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縱橫》2012年11期)
文章提要：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要素理論是資產階級辯護性經濟學的微觀構圖, 運用的方法論技術是解釋學, 目的是循環論證其物象化的總認識預設。馬克思經濟學的生產要素理論是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辯證結合, 達成的是歷史構圖。因此, 消解生產要素平面分析技術線路的規劃是通過批判性與建構性的整合, 形成以方法論批判為切口, 以認識論批判為接入, 以理論、方法論的整體建構為歸結和總的出路的實踐性進路。具體而言, 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構圖于歷史生產和勞動二重性的“認識”連接中, 醞釀于勞動的社會本體論的規劃中, 實踐路線是:勞動——生產要素——資本。這是將科學作為歷史基層工作者進行實踐規劃的結果, 從而也是構圖本身與方法論實踐活動合一的認識產物。
西方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辯護性經濟學, 在三點規定性上顯示為一種解釋學:一是以物象化為總預設, 是關于物象化理論 (生產一般) 的自我構圖。二是以非批判的認識論——方法論——認識論循環論證作為具體構圖實踐。三是以虛假的本體 (內涵及其形式) 及與之適合的語言體式 (語言范疇、范式及其語義體例) 為邏輯操作 (手段) 和相應的認識規程 (形式) 。相反, 馬克思經濟學應對“理解主義”的策略是始終一貫的, 它從真正理解全部事實的角度, 更著眼于理解的“行動”, 并對應給出“行動主義”的路線。本文將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 梳理出生產要素生成的若干實踐方式, 整體考察并揭示實踐邏輯的規定性。在揭示研究的性質和意蘊的基礎上, 以從批判到建構為分析的中心線索, 從方法論批判到理論、方法論的整體建構, 探討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走向實踐的途徑。
一、問題的性質:批判與建構的方法論意蘊
一般而言, 馬克思經濟學的生產要素理論包括兩個基本維度或議題:批判性和建構性。批判性是針對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而言, 但其不是認識論分析層面的, 而是方法論分析層面的。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存在的問題是其認識預設, 其方法論是認識預設的附屬物和構造。這實際也取消了方法論實踐問題, 或者說, 使這個問題只是集中于認識論方面。因此, 對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進行批判, 不是重建認識論, 重建認識論會使人誤認為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是與之完全相異的另外一套認識體系和語言范疇體系。實際上, 馬克思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的批判是一種方法論進路的建構性批判, 是“真理的方法”向“方法的真理”的轉變。因為生產要素范疇就實質性內涵而言, 不過是連接勞動與資本的中介性規定, 其所發揮的作用介乎于現象過程和本質過程之間, 或者說是聯絡經濟系統里層和表層的中介。這種研究按照性質來說是對斯密問題的克服及對李嘉圖問題的補救。歸根結底, 批判性進路的實質在于重建方法論, 即重回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解域, 運用其原理、方法, 在統一歷史科學中系統闡釋生產要素范疇的規定及其理論, 并揭明其實踐邏輯。批判性進路是建構性進路的基礎。但建構性并不意味著對理論邏輯的被動服從, 而意味著對更為全面和徹底的歷史邏輯關系的服從。西方經濟學沒有能夠理清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關系問題, 是因為其認識預設的研究立場取消了歷史規定性, 并且始終旨在撤除任何可能的對“科學”的種種“干預”。這種研究制造的是純粹的“經濟解釋學”, 其中生產要素分析執行著特殊的認識構造功能。而相反的邏輯是在歷史過程中發生的。因此可以說, 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分析的歷史性質——其促成理論和方法的辯證交融, 實現歷史分析與邏輯分析的統一 ——這恰恰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已經丟失的重要科學內涵。
近些年來,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中, 生產要素范疇逐漸被學者“引入”, 但是大多沿用資產階級庸俗化體系中的概念內涵, 立足技術分析及平面結構, 闡釋社會財富生產和按要素分配等問題, 帶來了新的理論混亂, 并抑制了理論的現實擴張。一些所謂創新的實質是帶有調和性質的似是而非的觀點和主張, 具有理論與方法論的雙重庸俗化傾向。它們不僅直接套用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邏輯、沿用新古典的概念工具, 也廣泛利用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的邏輯功能, 制造各種生產要素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學版本, 從而產生新的庸俗性, 并導致不可克服的邏輯矛盾。可見, 當下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遭遇的是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問題, 因此不僅需要在實踐上有真正的創新, 而且要掙脫邏輯和方法論的束縛, 實現歷史分析和存在分析的重新合一。馬克思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的發展不在于“解釋”, 而在于尋找事物的根本。因為只有抓住事物根本, 才能達到理論的徹底性。這種徹底性按其規定性而言是開放發展的, 因而也就不再是抽象性命題, 而是不斷地實踐并重新規定著自身的命題。
