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民間團體發起的“孟山都法庭”,根據現有的國際法,在危害環境、健康、食物權以及威脅科學研究獨立性等四項指控中,孟山都通通有罪。第一宗罪:危害環境,土壤、水源、植物和生物多樣都受害;第二宗罪:掌控種子專利,危及食物權;第三宗罪:危害健康;第四宗罪:迫害科學家,威脅科學獨立研究。
【原編者按: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今天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以轉基因為代表的化學農業造成農化產品使用量大增,顛覆生態、危害環境、食物和健康,甚至損害了全球各地的農業經濟體系。
2016年10月,數百名來自五大洲的農民、律師與環保運動者在五位專業法官主持的民間審判孟山都法庭(Monsanto Tribunal)上,陳述這家美國農化大廠的種種罪行。經過6個月的審理,法官們于4月18日再度齊聚海牙,“判決”孟山都有四大罪狀。雖然該法庭不具有執行權,但其過程都符合規范有法可依,其最大意義是世界民眾在法律層面證實了孟山都的眾多罪惡,也使人認清它所主導的轉基因農業與自己的利害關系——除了嚴禁轉基因外都沒辦法逃脫這種危害。】
孟山都法庭公布審判結果,孟山都有罪。左起為人權法與環境法專家Dr Orellana 以及其他五位法官(出處:孟山都法庭)
正文
如果敘利亞政府確實動用化學武器,導致成千上百的平民與幼童傷亡,即使是在戰亂中,都要面臨傷及無辜的戰爭罪指控。若在太平時期使用農藥破壞了環境,危及千百萬人的健康以及未來世代的生存,又該當何罪?
由民間團體發起的“孟山都法庭”(Monsanto Tribunal),根據現有的國際法,在危害環境、健康、食物權以及威脅科學研究獨立性等四項指控中,孟山都通通有罪。
除了在越戰中生產橙劑,近20年來孟山都也參與哥倫比亞的反毒計劃,以“草甘膦空襲”消滅古柯樹,危害環境與健康。比照種族屠殺罪與戰爭罪,假若國際法中有“生態屠殺罪”(ecocide),這家美國農化大廠同樣是罪證確鑿。
去年10月,5位專業法官在荷蘭海牙的“孟山都法庭”上,聆聽來自世界各地的農民、律師與專家意見,審判美國農化大廠孟山都的罪行。由于法官沒有調查的實權,這場由公民團體發起的國際公審只具有象征意義,判決也僅是建議性質。
雖是非正式的審判,但于法有據。曾擔任歐洲人權法院法官的孟山都法庭審判長涂爾肯絲(Françoise Tulkens)強調:“孟山都法庭都是依照國際法院的規范,并遵循國際人權、國際人道公約審理。”她在去年發函邀請孟山都,但被告選擇缺席,放棄為自己辯護的機會。
第一宗罪:危害環境,土壤、水源、植物和生物多樣都受害
經過6個月的審理,法官4月18日再度齊聚海牙,宣布孟山都“判決”。
任職華盛頓國際環境法中心(CIEK)且熟悉人權國際法的“法官”奧雷拉那(Marcos Orellana)首先宣讀:“根據相關的證據與國際法對環境的規范,孟山都的作為對環境健康有負面影響。”
早在1972年,聯合國于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的人類環境會議上,已經指出“健康的環境”是享有人權的前提,2014年的人權大會決議文也表示,“國際人權法承認了享有安全、干凈、健康與永續環境的權利。”
奧雷拉那表示:“呈堂證供顯示,孟山都影響了人類健康,尤其是農民的健康,動物健康也受到影響,土壤、植物、水中有機物和生物多樣化都受到沖擊。此外,許多國家的原住民和當地居民都沒有獲得足夠的訊息,得知可能的影響。”
圖左到右:人權法與環境法專家Dr Orellana、Judge Laam 以及Judge Tulkens(出處:孟山都法庭)
巴西:飲用水、雨水和母乳都有農藥殘留,蚯蚓、蜜蜂都遭殃
目前國際市場上大豆的主要供應國巴西,從2000年到2012年的農藥用量成長了162%。這與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攸關,在2015年,超過一半的農藥是用在大豆田。
巴西政府不只補貼農業公司,還補貼了化學產業,以壓低農藥價格。“最后是大豆田附近居民的悲劇,飲用水、雨水,甚至母乳中都有農藥殘留,先前傳出有上百位師生中毒。”巴西公共衛生研究員費波(Marcelo Firpo)控訴。
