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膝蓋

文/楊雄偉

　　壹

　　很怕談中國知識分子這個話題，談少了、淺了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其實也解決不了什么)，談多了、深了必然要觸碰一些禁忌，說一些話，得罪些人，反而被罵，最壞的結局是由然被劃為“有礙穩定的危險分子”——好大的一個帽子!

　　總之，在中國談中國的知識分子風險系數極高。大家都在暢談一個虛幻的“夢”的時候，我卻在這里吵吵嚷嚷的和他們談現實、談問題，擾了別人的美“夢”，別人要是嚴詞質問我，“誰叫你把我們叫醒的?你這個不安分的家伙!”，我多少有點擔待不起，多不好意思，因此現在談這個話題多多少少顯得那么不合時宜，弄不好自己就會砸在自己的手里。

　　這種擔心在中國知識界、思想界是有教訓的。

　　我還記得2016年楊絳先生去世的時候，有關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和公共責任的討論引起了不小的微瀾，尤以徐賁與張鳴的爭論為甚。最后爭來爭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問題還是那些問題，知識分子仍然在兩種道路選擇中裹足不前。

　　之所以舊事重提，根本原因在于大眾和社會對于當今的知識分子是失望的。犬儒也罷，批評也好，這只是對知識分子這個身份的技術性界定，這種界定不管冠以多少學理上的認知，都給人以為知識分子的過分性乖戾而辯護的嫌疑。

　　其實，好多能拿得起筆為所謂的“知識分子”辯護的人，多少是具備“智識”的潛質的。當然，“智識”和“知識”是差了好幾個級別。這種“智識分子”常常拿哈耶克、韋伯、薩義德等人的觀點，企圖用學理上的爭論來為知識分子辯護。但是，學究上的到底何為知識分子的問題探討再多，對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性的“沉默”是無濟于事的，更無任何意義可言。造成的結果是，我們今天的知識界、思想界都在為誰能成為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大打口水仗，反而對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閉口不談。

　　知識界、思想界爭論的焦點在于，知識分子是否是批評的，是否對國家批評的更猛烈。這是極其錯誤的觀點，是有意在迎合普通大眾的心里，讓大眾買賬，最后的結果是當今中國整體進入到了一個低智時代。知識分子批評的要義不在于批評，而在于批評是否對解決問題有益，是否給當今中國社會和人提供了一種思想、一種方向。

　　可能今天的知識界、思想界錯誤地會意了大眾和社會的心里。大眾心里恐慌的是，當今時代出不了大師級別的人物，出不了能救贖中國人內心掙扎的大思想，出不了能人人信仰之的精神皈依;社會恐慌的仍然是當年“李約瑟之問”，即“為什么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以及“為什么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不難看出，大眾和社會并不關心何為知識分子，何為知識分子的責任，知識分子的犬儒與不犬儒，批評與不批評，這些都構不成焦點。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桿稱，知識分子就是要為“中國何處去”提供思想和方向的一群人。

　　說白了，上述所有討論知識分子的內容，就是一個過程和結果的問題。把知識分子這個名詞談論的再深入，只不過是一個尋找答案的過程，而更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帶來的何種解決中國問題和國民精神危機的思想和方法的結果。

　　有關這一點，王小波看的很透，“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貳

　　說來說去，知識分子就是一個“賣思想”的，這是一個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價值判斷。

　　沒有這一點的認識，就會導致今天大量偽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當道，各種“文化明星”和“知道分子”泛濫。這些人看似學問淵博，往往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其實骨子里離不開“媚雅”和“媚俗”，就連“活書柜”的稱號也算不上。反智、反常識，是這些偽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衣食父母”。

　　因此，探討知識分子的真問題，首先要辨析和抵制偽知識分子及其煽動性的亢奮言說，以正視聽，免得劣幣驅良幣。這方面，錢理群認為，在當下的中國，還應警惕和提防“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特別是“社會情緒亢奮的時刻”，是“嘩眾取寵的亂世英雄”的大好時機，他們是“見壞不上，見亂就上”的。

　　拋去社會上這些偽善的面孔，知識分子不應對公眾的苛責表現的耐煩不堪。對大眾來說，知識分子不管保守還是激進，大眾都別無選擇的沒有放棄你們，因為只有知識分子才是最接近能解答中國問題的群體，放棄了知識分子，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放棄了中國的明天。

　　中國目前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知識分子將知識轉化為思想武器的覺醒，以及覺醒后帶來國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贖。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知識分子對歷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論資源。

　　更深入的觀察之后就會得出結論，當今中國所有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沒有出現最需要的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學家。“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的“錢學森之問”仍然對今天具有醍醐灌頂般的啟示。

　　都說當今的中國處在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但誰能把這種“變局”講清楚，這種“變局”是好還是壞，“變局”后的結果誰能預料，我們能否承擔的起。至今，中國仍沒有哪種思想，哪種道路，哪種主義，哪種學說，對“變局”給人以預設。

　　恰恰相反，以人們的直觀來看，我們今天的社會不是在變好了而是在變壞了。各種魑魅魍魎，各種牛鬼蛇神，都在敗壞這個國家的世道和人心。導致的結果是，中國今日之社會如羅曼·羅蘭所描述的一樣：“我們周圍的空氣沉重壓抑。世界在厚重、污濁的氣氛中窒息了——鄙俗的物質主義壓制著人們的思想，束縛著政府及個人的工作。”

　　中國是一個世俗國家，人們正生活在一個權力極大、責任極小的體制下(錢理群語)。因此，如我們正在看到的和正在過著的生活：實用主義、實利主義、消費主義、犬儒主義、物質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盛行，我們只會過為自己、為金錢、為個人名利而活的一種生活，而喪失了過其他生活的本能。不客氣的說，人們口口聲聲中說儒釋道和馬克思是他們精神上的宗教，其實金錢才是我們最大的“宗教”。