二、批判的進路:物象化規定及其形式
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是一種解釋學規劃, 其基本進路是從物象化的實體論一步一步地轉向物象化的關系論。古典學派中生產要素的規定性落在純粹的實體論中, 物象化形式是從物質分析到技術分析, 是一種典型的“自然迷霧”, 即僅僅關心生產條件的實在表現, 不關心其意義本質, 盡管這才是生產要素本身。1在古典學派看來, 生產要素是純粹的生產條件——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 是純粹的生產實體。因此可以說, 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不加區分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共同的、也是庸俗化的方法論基礎。古典學派的庸俗者直接等同了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 創造了資產階級的獨特用語——物象化語言。為此,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開篇就寫道:“擺在面前的對象, 首先是物質生產。”馬克思指出, “現在時髦的做法, 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分——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分 (參看約·斯·穆勒的著作) , 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于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但是, “這一切并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分所真正要說的。”2
科斯最終想要回到的仍然是和斯密類似的經驗世界。但與斯密作為一名老式經驗論者不同, 科斯是新式的經驗論者。科斯的貢獻在于實現對物象化實體論的完全改造, 使之成為關系論。科斯定理作為盧梭美學世界的定理 (所謂科斯第一定理) 和科斯關心的真實世界的定理 (所謂科斯第二定理) 的合成, 是對李嘉圖定理 (物質生產力的資本主義毫無顧忌地發展原則) 以及斯密定理 (分工受制于交換) 的對應反叛。物象化的技術形式從而完全地變為物象化的社會形式。然而, 這是社會規定的贗品, 是偽裝的社會規定覆蓋下的技術規定。在這里, 實在表現混淆為它的意義本質, 于是形成了虛假的二重性, 即物象化的二重結構:第一重結構落在交易——不同于交換, 不是物質交換, 而是“關系”交換——的實在表現中, 形成各種實在交易 (實質是交換) 形態, 產生了實在的交易費用;第二重結構落在交易的意義本質中, 形成各種社會意義形態, 體現了經濟體系運行意義上的費用, 如產權費用、制度費用、契約成本、決策成本等。借助于物理摩擦系數和社會經濟摩擦系數的混同, 這種虛假的二重結構既是泛費用論, 也是泛價值論。通過對機會成本以及相應的種種邏輯操作的分析, 最終形成了一種新經濟認識論, 即交易費用價值論。
西方經濟學這種謬誤性轉換的結點是新古典學派, 其達成了社會學物理學對于數學物理學的轉換, 乃至數學物理學本身對于現象學物理學的轉換, 因而成為實質內容相似、形式上完全相反的兩個世界——古典世界和新制度現代世界——的連接地帶。新古典學派的核心規定是物象化操作, 既是實在表現, 又是意義本質, 是從實在表現出發, 歸結為意義本質, 從而使關于技術規定和社會規定的古典式合一論整體地轉變為新古典意義上的覆蓋論。盡管新制度學家在現代形式上具體運用了這個覆蓋論, 使之從社會規定的實在表現出發, 歸結為社會規定的意義本質, 但也只是添加了更多的偽裝, 所改變的只是技術手法而非核心。因此可以說, 新古典學派與新制度學派仍然顯示出天然的默契性和本能的一致性。無論作為單一形式的新古典覆蓋論, 還是后來添加了現象學干預的新制度學派的現代覆蓋論, 均意味著“科學”越來越成為資產階級拜物教的認識煉金術, 平面化技術和工藝學設計愈加嚴密地結合起來, 在達成資產階級的語言藝術與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的同時, 卻使經濟科學的科學性只能構建在粗糙的概念與數據謊言之上。
三、建構的進路:歷史的構造和規定
馬克思的物象化批判研究進路分成三個基本階段:初始階段是潛在的物象化批判, 內嵌于政治經濟學總體研究中, 時間跨度是從“1844年手稿”至“1857~1858年手稿”前;隨后的階段是顯在的物象化批判, 將其作為方法論的批判和建構, 時間是從“1857~1858年手稿”開始;最后的階段是由《資本論》研究開始, 資本理論最終替代了物象化理論。所以概括地說, 第一階段是物象化批判內置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 從而使方法論批判與建構能夠成為后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潛在構件。第二階段是物象化理論批判與政治經濟學批判逐漸合一化發展的階段, 標識著馬克思經濟學原生地的發生學建構與成型的過程。[1]第三階段是在此基礎上的馬克思經濟學的開放發展, 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在開放結構中相互構成, 從而獲得實踐性關系生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識史的變革進程。
