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毛派應怎樣看待南街村?

　　——關于南街村問題的爭論

　　最近，曾經被公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南街村，遭到一些“左派”人士的批判。認為：

　　南街村——它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披著紅馬甲”的資本主義;它的財富，是靠剝削外來工的剩余勞動獲得的;它是在以共產主義之名，行野蠻資本主義之實!結論是：南街村走的是一條集體資本主義的道路。把南街村說成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典型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走狗的觀點”。(本文只引用一些“左派”批判人士的觀點，恕不一一指名)

　　筆者看了這些批判以后，很感不平。出于義憤，也想來說幾句。

　　人所共知，南街村是1984年在人民公社被強行解散、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分田單干的背景下，在支部書記王宏斌的帶領下，選擇重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產物。南街村人信奉毛澤東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開展多種經營，開辦村辦企業，僅僅幾年，到1989年，集體經濟產值就達到2100萬元的規模(人均高達6200元!其時“萬元戶”已屬“富翁”)。這就足以證明：堅持集體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好!它與搞分田單干的小崗村“一年跨過溫飽線，十年(后又一個十年，再一個十年)難進富裕門”——恰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其后，隨著我國社會整體商品經濟大潮的泛濫，南街村自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它需要生存、發展，這才有了“外圓內方”的方針(對外，采取適應市場經濟方式;對內搞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模式)。再經過20多年的奮斗，就發展成了今天的模樣：

　　資料顯示，到了2010年，南街村資產已經積累到30億，負債4億，形成了集農、工、商、旅為一體的綜合經濟體。南街村村民沒有兩極分化，全都享受住房、醫療、教育等多項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寧，過上了“共同富裕”的生活。南街村的最大特點，就是他們基于毛澤東思想“公”字觀的理念，走社會主義道路，有一個建設“共產主義小社會”的大目標。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共產主義描述的藍圖是：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觀點是清楚的。即：共產主義社會要分兩個階段，即它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它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階段，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社會主義要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具備三個條件，即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與腦體差別)的消失;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集體財富的“充分涌流”，從而使人們擺脫資產階級法權的眼界(按：即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提高)。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日積月累完成的。建設共產主義大廈，更需要一磚一瓦建設起來的。

　　1919年4月，為支援蘇維埃政權，莫斯科——喀山鐵路一機車庫工人發起“星期六義務勞動”，列寧就把這種不計報酬的大公無私精神，贊揚為具有共產主義萌芽性質的新事物，并為此寫下了《偉大的創舉》一文。毛主席號召我們“向雷鋒同志學習!”學什么?不正是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身上無私的共產主義因素嗎?

　　當然，現今的南街村，遠遠沒有達到“共產主義村”的水平。但也不能否認南街人(從“班長”王宏斌到普通村民)，那種全力為集體奉獻、只享受集體福利、僅拿250元月薪的“傻子”精神，具有一定含量的共產主義要素。更不能否定南街人堅持集體所有制、走共同富裕道路，是通向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目標的正道!盡管這一征程是艱難的與漫長的。

　　筆者以為，南街村人信奉毛澤東思想，敢于抵制分田單干，不走自發資本主義邪路，堅持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向往共產主義，這就是好!就是革命的實際行動!如果當時被解體的農村人民公社，有十分之一的大隊都能起來抵制，今天的神州大地就不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更不會產生“三農”問題了!

