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智廣俊探討關于《塘約道路》

秦永利(內蒙)

2 017 年9月15日

　　智廣俊同志發文《關于塘約道路，李金昌想說什么?》,對李昌金老師的文章觀點，數據提出了異議，這也很正常，每個人認識問題的立場，掌握事實的準確性，治學理念的角度等方面的不同，觀點也就不同。所以我覺得，智廣俊同志和李昌金老師在看問題的角度上，認識上有所不同，所以，出現了智廣俊的那一篇反對文章也屬正常。

　　那么，我們對智廣俊同志文章的來作個分析吧!

　　在對《塘約道路》一書及塘約村的現實情況反映上，如果智廣俊同志沒有好好地細讀《塘約道路》這本書，甚至更沒有去塘約進行實地考察，按照毛主席教導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請智廣俊同志就不要挑剔他人了。那些細讀《塘約道路》并對文章內容進行了分析研究，應用馬列毛主義理論審視《塘約道路》，能談出邏輯理性的判斷，猶如著明學者王忠新的《從“塘約道路”回顧“包產到戶”》、三農書記李昌平的《重新組織起來已經成為農民的強烈愿望》、 灄水農夫的《 “塘約道路”只是“小崗道路”的延續》、王今朝的《只有集體化才是中國農村發展的科學道路——對“塘約道路”的思考》、黎亞彬的《“塘約道路”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不歸路》、錢昌明的《從“三農”問題到“塘約道路”——兼論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惡果》、葉方青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道路的最大法理》、篝火的《提倡塘約道路是否更應提倡農業學大寨》、真言的《“塘約道路”姓“社”還是姓“資”，姓“公有制”還是姓“私有化”?》、 李甲才的《塘約道路遺漏了扶持資金》等諸多涉及和評論塘約道路等人的文章，尤其如曹子文老先生的《塘約道路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黃德銘(望遠鏡)老先生的《淺析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質——兼議塘約》、最近八月十號至十四號江西的一批大學生利用暑假去塘約村進行住戶調查寫出來的《情況沒有那么樂觀——大學生塘約村考察報告》,對塘約的評論，都是經過實地調查，用事實來說話的。智廣俊同志應該都好好看看，或許能讓智廣俊同志這類人開悟的。因為諸多學者的評論，或是從理論深度、或是從事實力度，或是從事實加理論的辯證，都已佐證了這次李昌金老師的觀點和評論是正確的，結論是準確的。不知智廣俊同志看過這些沒有?智廣俊同志說自己沒有去過塘約做過調查，那總不會比細讀《塘約道路》，尤其是去過塘約的上述那些學者們了解和認識塘約更全面和準確吧?照我看，李昌金老師的那篇文章，就是在細讀、深究了上述諸多學者的文章和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后，集眾多文章之要點，加之深刻細致分析而綜合寫出來的。但智廣俊同志是在不知當地情況，也不去廣讀、深究有關人的文章，來批判了解情況或認識問題深刻的李昌金老師。而如果智廣俊同志知道真相(塘約確實存在扶持資金，也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卻因感情原因妄議別人的觀點，那就是在胡攪蠻纏了。

　　從文章的真實性、說理性，表述邏輯性，智廣俊同志的文章讓人感覺是：誰懷疑塘約就攻擊誰。這也可能是因為他在文章中多次涉及到了我，所以，我須說明我這種感覺的由來。

　　我于2017年5月13日，受【塘約道路】一書的鼓舞，興致勃勃的親赴塘約村：“多想目睹久違的，重走公有制集體化道路的新農村”，然而，事與愿違，經過實地考察，以及坐談會討論，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事實不是象《塘約道路》書中描述的那樣：塘約是自力更生走集體化道路的成功典型，并做為一條農業發展的新型道路讓全國復制。因此，我于 2017年6月6日 寫了一篇考察后的《莫對塘約太過譽》一一對塘約現象的思考，發表在幾個紅網上。

　　在文中我首次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觀點，引起網友的熱議!我概括塘約現象形成之原因： 2014洪災后的塘約村，在貴州省各級黨政的關注、關懷下，各級政府從政策、人才、生產資料、資金，招商引資，全方位給與扶持，加之在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強有力的領導下，廣大村民，借黨的精準扶貧政策之東風，產生了“內生動力”，發揚了中國人民在困難時刻與生具來的頑強拼搏精神，艱苦奮斗建設家園，終于用一年半的時間催生了一個全省乃至全國的典型。再經過大師的妙手生花，妙筆生輝，一個企圖讓全國復制的《塘約道路》就出爐了。它有一個更將偉大的史命，就是要成為全國農村未來的經濟模式——私有制基礎上的合作化經營道路，即后來王宏甲老師補充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