與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相反, 馬克思堅持將批判引入生產要素理論的構圖和社會性認識規劃中。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生產一般作為總對象, 馬克思運用二重性認識規定, 辯證地隔開了生產一般和生產特殊, 并將它們合一在“特定生產”的對象中。對馬克思而言, 生產一般首先是客觀的結構, “如果沒有生產一般, 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3同時, 生產一般又演變為語義學的描述, 代表著資產階級對生產的共時規定和物化結構的研究, 乃至變成物理學的語言, 甚至在資產階級那里變成一個固定的術語——物象化。4
生產方式總合起來是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及在二者基礎上統一形成的社會生產形式, 二重性關系就契合和錨定在生產方式的歷史生成關系中, 生成特殊規定并鎖定于特定社會歷史生產方式中。從生產條件的二重性態——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及其特定的發生學軌跡看5, 勞動二重性歸根結底不能作為認識論預設的說法, 仿佛適合于一切存在和范疇。作為理論構造, 它只是一個歷史表達范式, 具有特定的歷史涵義和表現形式;作為“精神結果”, 它本質上不過是對商品生產及交換進行理論反思的產物, 從而在認識構造上取決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具體、特定的社會實踐。因此, 馬克思雖然公開宣稱自己的研究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應理論的批判性承續, 但是基于特定生產類型的出發點, 馬克思實際上得到了不同的結論。6顯然, 不同于資產階級經濟學以生產一般為對象, 馬克思確立的經濟學對象是特定的類型。這種特定類型不僅涉及共時的規定, 也必須涉及歷時的規定;不僅涉及物象化的結構, 也必須涉及對其內在的批判。這里, 馬克思運用二重性批判理論的直接結果是根本否決乃至制止了物象化總預設的理論企圖。馬克思運用了一個特殊的同一化結構:c+v。通過生產要素結構與資本構成的合一, 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但與這個抽象結構相連接的具體形式卻未能有效進入規劃。馬克思運用從生產條件到資本的結構, 將自然的視角直接寫入歷史的視角, 使資本概念牢牢確立于歷史視界。那種企圖將生產要素直接塞進這個結構 (即形成生產條件——生產要素——資本) 的想法, 要么導致生產要素與生產條件的同義反復, 要么導致生產要素與資本本身的同義反復。生產要素的出發點只有是勞動, 才能真正將自身的規定從本體論的構造中引申出來。這既意味著生產要素同時將生產條件復合在自己內部, 也意味著生產要素在規定上成為能夠真正達成生產條件二重性態的理解結構的途徑。也就是說, 在勞動的社會本體論規劃中, 勞動——生產要素——資本的實踐之路將被錨定, 達成的是抽象性研究與具體性研究的有機統一。因為前者只是關于生產方式彼此更替的研究, 形成的是歷史認識論上的確定性理論框架;而在后者這里, 方法論作為實踐的元素被規劃入這個框架, 從而填充了歷史與科學之間的空白地帶, 理論框架進一步充實為科學理論框架。這里, 科學工作是歷史工作的前提與基礎, 歷史工作通過與以特定生產類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工作的有機統一, 形成了理論框架的科學規劃, 而非單純的歷史理論。此時, 方法論也就內嵌于歷史工作之中, 物象化語言得以被控制。然而, 這一過程所用的是主體自身的力量, 也是認識重新投放在實踐過程中的結果, 而不僅僅是理論反思的結果。
四、生產要素社會構圖:從物質資本到人力資本
生產要素是一種社會實體形式, 但它服從歷史規劃。這里, 哲學使命讓位于歷史使命。這就是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認識的三大形態理論。從人的依賴關系出發的是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復合規定, 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定, 馬克思稱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二大形態。這一發展階段或歷史形態的特征是:首先, “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其次, “個人……受抽象統治……但是, 抽象或觀念, 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再次, “資本……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最后, “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 “因此, 資本的趨勢是 (1) 不斷擴大流通范圍; (2) 在一切地點把生產變成由資本進行的生產。”換言之, “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2]對此, 米克宣稱, 就馬克思的工作而言, “在《資本論》里所要分析的不是全部人類歷史, 而是包括資本主義階段在內的廣泛的商品生產體系的發展。”