　　一些“左派”人士憑什么要用無限上綱手法去批判南街村呢?其理由無非有二：一是所謂的“理論”依據，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二是南街村企業事實上存在著“剝削”。

　　其實，這兩大“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不值一駁。

　　第一，馬克思主義是肯定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性質的。

　　馬克思認為，合作社能動搖資本主義“現代經濟制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218頁);認為合作社出現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評價都是不算過分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242頁);它“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99頁)

　　列寧繼承、發展了馬克思的合作社思想，把合作社界定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第二種形式：集體所有制(第一種形式為全民所有制)。那么，列寧為什么在1923年《論合作制》一文中，又要講“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資本主義組織”呢?對此，上海行政學院學者黃文忠，為解這一疑惑，專門寫過一篇長達4萬字的學術論文(詳見《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第8卷第1期)，在全面研究了列寧有關合作社問題的論述后，最后的結論是：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合作社(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的萌芽，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列寧的斷語，只是特指俄國革命前的特殊情況，而不是泛指一般。

　　可見，一些“左派”人士批判的“理論”依據，不能成立。且不說南街村的集體所有制是不是處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條件下;即使是，也不能否定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列寧特指的斷語，改變不了南街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

　　南街村原先是人民公社下屬的一個生產大隊，其性質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根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公社解體后，南街村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其土地等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關系并未發生變更。因此，憑什么說他是“集體資本主義”?

　　第二，關于南街村村辦企業的“剝削”問題。

　　首先，南街村舉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該不該參與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一些“左派”批判人士認為，南街村既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該去參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活動;否則，就是“屈服于國際國內資本主義的各種壓力，對他們進行開綠燈，舉白旗的投降”;就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行徑。

　　這話聽起來很“革命”、很“正確”，其疾惡如仇的精神也很“高貴”。可惜，這種如同伯夷“不食周粟”的高貴，恐怕連這些“左派”批評人士自身也做不到。現在他們卻要南街村的農民兄弟去這樣做，這不等于是在說夢話嗎?

　　假如你是一位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左派革命者，你能做到不去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動嗎?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他生活在資本主義的英國，別忘了，他同時還是曼徹斯特市的一位“工廠主”呢!你能批判他是“寄生蟲”嗎?

　　再如，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中國不是照樣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它難道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

　　一些批判南街村的“左派”人士，似乎都是剛從外星球來到地球村的“革命者”，他們高談闊論，“火力四射”，但完全不顧地球村的實際情況，卻要求地球村人們按照他們“外星人”的要求去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行得通嗎?

　　再談“剝削”問題。何謂“剝削”?通常解釋：一部分人(資產者)憑借對生產資料或貨幣資本的占有，無償地攫取他人的勞動成果。這里的關鍵是：對生產資料與貨幣資本的占有權。

　　南街村經濟體的生產資料，是南街村農民兄弟集體占有的。他們自己勞動，通過“按勞分配”方式分享勞動成果，根本不存在“剝削”的問題。

　　對南街村村辦企業中的外來工來說，是不是存在“剝削”?這確實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理論問題。是一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全面復辟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在堅持集體所有制企業中所出現的特殊現象，值得理論工作者深入研究。因此，在未得出正確的結論以前，也請不要輕易亂下結論，更不應亂扣帽子，而應采取慎重的學術態度。

　　據說南街村對外來務工人員有一條土政策：如果長期在南街村工作，是有機會轉為南街村的“榮譽公民”。“榮譽公民”可以享受與原南街村人員一樣的福利待遇。這個期限是6至10年(見劉武洲文章：《某些假“左派”極端分子否定南街村，是在犯極其嚴重的政治輿論導向錯誤》)。果真如此，對那些有可能成為“榮譽公民”的外來務工人員，自然同樣也不存在“剝削”的問題了。

　　至于對那些不愿成為南街村“榮譽公民”的外來務工者，如果事先都了解這些土政策與待遇，而又原意去干的，依筆者觀點，那也只能權作是他們愿意為南街村的集體事業作貢獻了。

　　當今中國，確實有許多自稱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左派”革命者，講的是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可是在實際行動中往往是南轅北轍。

　　請問這些批判南街村“左派”人士：你還記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什么嗎?毛主席說：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奉勸一些批判南街村的“左派”同志們：別總是自以為是，盡干些“親者痛、仇者快”蠢事!別再去當“左派”，還是老老實實地做個毛派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