　　給智廣俊與李昌金等所有人造成最大的糾結是：塘約村究竟是否享受到大量的經濟扶持(有人稱為輸血)，為什么近八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只字未提。智廣俊同志武斷的認為沒有這些扶持資金，就是有也是救災款，不屬政府扶持，想借救災之故來掩蓋扶貧之由，混淆了這兩個概念。尤其智廣俊同志與《塘約道路》始終不提政府扶貧(或救助)資金的數量。而我提出來了。我第一次講的是5530多萬，還不算招商引資和貸款資金。我在《莫對塘約太過譽》文章中說到，這么多錢，尤其各級黨政的參與指導，幫助打造，搞不成現在這個樣子是說不過去的。我原來對塘約現象的認識是：塘約村是黨和政府精準扶貧的結果，不是自力更生走集體化道路的典范。我的理由是要談自力更生就應像當年大塞村、劉莊、周家莊等那樣，或者像陜西陽山莊學南街村時，竟然在背負2500萬元巨債的困境中，沒花過國家一分錢，與自然災害做斗爭，走集體化致富道路。

　　本來這個事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完了，你拿錢砸你的典型，我講我的自力更生，你維護你的私有制，我盼望我的公有制，大路朝天，各走半邊。但現在不是這樣，智廣俊同志又在8月15日針對李金昌老師的《塘約道路 沒有告訴我們什么》一文大做文章，不僅胡亂地批李的文章觀點模糊，并且又一次談到秦永利的數據不實，說我編造了塘約是政府用資金扶持起來的典型…。

　　殊不知，2017年6月30日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陳雪原、王洪雨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塘約道路的成功密碼》一文披露說：“近兩年來，投向塘約村的國家各類扶貧款共計6000多萬”， 要知道這可是個專門搞三農研究的權威機構; 又8月10號至15號一群來自江西的大學生對塘約進行了四天的住戶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投資總計7900萬元。這兩個調查報告，在數量上遠比我的調查要多，證實了我的說法。我想智廣俊同志是看到了。如果說我是編造，那么，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陳雪原、王洪雨和江西的那批大學生調查結果比我講的數量更大是不是更在編造?

　　智廣俊同志說：李昌金“羅列了政府投資塘約了多少資金，只是引用了秦永利等人文章的數據，卻有意漏掉了與秦永利同行的人對秦永利數據不實的反駁”。讀者們當然要問智廣俊：那“與秦永利同行的人”是誰?是怎么“對秦永利數據不實反駁”的呢?被反駁的包括不包括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陳雪原、王洪雨的報告6000多萬結果?包括不包括江西的大學生對塘約進行了四天的住戶調查7900萬元結果?包括不包括李昌金從“黨建網”上得到近1.4億元的信息?假如我的數據是編造，那么，現在你們誰敢站出來公開批駁這三家的報告數據?況且，李昌金也沒有“漏掉了與秦永利同行的人”的見證評論，即：“一篇題為《塘約之變冷熱觀——烏有之鄉赴塘約村參觀學習紀實》的文章，作者署名為崔鳴。“……例如來自湖北荊門的陳永培老師總結說，來塘約村之前是心熱臉也笑，參觀完塘約村之后是心還熱但笑不出來了”。最后他們總結了塘約村存在的14個方面的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貧富差距拉大，有的農戶住500平方米的兩層小洋樓，有的農戶還是住矮小的平房，只是表面上因外墻和房瓦都是國家出錢外裝才顯得一致”。可惜這篇文章不是反駁秦永利的，而是在加持秦永利文章的。

　　智廣俊同志在文中質問李昌金老師說：“全國得到救災資金的地方多是了，怎么全國就倒逼出一個塘約，李昌金就沒想過這是為什么”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李昌金老師的一段話已經明確地告訴智廣俊同志了——“2014年6月3日，貴州省安順市多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災，‘受災的不止塘約’，為什么只有塘約村得到那么多的援助” 如是，我該反問你智廣俊同志了：同樣都是貴州省安順地區，同樣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災，怎么就不能倒逼出第二個，第三個.....到第N個塘約來呢?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不妨智廣俊同志再去倒逼一下安順市其他同類受災村莊，看看怎么樣?