[3]以至梅扎羅斯聲明:“馬克思分析的毋庸置疑的嚴密性 (來源于他的范疇體系的有機聯系) , 并不是一種‘理論實踐’的形式上的特點, 而是他改變整個社會客觀結構形式的手段。在馬克思看來, 范疇并不是無時間性的哲學形式, 而是存在形式, 它凝聚了對社會的基本關系與規定的反映結果。準確地規定任何既定社會的理論特點的東西是它的占主導地位的客觀范疇的特殊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 盡管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許多范疇起源于不同的土壤, 而且其中的一些范疇也一定會發展成為后資本主義的形式, 但是……它們一起證明了資本主義形態的歷史特殊性。一些范疇用來跨越不同社會形式的邊界的方法, 展現了歷史與超歷史的客觀邏輯……在馬克思看來, 強調這些聯系與規定有助于在理論上闡明社會進程的歷史動力以及所有相關因素的客觀結構特點, 這些相關因素共同構成了對所有范疇加以濃縮與反映的真實基礎。”[4]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樂于將馬克思關于歷史研究的理論預見僅僅視為一種精妙的歷史直觀, 但馬克思卻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客觀的歷史態度。馬克思指出, “從資本和雇傭勞動的角度來看, 活動的這種物的軀體的創造是在同直接的勞動能力的對立中實現的, 這個物化過程實際上從工人方面來說表現為勞動的異化過程, 從資本方面來說, 則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占有, ——就這一點來說, 這種錯亂和顛倒是真實的, 而不單是想象的, 不單是存在于工人和資本家的觀念中的。但是很明顯, 這種顛倒的過程不過是歷史的必然性, 不過是從一定的歷史出發點或基礎出發的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 決不是生產的某種絕對必然性, 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 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和目的 (內在的) 是揚棄這個基礎本身以及過程的這種形式。”[5]
這樣, 可以整體考慮兩種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以P表征) 的生產——分配合一性的模型構造關系。以物質資本構圖關系為例:W=W (P (L) ) =c+v+m=W (X, Y) =W0+XXYY。式中, X為主體類要素的社會量值, Y為客體類要素的社會量值, W0為生產要素的社會貨幣保留值7, x、y為要素對應的社會分配率, 其由資本關系的分配規律決定。方便起見, 如果讓作為社會實體規定的W0、c在數值上相等, 那么x在數值上對應為v/ (v+m) , y在數值上對應為m/ (v+m) 。此時, 商品價值構成為:W=c+x (v+m) +y (v+m)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受一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觀念的嚴重束縛, 在他們看來, 勞動的社會權力對象化的必然性是跟這些權力同活勞動相異化的必然性分不開的。但是隨著作為單純單個勞動或者單純內部的或單純外部的一般勞動的活勞動的直接性質被揚棄, 隨著個人的活動被確立為直接的一般活動或社會勞動, 生產的物的要素也就擺脫這種異化形式;這樣一來, 這些物的要素就變成作為單個人的個人, 不過是作為社會的單個人的個人借以再生產自身的財產, 即有機的社會軀體。使個人在他們的生命的再生產過程中, 在他們的生產性的生命過程中處于上述狀況的那些條件, 只有通過歷史的經濟過程本身才能創造出來;這些條件既有客觀的條件, 也有主觀的條件, 它們只不過是同一些條件的不同形式。”馬克思指責“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下述說法是極端荒謬的:‘財富生產的規律和條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質……財富的分配卻不是這樣。這種分配僅僅取決于人類制度。’”而實際上, “財富生產的‘規律和條件’與‘財富分配’的規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規律, 而且兩者都在變化, 都經歷同一歷史過程, 一般說來, 只不過是一個過程的各個要素。”因此, “如果把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的自由勞動即雇傭勞動當作出發點, 那么, 機器只有在同活勞動的對立中, 作為活勞動的異己的財產和敵對的力量, 才能產生出來;換句話說, 機器必然作為資本同活勞動相對立。但是, 同樣也不難理解:機器一旦比如說變成聯合的工人的財產, 也不會不再是社會生產的要素。但在第一種場合, 機器的分配, 也就是它們不屬于工人這一情況, 正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條件。在第二種場合, 改變了的分配將以改變了的、由于歷史過程才產生的新的生產基礎為出發點。”[5]
