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應當敬畏歷史！

——有感于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大清郵政總局舊址（北京郵政博物館）”被侵占

胡 澄

　　中國近代郵政事業的歷史充滿著屈辱。從清朝末年建立郵政開始，就被洋人把持著，由法國人任清朝的郵政總辦。這是清朝海關總署被英國人赫德把持之后的又一個國家命脈受制于帝國主義。而這段屈辱歷史的一個最重要的歷史見證——清朝郵政總局舊址——小報房胡同五號、七號院就在東城區崇文門內大街。1997年，北京市郵政局對這兩個院落原貌修復，并建成了頗具特色的北京第一家郵政博物館。此館內雕梁畫棟，古色古香，庭院幽深，歷史氣息濃厚。館內陳列收藏著中國百年郵政的史料與珍貴文物，是一處研究歷史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開館后影響極大，在文博界和廣大群眾中有著極高的聲譽，并被東城區人民政府定為“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3月7日，北京市第八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經市政府批準后正式公布。新公布的31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大清郵政總局舊址”（東城區崇內大街小報房胡同7號）赫然在列。在東城區第二輪修志中被鄭重載入《東城區志（送審稿）·文物編》之中。

　　為了核實《區志》的記載，筆者于近日乘興奔赴小報房胡同，欲一睹這個重要文物的風采，感受百年郵政歷史的滄桑。不想卻是敗興而歸！

　　我到了小報房胡同五號、七號院外，卻怎么也找不到“北京郵政博物館”的蹤影。卻只見高墻巍巍，鐵門重重，不見古文物的幽深雅致，卻有一種非常“低調的奢華”之氣逼人。我逡巡再三，不能去去。旁邊一位在秋陽下曬太陽的老者見我如此情景，便問我干什么？我問：“這里是小報房胡同七號院嗎？”他說：“這里就是，你干什么？”我說：“怎么北京郵政博物館不見了？”老者聽罷黯然一笑：“唉！你還找什么郵政博物館，早沒了！這個地方2003年就讓一個高官看上，改建成他的官宅了！算上你，這幾年得有大幾千人來尋找郵政博物館，但是早沒了！”這時，旁邊的一位婦女也插話：“當時改建的時候動靜可大了，大興土木，氣焰沖天！把我們街坊的房子都震壞了，我們找了許多單位，無人敢管！”周圍的群眾漸多，大家都對這種損壞文物，自建豪宅的做法恨恨有聲！我問大家是誰有這么大膽量，敢于毀壞文物建自己的安樂窩？大家憤憤喝道：——“周永康！”

　　啊！我驚得半天無語！一個主管全國政法戰線的最高領導人竟然無視《文物保護法》，肆意踐踏法律，侵占文物。昭昭法律明條，悠悠百年歷史，就在一個貪腐之輩的肆意妄為中都化做了烏有！

　　但是，歷史是那么好欺辱的嗎？未見得！想當年太史公為修《史記》而游歷天下，他在過齊國孟嘗君故地（薛）的時候，就聽到當地百姓對這位戰國“貴公子”的恨恨之聲，太史公都記入了《史記*孟嘗君列傳“論贊”》之中。后來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在其著名的文章《讀孟嘗君傳》中直揭孟嘗君是“雞鳴狗盜之雄”！其實這議論是上接太史公的論贊的，連口氣都得其仿佛。歷史告訴我們，一些權貴當時看起來顯赫一時，特不過是“雞鳴狗盜之雄”耳！后來直落得個“罵遺千古”！看看現實周永康之輩的下場，不就證明歷史的真理嗎？！所以，權貴應當敬畏歷史，才能避免在歷史上“罵名千古”！但是，我們的歷史為什么老讓這些“雞鳴狗盜之雄”所侵占呢？治史者當深思耳，而治世者更應熟慮焉！如果朝中“雞鳴狗盜之雄”不清除，那么列強“虎噬狼吞”的歷史就要重演！

    想想齊國之亡于暴秦的歷史；看看清朝之受制于列強的陳跡，噫！可憂慮哉！

    是到了該“大清掃”的時候了！毛主席說的好：“掃帚掃不到的地方，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們的黨究竟還要“蒙塵”多久啊？！