斯里蘭卡的農人(K.A. Saman Prasanna)說,噴灑含有草甘膦(glyphosate)的除草劑農達(Roundup)后,土壤軟爛如泥,深層地下的蚯蚓紛紛死亡。
馬雅族人普特(Feliciano Ucán Poot)也表示,墨西哥允許栽種抗草甘膦的轉基因大豆之后,他的蜂蜜被轉基因花粉污染,不再受到反轉基因的歐洲消費者青睞,生計受影響。大量噴灑除草劑不只導致蜜蜂死亡,馬雅玉米和南瓜也遭殃,飲用水和居民的尿液中都有草甘膦殘留。(更多資訊,請看拯救蜜蜂)
阿根廷學童作畫:不要在學校噴農藥,這會讓學生生病(出處:Juan Ignacio Pereyra)
第二宗罪:掌控種子專利,危及食物權
環境受損、水源污染、土壤惡化,獲取食物的權利也受到影響。“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指出,每個人都應有取得合適食物的管道。
“聽證時,許多人指出孟山都對生產體系、生態體系有負面影響,出現入侵性的品種、農達的效力漸減。甚至有農民的作物遭到轉基因污染后,竟然被判要繳權利金給孟山都。”法官朗蒙(Eleonora Lamm)指出。
她說:“我們的結論是,孟山都的行為對食物權有負面影響。”
朗蒙在阿根廷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深知轉基因作物對一個國家糧食體系的傷害。“不是所有農人都負擔得起轉基因種子,況且轉基因污染讓一些農人不得不改種轉基因作物,結果是每年都要向孟山都買新種子,這威脅了生物多樣化和糧食主權。”
阿根廷:傳統農作凋零,超級雜草叢生
家中四代務農,已經接棒30多年的邦托(Diego Fernandez Bantle)見證了轉基因大豆在阿根廷落地生根,反客為主改變當地農業的過程。
“舶來品”大豆在1970年代進入阿根廷,邦托的父親也在1973年轉種利潤較高的大豆。多種作物輪耕的模式被單一作物取代,農場不像過去飼養牲畜,除草劑也取代了機械和鋤頭。“然而,最大‘里程碑’是1996年時,結合農達銷售的轉基因大豆進入阿根廷”,邦托指出。
轉基因大豆的產量比不上傳統大豆,農人起初無意采用,但農達低價競爭,而且阿根廷的兩大農業機構都競相推廣,邦托開始考慮,技術顧問向他保證,“農達是中性的,不會有任何傷害。”邦托說:“如今我明白,這是謊言和詐欺。”
當年技術顧問還提醒,要在播種前殺死所有的草,才不會吸收作物生長所須的水分。多年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后,土壤結塊,“因為根部不易深入,微生物的活力減少。土壤的吸水力弱化,水災頻傳。地力下滑,要用上更多的化學肥料。”邦托解釋。
更大的惡夢是雜草出現抗藥性,必須強化劑量搭上其他添加物,后來還出現了不怕農達的野桐蒿、多花黑麥草。邦托說,“一開始,每年每公頃只要灑上1公升的農達,如今需要10到12公升。”
邦托起先不愿栽種轉基因玉米,但因為市場遭壟斷買不到非轉基因玉米種子,不得不改種。他在前年重新栽種非轉基因玉米,“可是我不能申請‘非轉基因’認證,因為都遭到臨田污染。”
體認到轉基因的壞處后,邦托在十年前開始想轉為有機耕作,“可是阿根廷的農業機關里竟然沒有人可以提供建議。我想,讓懂得另類農法的專家消失,這也是孟山都的‘成就’之一。”
Diego Fernandez Bantle說他再也不希望回到慣行栽培(出處:孟山都法庭)
第三宗罪:危害健康
無法取得充足、安全的食物,人類也難保健康。“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健康的權利。判決認定,“孟山都的作為對人類健康有負面影響。”
法國:農夫健康受損,勝訴卻無賠償金
2004年春天,法國農夫馮索瓦(Paul Francois)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劑“拉草”(Lasso)時不慎吸入,導致急性中毒,住院多天后在家修養5個多星期,爾后仍多次因劇烈頭痛入院。
尿液與血液檢驗證明中毒現象與拉草有關后,馮索瓦發現加拿大、荷蘭和比利時早已經禁用拉草,仍在銷售的包裝上卻沒有提示該農藥的危險性,于是在2007年控告孟山都。2015年里昂法院判馮索瓦勝訴,但至今還沒拿到一毛賠償金。