因此, 在人力資本規定——核心規定是對物質資本的“生產超越”以及對資本物象化關系的實踐掙脫——引入關于歷史過程的分析的條件下, 生產和分配的社會映射關系移轉為:W=W (P (L) ) =c+v+h+m1+m2=W (X, Y, Z) =W0+XXYYZZ。式中, Z代表具有人力資本規定性的生產要素的社會量值, z為其社會分配率, h代表對人力資本進行社會預付的價值額。由于人力資本分配功能的優先性, 8客體 (物質) 要素分裂為:客體要素I和客體要素II。客體要素I是不含或局部含有知識資料規定的一般物質要素, 客體要素II是具有知識資料規定的特殊物質要素。這樣, 生產要素結構既可以直接表達為:主體要素+客體要素I, 即社會勞務+一般物質要素;也可以直接表達為:主體要素+客體要素II, 即社會勞務+特殊物質要素。當然, 更可能是兩者某種程度上的混合形式, 即一般意義的社會勞務+社會物質要素。形式上, x、y、z的數值應分別記作:v/ (v+m) 、m1/ (v+m) 、m2/ (v+m) 。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存在著事實的社會博弈的剩余變量, 設定為, 落在由客體要素II的社會分配率所決定的剩余區間內。9因此, 商品價值構成的真實形成關系應刻畫為:W=c+v+h+ (m1-△) + (m2+△) 。式中, m1-△、m2+△代表由物質資本要素結構、人力資本要素結構的社會分配率所決定的實際社會剩余量。在這個模型中, Y和Z共同形成事實上的客體要素II。而當恰好等于m2的負值時, 社會的知識資料全部包含在客體要素II中, 或者說這時的Y只相當于客體要素I。這表明人力資本作為一種宏觀變量, 其實是不存在的, 其只是充當微觀生產體系的機動靈活的治理參數而已。同樣, h只是表現為關于特殊固定資本 (它隸屬于c) 的社會預付。
五、生產要素模型及若干重大問題的初步探討
模型是對理論的進一步構圖, 馬克思在其作品中實質性地運用乃至規定了這種分析和表現手段。10但是整體上, 馬克思對以純粹的理論模型尤其數學公式模型作為分析手段, 持有明確的批判態度。11歸根結底,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 “數學公式只能從屬于概念公式而存在。因此政治經濟學同經驗主義乃至形式主義的分界線也就是 (理論) 對象概念和具體‘對象’以及把握具體對象所用的數學公式的分界線。”[7]物象化的預設導致解釋學技術成為基本方法論, 其方法論構圖是從物化認識到物化認識。這就是物本位分配與物本位生產的對接, 也可稱為資產階級財富分配原理上的歐拉定理。但這只是同義反復邏輯必然導致的邏輯結論。“財富分配原理只能回答財富在物與物之間進行的分配……財富分配原理的邏輯演繹方法, 實際上就是假定分配的客體與分配的主體屬于本質上同一的東西, 分配的客體是財富, 分配的主體是財富的物質承擔者, 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各種生產要素, 這樣才能以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財富為前提, 演繹出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財富分配的邏輯結論。”[8]可見, 按照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觀點, 資本是靜態的秩序建構, 現存狀況被理解為理想秩序, 結果導致與這一虛幻相適應的再生產中介 (物質中介和制度中介) 成為完全與社會無關的東西。如, 撇開神秘化不論, 在黑格爾的體系中, 資本不僅經常被視為某種物質實體, 而且還被視為一種關系。然而, 黑格爾將這種關系描述為: (1) 絕對逃脫不掉的; (2) 一種慈善性的強制; (3) 必然為一種超個體的主體支配, 鑒于孤立的個人主義因素, 這一支配主體被設想為構成總體化的市民社會的復合體。[9]這就是“資本窒息”, 新古典經濟學就是利用數學工具制造了將資本偽裝為生產要素的普遍化的制度和秩序。數學的妙處此時只在于把事實的粗陋裝飾成形式的精致。也就是說, “應用數學只從經驗里接納一些綜合命題, 即接受那些通過事物概念而規定了的現實事物關系的命題, 并且只在這個前提上應用它這些公式”, 而“內在的數學, 或所謂純粹數學, 也并不把時間作為時間而與空間對峙起來, 并不當作它自己的第二種研究題材”, 說到底, “數學以這種有缺陷的知識的自明性而自豪, 并且以此而向哲學驕傲”, “這種數學認識是一種外在的行動, 它把自身運動著的東西降低為材料, 以便以之為自己的一種不相干的、外在的、無生命的內容。”[10]
走出邏輯平面迷宮的出路是恢復歷史的規定性。經濟學模型的構造只能以歷史規定性為尺度。這就產生了實踐模型的三個層次:邏輯模型、數學模型、計量模型。前兩者是理論模型的合成, 邏輯模型是核心構造, 數學模型是其輔助表達和外圍形態構造。所謂邏輯模型是歷史方法論的構圖, 是歷史方法本體在邏輯形態和分析形式上的表現。在此基礎上, 后兩者的合成成為一般所言的應用模型, 即通過將歷史模式進一步攝入實踐模式, 從而在歷史與實踐的統一中徹底實現歷史——存在的合一性認知結構。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跳過了邏輯模型, 直接使用數學模型, 并由此發展為數學物理學。盧卡奇談到:“這種觀點已經支配了實證主義……物理學的數學化越來越廣泛……列寧也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列寧說:‘……數學的抽象虛構似乎在物理的實在和數學家們為理解關于這個實在的科學而使用的方法之間設置了一重障礙……物理學的危機在于數學精神征服了物理學……于是形式物理學即數學物理學的時期開始了;這種物理學成為純粹數學的物理學了, 它已不是物理學的一個門類, 而是數學的一個門類。’……這種方法……強有力地成為徹底發展的實證主義, 即今天的新實證主義的中心……借助于這種方法……數學‘語言’不僅僅是達到對物理現實 (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 的物理解釋的最精確的輔助手段, 最重要的中介, 而且是對人來說的重要現象的最終的、純粹思想上的‘語義學’的表述, 這種表述可以在實際上無限制地運用于現象。此外, 根據這一理論, 對自在存在問題的提出從科學上講沒有什么意義。科學同這些問題——同本體論的問題——的關系完全是中立的。它不考慮任何‘傳統’觀點對它們的本體論的特性的看法而使用從經驗上把握現象的語義學的正確表述。作為‘或然率極高的’數學形式最簡單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說表達了所有需要科學成為對在任何發展階段上的事實進行操縱的要求。這種概念普遍化為一種‘世界圖像’, 完全是在科學領域之外。”[11]