　　智廣俊同志在他的《關于“塘約道路”，李昌金想說什么?》一文中說“塘約主要是塘約村黨支部和村民自己創新發展起來的，他們并沒有得到什么政策特權、資金特權”，并說“我當時一聽到塘約村的事跡，就意識到塘約人把救災工程自己組建合作社來搞，這是塘約集體得來的第一桶金”。請讀者們看看這兩段話：前一段“沒有得到什么政策特權、資金特權”不是事實。我在《莫對塘約太過譽》一文中做過事實對比——在《塘約道路》第120頁中作者告訴我們說： “在采訪中，我已知道，唐約所在的平壩區，2015年年底，經工商部門登記的合作社有210個，……2015年平壩區專業合作社獲得財政扶持1349萬元”。也就是說，全平壩一個縣，政府才投入了1349萬元，而唐約一個村合作社就傾注了政府的那么多資金，是平壩全縣的四倍多”。事實就是證據，凡懂得三多二少的人，這還不叫“政策特權、資金特權”，又叫什么呢?后一段話是語法混亂、語義不明的——“塘約人把救災工程自己組建合作社來搞”這句話，是在說什么?是救災工程還是救災工程款，殊不知，工程是項目，工程項目是不能作為資本來組建合作社的，只有工程款物即“錢”才能用來組建合作社。那么“塘約集體得來的第一桶金”就是這份的扶持款了。

　　智廣俊同志不僅對李昌金老師的文章感到不舒服，甚至竟然對跟帖贊許李昌金老師的讀者也批判說：“在李昌金文后有人留言，學大寨就足夠了，走什么塘約道路，真是食古不化，就是大寨自己，現在搞得與過去的做法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看出來智廣俊同志對廣大讀者贊揚李昌金老師文章是很難受的，或很難理解的。我是這樣認為的：現在大寨就是在改開政策的強奸下，強迫大寨人解散公有制的人民公社，走承包制的私有化道路，與塘約來比，確是彼此彼此的同日不可比的，因為大寨人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永遠存在。

　　智廣俊同志還進一步挑剔李昌金老師文章說：“問題在于，在現在的環境下，你能夠復制出新的華西、南街嗎?四十多年來再沒見新的南街村出現，……” 這智廣俊同志就是少見多怪了，殊不知在南街村的影響下，在最近10多年來，即使在特色政策的監督控制下，就有陜西的陽山莊，南京的西湖李村等先后發展起來的所謂的“復制”品——走南街村道路的諸多村莊。

　　智廣軍同志在文中還講到：“李昌金說：“打造了多個系統鄉建的樣板：山西永濟蒲韓合作社，這是很好的經驗。”是的，以上的經驗非常好，但也應該鼓勵各地更多的創新吧，包括塘約道路的嘗試”。從此可看出這個智廣俊同志竟然沒有明白李昌金老師在這里的意思——李昌金老師也并沒有反對你塘約道路的創新，關鍵是國家扶植和自力更生的本質區別。塘約沒有自力更生的資本，那塘約的嘗試怎么能與“系統鄉建”這一自力更生道路的相比呢?

　　智廣俊同志為何會出現那種眼前霧霾呢?我以為就是因為他堅信并崇拜《塘約道路》，是這本通篇近八萬字的書，沒有一個字提到政府扶持資金的事。是作者無意?還是有意為之?不得而知。那么，智廣俊同志是否更應該質疑《塘約道路》為何通篇大講特講不到兩年塘約發生的巨大變化的來龍去脈，與超常規的發展速度，而不提國家政府的扶持，并斷言這個方式就是未來中國農村要走的道路。質疑那些如走了60多年的大塞、劉莊、華西、周家莊，30年來的南街村。后來學南街的陽山莊，王宏甲老師是否關注過，是否以王宏甲老師的知名度向全國推擴一下這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村民幾十年安居樂業的典型呢?