在控訴的過程中,許多專家和醫生擔心得罪孟山都,拒絕協助馮索瓦,孟山都除了要求檢查他的心理狀態,還頻頻威脅,“先是說我沒有中毒的證據,即使真有中毒,也無法證明農藥罐里裝的就是拉草,還懷疑我買的除草劑不是拉草。他們甚至主張,我中毒的時候,我太太應該請法警來查驗農藥,而不是趕緊把我送醫。”
擔任審理法官的加拿大農業與貿易法律師席布曼(Steven Shrybman)指出:“孟山都制造、銷售了許多含有危險成分的產品,像是現在被禁止的多氯聯苯(PCB)不只會致癌,還會影響生育功能、孩童成長以及內分泌、免疫系統。”
當許多研究指出草甘膦會致癌時,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歐洲化學管理局(ECHA)表示不會致癌。“不過,歐洲的兩個機關都沒有充分考慮,在食物、飲用水和人類的尿液中都有草甘膦殘留。而近來加州法院解密的文件也說明,在研究草甘膦對健康影響時,孟山都操弄科學。”席布曼解釋。
他進一步指出,“至今轉基因作物對于健康的影響不明,這主要是因為轉基因研究不透明,一些專家甚至無法進行獨立的研究。”
第四宗罪:迫害科學家,威脅科學獨立研究
經過二年實驗,法國學者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在2012年將研究成果發表在經由同行審查的《食物與化學毒理學》期刊上。論文指出,喂食孟山都轉基因玉米Nk603和農達的老鼠罹癌比例偏高,肝和腎出現病變,壽命也較短,呼吁進一步研究。這篇論文引起激烈辯論,孟山都并動用科學界與媒體力量攻擊賽哈里尼。
面對毀謗,塞拉利尼打贏兩場官司,并獲得德國科學家聯合會頒發的“揭秘真相者”獎章。在壓力下他仍堅持指責,孟山都謊稱草甘膦是農達的有效成分,事實上,這項全球使用最廣的除草劑中,含有毒性更高的成分。用農達實驗而不只是草甘膦,發現對腎臟、肝臟與內分泌的毒害。
塞拉利尼(左)關于轉基因玉米的研究,引來孟山都攻擊(出處:孟山都法庭)
加拿大的微生物學家秀帕拉(Shiv Chopra),因為拒絕核可孟山都研發的牛只用荷爾蒙,遭到健康部施壓停止擔任該部顧問。任職烏拉圭全國農業服務局主席期間,農學家羅維拉(Miguel Lovera)拒絕核準大豆以外的轉基因作物栽種,結果是孟山都不斷要求政府撤換他的職位,并抹黑他。
“當有研究要求保護環境和公共健康,孟山都便威脅、貶抑獨立的科學研究,并且施壓政府,這侵犯了科學研究的自由,也剝奪社會監護基本權利的可能性。”公審孟山都的法官席布曼繼續指出,“科學研究自由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與思想、表達自由、獲得信息的自由息息相關。科學家必須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并在擔任發出警訊的‘吹哨者’時獲得保護。”
根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孟山都危及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自由,罪名成立。
“如果有‘生態屠殺罪’,在越戰生產橙劑的孟山都,應受國際刑事法庭審判。”
加拿大的微生物學家秀帕拉(Shiv Chopra)這樣說。
看似客觀的科學研究可以是人類社會向上提升的利器,也可能是殺人的兇器。
曾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植物系主任的蓋爾斯頓(Arthur Galston)1943年在博士班期間,發現三碘苯甲酸(TIBA)在促進大豆開花時,也會造成落葉。
在他的研究基礎上,美國軍方研發出“橙劑”(Orange Agent)。從1962年到1973年間灑下7000萬公升橙劑讓越南叢林落葉,敵軍無所遁形,但也傷及士兵,造成許多畸型胎兒,對環境與健康的影響延續至今。
身為“始作俑者”,蓋爾斯頓指責使用橙劑的美軍違反聯合國對化學武器的規范,提出“生態屠殺罪”一詞,并親自前往越南勘查對環境的傷害。