避免對生產要素進行平面化設計的結構概念無疑是生產要素結構。馬克思沒有在一般意義上討論這個概念。一般而言, 資本規定既是一定生產要素結構的生成結果, 同時又對該結構進行新的設計。資本總的來說是對生產要素結構的特殊的社會總攬, 因而這里孕育著資本總的發生學。而勞動價值論對生產要素的分析無疑提供了這種研究上的優先權, 使邏輯模型在模型構造上具有優先性。目前, 這一有效的分析進路并沒有被擴展, 還停留在關于勞動過程——生產方式的認識中。在該圖式中, 勞動過程先以具體勞動和物質生產方式直接展示出來, 達成物理性態的構圖, 最后以抽象勞動和社會生產方式的形態展示出來, 達成社會性態的構圖。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二重性原理所說明的基本情況。其中間地帶是生產要素規定的“活動范圍”, 在中介模式上, 它恰恰構成關于生產本身的歷史成長的分析。所以生產要素規定既是歷史范疇, 而又在結構中被鎖定。這就是生產要素的特殊邏輯模型構造, 可表述為:L (A, Pm) →P (L (A, Pm) ) →W (P (L) ) 。具體勞動過程即L (A, Pm) 是一個歷史地逐步發展的過程, 而抽象勞動則是這個過程的“產物”。所謂價值形成不過是社會的抽象勞動過程, 即W (L) 。勞動二重性正是通過跨越物理性態與社會性態, 將方法論真正建構在生成論之上, 實現唯物史觀和發生學方法的交融。西方經濟學生產要素理論試圖覆蓋的認識對象也恰恰是社會性態, 但其局限在物理性態的認識領域, 認識高度只是生產條件的內部結構, 即由其二重性態的技術物理性態方面, 發展到社會物理性態方面。這就將技術和社會的交互作用局限在物理性態領域和思想操作中。而由勞動二重性揭示的技術和社會的交互作用包括發生學意義上的作用的全過程。因此, 物理性態與社會性態不僅從認識層面上對應, 更是實際作用的發生過程。如, 生產要素中社會勞務、社會物質、社會知識三個基本的構件就是與主體要素和客體要素的物理性態構圖緊密相關的構造。
首先, 勞動者的活動集合可以歷史地歸納為:A (A0, A1, A2) , 其中A0為非智力型勞動力活動, A1為常規性智力型勞動力活動, A2為非常規性智力型勞動力活動。其在歷史上總的物理演化軌跡是:A (A0) →A (A0) +A (A1, A2) →A (A0, A1) +A (A2) →A (A0, A1, A2) 。這與生產要素基本構件的歷史發生學在認識論上是直接對應的, 即勞動類型越來越智能化。同時, 勞動者類型的歷史定格又是與歷史生產方式的社會定格共生或共同演化的。這導致特殊的勞動者的物理性態會產生A (A0) +A (A1, A2) →A (A0, A1) →A (A0, A1) +A (A2) 這樣的演化系列。這一演化過程意味著:“勞動的客觀條件取得了與活勞動能力相對立的主觀存在——從資本變成資本家。另一方面, 勞動能力與它自己的條件相對立的單純主觀的存在, 使勞動能力具有對于這些條件來說只是無所謂的客觀形式。”這導致“資本是社會勞動的存在, 是勞動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的結合, 但這一存在是同勞動的現實要素相對立的獨立存在, 因而它本身作為特殊的存在而與這些要素并存。”[2]其次, 生產資料的活動集合可以對應歸納為:Pm (Pm0, Pm1, Pm2) , 其中Pm0為自然形成的實物資料財產形式, Pm1為社會形成的實物資料財產形式, Pm2為知識資料財產形式。其在歷史上總的物理演化軌跡同樣是:Pm (Pm0) →Pm (Pm0) +Pm (Pm1, Pm2) →Pm (Pm0, Pm1) +Pm (Pm2) →Pm (Pm0, Pm1, Pm2) 。對應地, 同樣可以形成Pm (Pm0) +Pm (Pm1, Pm2) →Pm (Pm0, Pm1) →Pm (Pm0, Pm1) +Pm (Pm2) 這樣的演化系列。這里產生的特殊情形是Pm (Pm0, Pm1 (A2, Pm2) ) 。這就是馬克思說的, “資本在其真正發展中使大規模的勞動同技能結合起來, 然而是這樣的結合:大規模的勞動喪失自己的體力, 而技能則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 而是存在于機器中, 存在于把人和機器科學地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發生作用的工廠里。”最后, 勞動者的活動總集就可歷史地刻畫為:
L(A˜i‚Pmi)∪L(Ai‚P˜mi)∪L(A˜i‚P˜mi)‚(i=0‚1‚2)L(A˜i‚Ρmi)∪L(Ai‚Ρ˜mi)∪L(A˜i‚Ρ˜mi)‚(i=0‚1‚2)。式中, “~”表示特殊歷史權力 (憑證) 或特定的社會權威因子, 它的歷史演化和社會漂移形成了一種動態的演化——博弈結構, 同時承載了生產要素結構的特定“發生”。這些分析表明, “正像各種不同的地質層系相繼更迭一樣, 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上, 不應該相信各個時期是突然出現的, 相互截然分開的……在這里, 起作用的普遍規律在于:后一個[生產]形式的物質可能性——不論是工藝條件, 還是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經濟結構——都是在每一個形式的范圍內創造出來的。”[13]