　　把上述這些問題都統統往知識分子身上推，既不對也對。不對的是，沒有任何確切證據證明是知識分子的“沉默”干的，是知識分子的不作為干的;對的是當今的知識分子在中國這場“變局”中顯得束手無策，他給這個國家和國民到底提供了什么，人民都在盼望著大師的出現，但知識分子卻在遮遮掩掩。到是知識分子的精致利己，為人們所熟稔。

　　有一句話說的非常好，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無思想，知識分子就會與常人無異，就會弄丟自己的靈魂，靈魂一丟，恐怕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都整天忙著開會，忙著報課題，忙著跑項目，忙著發言，忙著作報告，忙著寫應景文章，忙著“表演”，已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認認真真讀書和思考了。

　　或許我對當今的知識分子的道德要求太高了，往往痛惜。

　　叁

　　我還想把討論引向另一種方向：社會對知識分子施加了何種影響?

　　都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和哲學最豐盛的時期，有“百家爭鳴”之說，開辟混沌中鴻蒙之意，達到了傳統思想和傳統哲學的頂峰。相比于西方和以后的中國，這時期的中國思想和哲學過分的早熟，達到了后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其原因在于，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到處是分裂狀態，人們思想包袱很輕，知識分子整天面對一個血腥殘酷的世界，精神是煎熬的，一旦他們“個體”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里，發泄情緒的唯一方式就是思想了，再用思想回應社會和群體時，往往會迸發出驚人的思考國家和人如何存在的思想和哲學。

　　后來，中國結束了兩千多年來的帝制，國家四分五裂，再次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面對這種局面，首先挺身而出的仍然是知識分子，他們群情激奮，“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黃仁宇語)。

　　于是，在晚清和民國，這群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以解救國家和人民痛苦為理想，提出了許多學說：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維新派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陳獨秀的“賽先生”及“德先生”，李大釗的引進馬克思思想，魯迅的對傳統道德的辛辣批判，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等，都在試圖為找尋中國出路做出知識分子應有的嘗試和本分。

　　再后來，新中國不久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被發動。

　　再再后來，要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文革發生了，這一時期是知識分子的災難，國家以“五七干校”為基地，讓干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黨政機關干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

　　到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讓知識分子對政治逐漸疏離;后來的90年代市場經濟被確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資本，關注個人，平庸化，庸俗化。

　　再到現在，知識分子徹底被市場所收買，批評性和獨立性喪失殆盡，物質文化大行其道，理想文化煙消云散。雖說現在我們整天在談理想，談夢想，其實這種理想和夢想變了味，骨子里仍是對金錢和物質的崇拜。

　　今天，我們的社會物質文化熱到了極點，后果是顯而易見的——“當一個文化熱到了稀爛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地把驚魂奪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到一旁，而專注到吃喝拉撒的小節目中”(老舍語)。

　　分析到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怎樣的一個社會對怎樣的知識分子是有決定性影響的。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外部世界越是混亂，越是激烈，內心世界的反抗和創造就越是強大，越是具有不可遏制的生發力，思想和哲學也就產生了。相反，知識分子處在一個大一統的“盛世”，更能刺激“個體”對“群體”的追隨，喪失個性變得平庸和膚淺，再正常不過了。不用說，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屬于后者。

　　肆

　　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該怎么辦?

　　1936年，魯迅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說：“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其實體現了魯迅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個人對群體，對社會，對家國的一種情懷。

　　因此，今天的知識分子首要的是自己救自己，重拾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和家國情懷，實現“個人在歷史定位中的自覺意識”。覺醒的同時，當然要對身處的這個中國有深刻的了解，警惕前面提到的“偽知識分子”、“智識分子”、“知道分子”及“文化明星”，甚至必要時要與之作斗爭，對社會風氣做點什么，能做一點算一點。

　　我非常贊同錢理群對中國國情論述的觀點。他認為，當下的中國社會，可以說是將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幾十世紀縮在一時”了。

　　生活中我們也有這種感受，中國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還處于“前現代社會”;西部地區的部分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的大部分都進入了“現代社會”;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已經進入“后現代社會”了。這是就整體而言，在每一個地區內部，又都存在著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差異。

　　也就是說，今天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發展不平衡，地區差異很大，各種社會形態同時出現，各種思潮在不同地區會產生不同效果。這就需要知識分子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時候，充分考慮當今中國的國情，既不可盲目信奉西方那一套，也不能隨意丟棄中國傳統。

　　我還想對知識分子說的是，對中國的任何事情進行徹底清算這是要害中國，二元對立的觀念一再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應采取更為復雜的態度來思考中國的問題。

　　基于此，我們要高度警惕“全盤西化”派、“文化保守主義”派、“馬克思主義”派的一元學說。警惕之后，錢理群認為，我們要既用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科學、民主、平等等)，來批判東方專制主義，同時又對這些基本理念及其實踐保持警惕，并提出“立人”思想，即以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價值理想和現代化目標，對東方專制主義、西方文明病同時采取批判的態度。

　　但是，解決中國的問題往往會陷入一種的歷史的慣性，即縱有許多理論學術，卻沒有行之有效的實踐措施。同樣，今日的知識分子再次遇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黃仁宇所指出的當時知識分子所遇到的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

　　對今日之知識分子來說，面對這種歷史慣性，不能盲目的悲哀，要做好長期斗爭的準備，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精神，一點一滴推動社會的改變，即便改變很慢甚至讓人絕望，但什么也不做就會什么也得不到。

　　中國的希望在哪里?希望就在我們自己手里，在真實地生活、努力在中國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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