“當前的科學太過強大,科學的發現可能在社會上隨機造成副作用。我們要嚴格審閱和監管,在這任務中,科學家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蓋爾斯頓在1972年發表的看法。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科學家呼吁擔起社會責任時,孟山都則趁機發戰爭財,為美軍生產橙劑。“礙于現行國際法和缺少證據,我們不能斷定孟山都犯下戰爭罪。然而,孟山都依稀知道它的產品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影響。如果國際法中增列‘生態屠殺罪’,相關的事實就可以在國際刑事法庭(ICC)上審理。”涂爾肯絲表示。
越戰中噴灑橙劑后的橡膠樹(出處:Arthur Galston)
橙劑未絕,哥倫比亞生態毒殺又起:用“草甘膦空襲”反毒
逝者已矣,孟山都在越戰的罪行難以追溯。但往事并不如煙,空中噴灑的除草劑煙霧,在21世紀仍籠罩南美洲的哥倫比亞。
1978年耶誕夜出生的穆坦芭荷(Pedro Pablo Mutumbajoy),在哥倫比亞南部愛爾特雷波(El Trebol)有塊地,在這片與厄瓜多、秘魯交界的土地上,他試著復育熱帶樹林,但為了生計,也和其他農民一樣栽種可以提煉古柯堿(編注:即可卡因)的古柯樹。
穆坦芭荷的土地遭到四次“草甘膦空襲”,理由是美國與哥倫比亞政府雷風厲行“掃毒計劃”,利用飛機噴灑除草劑,從空中殲滅古柯樹。他解釋著,“前三次,我確實還在種古柯樹,但2013年被噴灑時,我已經沒有古柯樹了,而我損失了350棵要當建材用的樹木。”
草甘膦“空襲”哥倫比亞古柯樹(出處:美聯社)
哥倫比亞政府統計,“掃毒計劃”從1994到2014年灑下了2230萬公升的草甘膦,涵蓋了186萬公頃的土地。穆坦芭荷說:“這些草甘膦比市售的濃度高出一倍。全面的噴灑不只影響了非法作物,也傷害了森林、灌木叢、牧地、水源、牲畜、魚和自家栽種的作物,以及人們。我還看到,一只在噴灑后出生的小牛少了后腿。”
“孟山都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的一部分,必須為生態屠殺和造成疾病負責,因為孟山都完全知道,草甘膦在哥倫比亞是當作化學武器使用。”穆坦芭荷居住的地區也是反政府游擊軍的陣地,掃毒名義下是內戰的纏斗。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5年把草甘膦列為可能致癌物后,哥倫比亞政府終于宣布禁止從空中噴灑除草劑,但仍可以在手工鏟除古柯樹時,使用草甘膦。
哥倫比亞政府在2001年推出受害者補償計劃,“但是有96%的申請案件被退回。受害者多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窮人,鄉村小區也不可能有衛星定位技術,提供需要的證據。”穆坦芭荷解釋著,“受理補償申請的,就是掃毒計劃的執行者,也就是球員兼裁判,無法保證任何程序透明。”
視人民如草芥的哥倫比亞政府,倒是在2013年同意賠償厄瓜多1500萬美金,補償受到草甘膦空襲波及的鄰國。自家政府“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穆坦芭荷不勝唏噓。
呼吁環境正義:向腐朽的政經結構宣戰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架構下,雙邊貿易投資條約、自由貿易協議等都在保護投資者,逐漸弱化國家保護人民與環境的能力。國際人權、環境法以及貿易與投資法規間的鴻溝也越來越大。”孟山都法庭法官席布曼表示。
企業的權利與義務間也有巨大的落差,“當跨國企業侵犯基本權利時,應該被視為法律主體,擔起更多國際人權法規范的責任,可以在國際刑事法庭受審。”席布曼說。
雖然罪行重大,但跨國企業財大氣粗甚至對國家頤指氣使,孟山都并非單一個案,問題根源在政治經濟結構。即使與拜耳順利聯姻,孟山都也不會一夜間洗心革面,而越來越大的農化大廠同樣要受到規范。
法官奧雷拉那說,“孟山都法庭的意義在于打造了應對的工具,厘清了問題面貌,接下來有賴民間社會聯合行動。”
諸葛亮獻計,成千上萬的臭皮匠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降伏巨靈(編注:指追逐私利的國家)與巨獸(編注:指跨國企業),仍有幾分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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