這種分析效果正是由勞動價值論達成的。但這導致西方經濟學理論家們不約而同地認為馬克思經濟學與勞動價值論實際是同義詞和理論等價物。如, 埃爾斯特認為, “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均衡價格和均衡利潤率的形成。勞動是交換價值和利潤的源泉這種主張, 也未能逃脫一種批判的檢驗……此外, 堅信勞動價值論使得馬克思接受了對資本拜物教的一種無效解釋……盡管馬克思有一種經濟學理論, 但他是否也在各種經濟學模型中創造了它則不甚明了。這涉及審慎地運用各種簡化的量化的假定——以現實主義為代價而達到精確性……馬克思完全意識到了這些優點, 雖然他的黑格爾式的素養有時使他誤入歧途, 他嘗試為其主要論斷提供代數的與算術的證明表明, 他認識到了數學在這一方面的力量, 雖然在今天看來他的努力顯得笨拙。與黑格爾不同, 他沒有把數學歸類為‘知性’這個平庸的層面, 即把它和‘理性’對立起來。他也沒有和恩格斯一道試圖使數學成為一門神秘的‘辯證的’科學……馬克思常常提到經濟生活中‘現象’和‘本質’之間的一種區分……馬克思在根本上完全誤解了黑格爾……這就是馬克思認識勞動價值和價格之間關系的方式……黑格爾關于現象與本質的理論……是正確的。它認為, 本質是相互關聯的現象的總體, 而非某種‘隱藏在’它們背后的東西, 以及一種不同的本體論秩序。這方面的一個例證是經濟學中對部分均衡與一般均衡的關系的分析……勞動價值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先于價格。因此, 馬克思的理論應該被放棄, 因為它是錯誤的, 而不是因為它是建立在對黑格爾的誤解之上。”然而, “這種誤解是驅使他堅持勞動價值論的第一性的一個重要原因……。”[14]
歸根結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應繼續被動地接受埃爾斯特式的批評, 而應在邏輯模型的尋求中解決馬克思的如下命題:“資本, 土地, 勞動!”“在這個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資本旁邊, 在一個生產要素的屬于一定生產方式、屬于社會生產過程一定歷史形態的這個形式旁邊, 在一個與一定社會形式結合在一起、并且表現在這個社會形式上的生產要素旁邊, 一方面直接排上土地, 另一方面直接排上勞動, 即直接排上現實勞動過程的兩個要素, 而這二者在這種物質形式上, 是一切生產方式共同具有的, 是每一個生產過程的物質要素, 而與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無關。”[15]既然資本仍舊是普遍異化的社會要素的偽裝形式, 那么在盧卡奇的“第二自然”中, 資本制度的構成與第二序列中介 (作為與再生產的物質中介相對的制度中介) 的出現顯然是同一的。由此, 資本實現了全球統治的秩序擴張。可見, 研究的出發點仍然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的:“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 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 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 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這種徹底當然包含了方法論的徹底性, 出路是真正走入歷史和社會域, 使中介問題獲得徹底的實踐性解決。因此, 生產要素理論構造的徹底性僅僅在于, 從方法論實踐角度充當勞動價值理解結構的行動執行者, 決不是它的反對者, 也不應是那種從它的相反方向提供庸俗辯護詞的某種教義的守護者。
參考文獻
[1] 許光偉.馬克思經濟學原生地考察——兼評“1857-1858年手稿”的學科性質[J].江漢論壇, 2012, (1) .
[2][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04-391, 459-470.
[3]米克.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170.
[4] 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 (下卷)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596-597.
[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60-361, 361-362.
[7]阿爾都塞, 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213.
[8]趙玉琳.中國市場經濟學概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243.
[9]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 (上卷)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47.
[10]黑格爾.精神現象學 (上卷) [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9:28-30.
[11]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上卷) [M].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3:394-396.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72.
[14]埃爾斯特.理解馬克思[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117-122.
