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爆發85周年之際，互聯網上又刮起了一陣“精日”妖風。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引發的哭喪，到“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戰犯牌位”的舉報者遭遇威脅，再到包括南京在內的國內20多地舉辦日本文化的“夏日祭”引發的輿論攻防戰，這些現象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

南京玄奘寺供奉的侵華日軍戰犯牌位

　　網絡上被津津樂道的“安倍經濟學”，其中一項舉措就是安倍晉三任上推出的“在日生活的日本人、外國人納稅人、無論收入多少、3-5歲的保育園、幼兒園所有費用全部免費，在初中畢業前學費全免、看病全免，每個月政府還發給1000多元人民幣的‘兒童工資’”。

　　毫無疑問，初中以前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是一項利好日本底層民眾的資產階級改良措施，但我們不能脫離階級分析來看待安倍的這項措施。

　　首先，對于一個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來講，一切遵循市場買賣原則。“免費教育”、“免費醫療”都是需要有人買單的，要么是瘋狂推高財政赤字，要么就是多征稅、全民買單。安倍選擇的是后者，從2013年-2019年，安倍兩度推出增稅計劃，這個增稅主要不是為了調節貧富差距，而是以提高消費稅等手段向日本全民提高征稅。

日本民眾抗議安倍政府上調消費稅

　　“免費教育”看起來很誘人，但不過就是拆東墻補西墻，最終的買單人依然是日本民眾；（這類似一些人感恩的“免費疫苗”，殊不知全民醫保繳費在年年攀升）而且日本的教育產業化已經非常“發達”，私立學校的比重很高（以京都市的幼兒園為例，共有市立幼兒園16所、國立1所、私立99所），教育成本居高不下；醫療同樣如此，日本私立醫院占了83%，僅此于美國的85%。最后，全民買單、政府補貼的錢大部分落入教育產業資本和醫療產業資本口袋。所以，在不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前提下，新自由主義者痛斥的“免費的是最貴的”，貌似也不全錯。

　　第二，與所有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日本推行的也是一套精英式的教育。發達經濟體支撐的福利政策固然可以兜底底層民眾、保障其子女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我們實行的也是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在日本想讓孩子進名校，保持上等階層或實現階層躍遷，與中國一樣，同樣需要燒錢上補習班，這等于斷絕了日本底層民眾的階層上升通道，階層固化現象同樣嚴重。

　　第三，安倍晉三推出包括“免費教育”在內的“造人革命”，實質是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擺脫日本老齡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困境的一項嘗試，相應的安倍政府還將法定結婚年齡從20歲下調至18歲；與之同時，那些被“解放”出來的家庭婦女，因為生存壓力被驅趕到工作崗位，幫助大企業解決因日本國內勞動力短缺導致的工資上漲壓力。

　　但安倍的這項措施似乎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2018年日本人口出生數為91萬8397人，創下歷史最低，并且在其后持續走低，2021年下滑至81萬1604人。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貧富差距持續拉大，階層固化，廣大底層民眾陷入絕望。

　　日本戰后推行的高福利政策早已千瘡百孔，以松下等企業曾經實施的終身雇傭制為例，1986年日本頒布《勞務派遣法》，當時只限于16個行業；到1996年擴大到26個行業；新世紀后管制不斷放松，勞務派遣成為日本職場的普遍現象。

　　放松管制的做法使大公司獲得了廉價和靈活的人力資源、提高了國際競爭力，卻使日本“打工人”陷入極端痛苦：要么為了養家成為職場打工人遭受資本殘酷壓榨、苦苦掙扎，哪里有時間“造人”？要么就是如很多年輕人那樣，失去理想、沒有欲望，宅文化盛行，不婚不育、靠充氣娃娃解決需求……

　　而安倍晉三推出的“安倍經濟學”從沒打算改變這種殘酷的階級壓迫狀況。

　　安倍經濟學為了刺激萎靡不振的日本國內經濟，大致推出了三方面內容：無限制的量化寬松措施促使金融機關向企業貸款，使企業有足夠的成本進行設備投資和擴大生產；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以公共投資帶動GDP和雇傭，以帶動GDP增長；推出包括各種戰略協定、放松管制和促進創新等在內的一攬子增長戰略，刺激私人資本投資欲望，增加產業的預期收益。

　　安倍晉三2012年12月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推出的“安倍經濟學”實際推行的結果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日本央行釋放出的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日本股市，導致日經股指不斷攀升，股價的大幅上漲讓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富裕階層財富不斷增加，富人越來越有錢，在日本整體消費下降的情況下，大型百貨店的奢侈品等高檔商品的銷售量卻在增加，銷售額也大漲；與之同時，央行放水大大刺激了物價上漲，加之安倍提高消費稅等因素，日本底層民眾的實際收入反而在下降，大多數工薪家庭都感到生活壓力比以往更大了。

　　安倍晉三被刺殺的原因看似有著很大的偶然因素——刺客山上徹也的家庭，因為其母親迷信與安倍家族密切相關的邪教而陷入困境，最終毀滅了山上徹也的人生，由一個優等生墮入社會最底層，進而使得山上徹也怨恨上安倍晉三，但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社會階級壓迫的結果，底層的怒火和自發反抗，最終燒到了日本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安倍晉三身上。

