去看一看。

　　然而，臨到黃山毛主席突然想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問張治中道：“黃山這么陡，該怎么上去呢？”張治中毫不猶豫地回答：“坐滑竿上。”毛主席一聽上黃山需要坐“滑竿”，當即拒絕去黃山，因為毛主席認為：“坐轎子是騎在勞動人民的頭上，我堅決不能坐。”此后一生，毛主席沒有再登過黃山。

　　與之類似的，還有我們所熟知的毛主席一生三過故宮而不入。在毛主席看來，故宮代表的是“封建皇權”，滑竿則代表的是壓迫！

　　其實早就1953年底-1954年初，毛主席視察杭州，工作間隙去登山，有人見山比較高，路不好走，于是提議主席坐滑竿上山。毛主席一聽，生氣地說：“共產黨員上山坐滑竿？開除黨籍！”

　　當然，筆者跟大家一起回顧這段歷史，并不是要去砸今天的滑竿師傅的飯碗。但道理本該如此，在生產力已經高度發展的今天，那些難于攀登的高山景區一般也架設了纜車，滑竿作為一種消費體驗，更多的不是為了解決年老體弱者的登山需求，而是滿足游客的獵奇心態。

　　一個年輕力壯的年輕人，讓兩個半百年齡的老農民抬轎子上山，這不是“不公平”的復活又是什么？哪怕這個年輕人本身也只是一個打工人，而非剝削階級，但社會客觀上已經出現了巨大的階層分化。

　　如果有網友對這樣的問題表示敏感，反而說明毛澤東時代的平等意識教育還有遺留；如果大家都覺得稀松平常，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當轎夫總體而言，是一件非常辛苦又有一定危險的工作，一眾媒體與其跟那里“虛空打靶”，挑起“群眾斗群眾”，還不如好好追問一下：生產力高度發展的今天，這些農民為什么要去當轎夫、賣苦力才能養活一家老小？明明是資本主義異化了人，讓人“不得不”通過“勞動”（并非創造性的勞動）來勉強維持生存，媒體還跟這兒大唱“勞動最光榮”、“職業不分貴賤”，不覺得荒唐嗎？

　　在媒體的大肆鼓噪下，連“剝削有功”論都回來了：

　　這恐怕才是媒體虛空打靶的真實用意。前不久，筆者在知乎還看到一段話：“B站一堆小將天天大罵‘資本’，這下‘資本’也快過不下去了，你們連飯碗都沒了”。經濟危機是怎么造成的？作惡的人還反過來讓受害者反思上了。

　　這里筆者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給轎夫施舍“抬轎的機會”、讓他們有“工作”是“大善”，還是通過公有制的實現讓勞動者自己支配生產資料、從事創造性的有尊嚴的工作、并平等共享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是“大善”？

　　到這里，我們還不明白毛主席當初為什么要大家重視對《武訓傳》的批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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