[15] 馬克思.資本論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22-924.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注釋
1 馬克思區分了生產條件的二重性態。波蘭尼寫道:馬克思在一種更為寬廣的意義上運用“生產的物質條件”范疇, 它包括資本所有權和土地所有權, 這是因為馬克思確認的是三種而不是兩種生產條件——波蘭尼只使用“勞動 (力) 與土地”的生產條件范疇。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力稱為生產的個人條件, 土地被視為自然條件或外在的物質條件, 物質性的基礎結構即“交通與運輸的設施”則被視為公共的、一般性的條件。 (參見: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 第230頁)
2 他們所要說的是, “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以及生產和分配的現實關系, 總應該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看到: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 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 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5頁) 這是對生產進行一般理解的結果, 即生產只是創造或改造自然產品的物質過程, 受到一般規律的支配。這就導致“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 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 然后把這些公式當作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 就是說, 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266頁)
3 歸根結底, “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 是存在的, 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 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 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6頁)
4 “在這方面, 一個重要的事例是‘一般生產’問題。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 馬克思必須反對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家試圖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與一般生產同義的企圖。他們的論證通過宣稱資本與生產設備具有統一性, 以及回避或將問題引向對資本本身起源的討論而展開的。在反對‘生產的歷史關系永恒化’的過程中, 重點必須堅定不移地放在社會 (經濟) 進程的特質上, 堅持認為‘不存在一般生產’, 以便徹底削減自由立場的意識形態利益。” (參見:梅扎羅斯:《超越資本——關于一種過渡理論》 (下卷)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年, 第528頁)
5 技術條件、社會條件不是二重性的兩方面構造, 不能將物理資產的二重性態構造同對象本身的二重性質混為一談。一般而言, 技術條件沿著“物理場” (物質技術結構) 行進, 達成的形態即馬克思曾加以說明的勞動分工體系的自然構造:“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 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 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 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 發展成社會分工。”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 (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56頁) 而社會條件則沿著“社會場” (社會實在的生產結構) 行進, 形成了馬克思提及的生產工藝學的自然構造:“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頁) 前者是勞動的自我塑形和關系構造, 后者則是生產的自我塑形和關系構造。
6 首先, “對我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 我們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著歷史考察之點, 也就是說, 表明僅僅作為生產過程的歷史形式的資產階級經濟, 包含著超越自己的、對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加以說明之點。因此, 要揭示資產階級經濟的規律, 無須描述生產關系的真實歷史。”其次, “如果說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歷史的, 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 那么, 現代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 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歷史前提的生產條件。”而“這種正確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著生產關系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 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 變易的運動。”與之相反,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把資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 (而不是歷史的) 生產形式……把資本生成的條件說成資本現在實現的條件……把資本家還是作為非資本家——因為他還只是正在變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要素, 說成是資本家已經作為資本家用來進行占有的條件。”這些辯護的企圖因此“證明他們用心不良, 并證明他們沒有能力把資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資本的社會自身所宣揚的所有權的一般規律調和起來。”換一句話說, 通過將所有權宣布為一般規律, 也就根本否認了“資產階級所有權的這第二條規律是第一條規律[即對自己勞動的產品擁有所有權的規律]轉變來的……。”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457-469頁)
7 很顯然, 這里應假定生產要素總是以貨幣的形態加以預付。同時, 貨幣可以轉化為各種生產要素, 并且實際上, 它只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抽象表現, 是它們作為價值的存在。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 (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398頁)
8 (10) 佛利階 (Foley) 認為, “馬克思把理論視作一個復雜、有序的關于抽象范疇的結構, 以其作為理解世界的途徑。理論本身是充滿矛盾的實體, 這是由于它包含著自我轉化的種子, 包含著諸多的潛在不一致性, 從而不斷導向新的理解。從另一方面來說, 模型是理論的表征, 可以將一些矛盾因素加以忽略——這在思想的數學表達上是經常允許的。這樣, 模型就只是理論的代表, 而不是關于真實本身的代表。每一個理論都能生成眾多模型, 這些模型或許均要求代表理論的某一方面特征, 但不會有任何一個模型能與理論本身同一。事實上, 也沒有任何模型能夠與它所代表的理論精確地一致, 因為它抑制或消除了理論中的真實因素。這一研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踐形成鮮明對照:在那里, 主要工作是探究抽象模型的各種屬性, 這導致模型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關系問題時常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 (Foley, Dincan.1986: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
9 (11) 羅默的觀點無疑加深了人們對這一態度的理解:“‘數學’, 或者說模型, 不能反映一個理論所包含的所有內涵;模型必然只是理論的特定構圖, 并且人們也不會短視地相信不會存在其他構圖。然而, 這不能成為不去嘗試通過數學來理解理論的理由;相同理論不同的彼此沖突的建模過程, 恰恰是將之聚焦于理論灰暗地帶的過程。” (Roemer, John. 1981: 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
10 (8) 與歷史中的資本規定性 (物質資本) 由生產逐步轉向分配恰恰相反, 人力資本由分配上的特殊性逐步轉向特殊生產的規定性。
11 (9) 對人力資本而言, 社會博弈剩余變量是一個可被社會剝奪的變量參數, 它沖減Z的事實存在性, 使知識資料規定一定程度上處于一般歷史規定與特殊歷史規定之間。
關鍵詞
作者簡介： 許光偉
收稿日期：2012-06-08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馬克思企業理論的創造性轉化研究” (編號:11BJL009); 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思想與發展方向” (編號:11YJAZH067) 的成果
他山之石
劉永佶:勞動者是經濟主體，不是“生產要素”或“資源” - 烏有之鄉
oisum.com/Article/sichao/2009/09/832.html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