　　而國內互聯網輿論存在的對安倍經濟學的吹捧以及安倍本人的膜拜、為安倍哭喪現象，一方面是遭受職場壓榨的小資產階級對“安倍福利政策”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乏走狗們對安倍晉三這樣的典型資產階級政客形象刻意美化的結果。

　　他們一面塑造安倍夫妻的親民形象，一面掩蓋了安倍本身出身政治氏族、安倍妻子本身極度顯赫的企業巨頭——森永家族的小公主，其開小酒館也只是為了消遣和結交上層而非“謀生”的真相。

　　這樣的輿論塑造，不過是資本乏走狗們對資本壓迫秩序和資產階級的“日常美化”——他們同樣會不吝筆墨去美化奧巴馬和拜登，是為資本主義制度鳴鑼開道。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那就是網友們經常調侃的“日本外務省的宣傳經費”資助出了一大批“精日”漢奸。而這又牽扯到了作為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安倍晉三的對外政策，無論安倍曾經“親華”或者“反華”，試圖擺脫美國控制，但從其任上矢志不渝推行的“修憲”舉措，我們都不難看出日本軍國主義復蘇的苗頭，以及日本重新軍事化和對外軍事擴張的野心。

　　這是經濟危機爆發、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之下，壟斷資產階級謀求對外轉嫁矛盾的普遍選擇。而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家族出身的安倍，在這方面顯然有著更強的執念。

　　安倍祖上在幕府時代就已經靠靠販酒成為豪門，又憑借著與岸、佐藤家族之間的聯姻，成為日本三大家族。安倍晉三的母親安倍洋子，其老爹岸信介和叔叔佐藤榮作都曾出任首相，岸信介是東條英機的得力手下，外號“滿洲之妖”，他在東北掠奪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種植罌粟生產鴉片賣到中國關內，就連731的罪惡勾當他也有參與，可謂是惡貫滿盈，最終被列為甲級戰犯。

　　在東條英機等7個甲級戰犯被處決的第二天，岸信介就給放出來了，而這背后離不開蔣介石的縱容和運作。

　　早年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的蔣介石通過舊日本軍隊的人際關系建立了聯系渠道，一方面在反共主義意識形態方面蔣介石與岸信介志趣相投，另一方面蔣介石也希望借助舊日本軍隊的軍官顧問和遺留在中國武器裝備來打內戰。于是，蔣介石在戰后就放棄了對日索賠，將大批日本戰犯放回日本國內，并在逃往臺灣之后協助岸信介在日本政壇扶植起了一個“臺灣幫”，將岸信介送上了首相位置。這樣的現象，其實不過就是曾經刀槍相向的不同陣營的資產階級政客，可以為了反共反人民走到一起的必然現象。

岸信介與蔣介石夫婦

　　所以，在安倍死后，臺灣的國民黨要為安倍降半旗哭喪，筆者絲毫不感到奇怪。

　　而由這樣的現象，我們再看回到“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戰犯牌位”事件，也多少能夠理解偶然性現象背后包含的必然性因素。

　　在這起事件發生之前，南京這個曾經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荼毒最深的城市，卻發生著一系列的怪現象：

　　如當地官媒在前年七夕整齊劃一鼓吹的“江山為聘”：

　　前些年，有市政協委員建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改名為“中國南京國際和平中心”：

　　當地旅游委改“解放后”為“49年后”，改“淮海戰役”為“徐蚌會戰”：

　　解放后被更名為“解放電影院”的國民黨時期的“首都大戲院”又被恢復原名原貌：

　　還有官媒出面鼓吹的“80年前的精英階級”：

　　某些人在心心念念的“夢回民國”、“重回民國”，究竟要重回到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難道不是階級斗爭的體現。

　　而聯系到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對日媾和的過往，受日本帝國主義傷害最深的南京出現種種“精日”現象，除了“日本外務省”和漢奸的因素，難道與某些為資本服務、搞權錢交易的腐敗分子的縱容、默許就絲毫沒有關系嗎？而寺廟的商業化以及住持淪為唯利是圖的企業家，正是私有化、資本化的結果，這背后同樣是階級斗爭的體現。

　　在“小破站”、二次元、動漫領域，“精日”、“媚日”的現象同樣普遍，筆者并不認為所謂的“文化入侵”是很大的問題，相反，日本人民創造的那些優秀文化是值得我們吸收借鑒的，宮崎駿、藤子不二雄這樣的泛左翼動漫人士更是進步文化的代表。

　　真正的問題反而是資本借助這些媒介引入毒害日本年輕人的宅文化、腐文化，一面在收割韭菜賺得盆滿缽滿，一面在制造精神鴉片麻痹年輕人，讓他們對資本秩序甘之如飴，這背后同樣是一場階級斗爭。

　　真正“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絕非安倍這樣的壟斷資產階級代表，而只有中日兩國的人民、兩國的無產階級，我們的命運隨著資本全球化已經被緊密地聯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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