　　當然不能說有政府投資或扶植發展起來就不好，我認為，所有質疑、批評塘約道路的文章都是在強調要實事求是，不要夸大，更不要弄虛作假，這也是李昌金老師文章的宗旨。揚牧的《美麗的郝堂村，點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希望之火》一文反映的就是國家投資300萬元，五年時間建成全國最美麗最宜居村莊。這也是在著名的“三農書記”李昌平建立農村“村社內置金融”集資的模式下的成功典型。有比較就有鑒別——郝堂村與塘約村根本性區別在于：①郝唐村也有政府投資，不過僅300萬元，而塘約村按我們調查的數據是5530多萬元，按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 陳雪原和王洪雨的報告是6000多萬元，按最近江西大學生集體到塘約調研的數據是7900萬元,。以上三個調查數據，都是經過實地調查獲得，其數據雖有差距，只是調查的準確程度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按李昌金老師從“黨建網”上得到信息卻是1.4億元;②郝堂村的300萬元是用于發展生產，沒有用于居民的房屋和村政修建等福利，而塘約村的那么多國家資助，除了用于發展生產之外，要有相當比例的用于居民房屋修繕和村政建設(包括當時發放工資);③郝堂村是在國家資助300萬元的基礎上作為啟動，主要的資金是來源于“村社內置金融”集資。這就是說，郝堂村的發展才真正是在政府適當扶植下激發出來“內生動力”的前提下發生的經濟效力，其結果是與塘約有著本質的不同;④郝堂村是在國家300萬元啟動資金的鼓勵下，經過五年建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沒有夸耀自己是小康，而塘約村是在國家數千萬元的全方位扶持下，竟然一年半就達到了人均超萬元的小康村。以此對比，也就進一步回答了智廣俊同志對李昌金老師的關于系統鄉建的樣板所挑剔的：“也應該鼓勵各地更多的創新吧，包括塘約道路的嘗試”之說!

　　智廣俊同志指責李昌金的文章說：“對塘約村這頂貧困村的帽子來歷相當懷疑。沒有根據的懷疑，而且公開發表文章闡述，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智廣俊同志應該懂得算數計算和事物類比吧?李昌金老師的文中對塘約二級貧困村質疑是有數據、有比較的事實邏輯推理得出來的，李昌金老師闡述得很明白：“懷疑在《塘約道路》書中得到了印證，該書中在介紹塘約村為什么要制定“紅九條”時，有這么一段話：‘左文學做過一個調查……最后那個數據是，僅濫辦酒席一項，塘約一年吃掉將近3000萬元!’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塘約村平均每戶一年辦酒席吃掉3.26萬元，平均每人吃掉0.88萬元，這樣的消費水平還是貧困村嗎?讀者都算算自家帳看看，有幾個能達到這個消費水平。更讓人不解的是塘約村2014年之前人均年收入不足0.4萬元，怎么人均辦酒席吃掉的錢竟然是收入的兩倍?這錢是哪來的?到底哪個數字是真的?”請問智廣俊同志，你說李昌金老師“對塘約村這頂貧困村的帽子來歷相當懷疑。沒有根據的懷疑”，這不是根據又是什么?這些數據可是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給提供的呀!而李昌金老師的闡述是符合數學邏輯和推理邏輯的，是任何略有數學知識的人都能計算和比較的!如果說不負責任，是王宏甲老師不負責任給暴露出來的，正是李昌金老師抱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研究態度，提出質疑，怎么能說不負責任呢?

　　智廣俊同志在其文章一開頭就得出結論說李昌金的“這篇文章觀點模糊，邏輯有些不清，選擇性地引用網上的文章數據，不加核實，得出一些是而非是的結論”。那么，通過以上我的辨析，究竟是誰的“文章觀點模糊，邏輯不清”? 如果說李昌金老師的文章是“選擇性地引用網上的文章數據”，那你智廣俊同志就來個不選擇性地、有官方權威機構、有根據地也引用出來反駁呀?是智廣俊同志的文章“是而非是的結論”，還是李昌金的文章“是而非是的結論”呢?這不很明白嗎?

　　其實智廣俊同志和我們也有共同之點，這就是肯定地批判和揭露鄧小平扶植小崗村走私有化的那種路線方向性錯誤，能有這種共同認識基礎，就有可能通過認真探討，搞清楚或搞明白什么是真正公有制的集體化，什么是資本主義股份制的合作化或集約化，小崗村和塘約村有什么經營形式上的不同，又有什么所有制的本質上相同。不要再在國家投資多少資金，或者說是什么資金上去糾纏了，不論是精準扶貧資金，還是自力更生所得，只要是符合走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道路就是好的道路。

　　類似智廣俊之看法的同志，如果真想探討所謂的“塘約道路”，首先就應該去細讀、深究《塘約道路》那本書，再去親自考察塘約村的真實情況，對照早已成功的真正公有制的集體化村莊如周家莊、劉莊、大寨和改革開放中殺回馬槍的南街村、陽山莊、西湖李莊等諸多典型，以及雖含有資本主義成分但確實是自力更生發展起來趨向社會主義道路的郝唐村等諸多范例，運用馬列毛主義、遵循邏輯思維去分析辨別，我想智廣俊同志和李昌金老師及所有不同觀點的人們會取得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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