　　現在，蠹賊已經落網，而文物依然被占，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東城區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何時復建？！

附錄：帝國主義與中國郵政

　                          霍錫祥　原著　胡 澄  纂輯

　　一、帝國主義攫取我國郵政的開始

  　　關于我國新式郵政的起源，應追溯到鴉片戰爭，清朝政府受到帝國主義武力威逼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寧條約》里規定了英國人可以帶同家屬寄居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也規定了英國領事、管事等可以與地方官公文往來。一八五八年同英法訂立的天津條約又規定了：“英國欽差、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送文專差同樣受到清國驛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后來，丹麥、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借口“利益均沾”，也迫使清政府擔負了保護各國使館送文專差的專任。由于辦理上感覺不便，改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交由驛站代寄；隨著文件到來，隨時遞送。那時各口海關稅務司文件往來，原先也是由總理衙門代寄的。北京與天津之間，用郵差往來投遞。但在天津海口封凍時期，北京使館的郵件須改道由鎮江寄發，用馬差在北京和鎮江之間往來，途程很長，也很不安全。總理衙門因而有將這項運寄郵件事務移交總稅務司署辦理的決定。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海關開始試辦郵政，在總稅務司公署內添設了郵務辦事處。次年十二月又將海關冬季設置的郵寄辦法，推行到居住天津的外僑，但只以洋文信函為限。這是由公務文件漸漸推廣到私人信件的開始。

　　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清政府和英國簽訂《煙臺條約》時，總理衙門派赫德（Roben Haft）總稅務司通知英使威妥馬說：“如郵政亦可視為該條約范圍之內，總理衙門即可核準創辦全國郵政。”結果，條約內并未列入。可是在總理衙門耠總稅務司的交辦事項單內有“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設立送信官局，由總稅務司管理”的一項。這就是海關試辦郵務，開始推廣并收遞華洋人民信件的根據。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起，在北京、天津、煙臺、牛莊、上海五處，設立送信官局，略仿西洋辦法，開始收寄人民信件，發行首批海關郵票。同年，九江、鎮江兩處也開設送信官局。這是郵政設局試辦的開始。

　　此后，直到一九一一年，郵政才脫離海關獨立，歸郵傳部管轄。赫德獨攬中國郵政大權整四十年之久。

　　二、郵政脫離海關，落入法國人的掌握

　　清代國家郵政正式開辦，初歸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節制。后因總理衙門裁撤，乃改歸外務部管轄。一九○六年清政府預備立憲，改定官制，規定郵傳部管轄郵政。但由于稅務處成立，外務部所屬的分立機關，海關和郵政，均改由稅務處掌管。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春，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奏請收回郵傳部直轄。當年五月，實行與海關分離，郵政獨立，直接由郵傳部管轄。原在總稅務司下之郵政總辦法國人帛黎，改任為新設郵政總局的郵政總辦。在總辦之上設有郵政總局局長，派侍郎李經芳充任。可是局長毫無實權，一切郵政事務，統由帛黎處理。郵政大權原握在英人手中，由此改歸法人掌握。

　　為了說明法國人掌管郵權的經過，當遠溯自海關兼辦郵政時期談起。在試辦時期英人赫德兼掌關、郵大權，還未引起其他帝國主義者過分嫉妒。到了正式開辦郵政，通過各國公使正式照會，明確清政府正式創設郵政，赫德還兼任總郵政司，這就引起了英國的侵華伙伴法國人的注意了。就在郵政正式設立的第二個月后，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法公使施阿蘭開始照會總理衙門說：“將來中國郵政局陸續推廣，招募外國人員時候，法國人也應公平地共同辦理。”這是一個開端。此后一直糾纏不清，要求也逐漸增高。史料很煩瑣，不便多引，只將最關重要的交換文件抄錄于后：

　　根據清郵傳部郵政司檔案所載，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公使呂班致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說：

　　“照得前中國國家讓與各他國最厚之利益，因有此等情形，法國國家必須將條約與我國所沾優待一律，并以先竭力相助中國等事，倚討相抵之據。此相抵之據，開列于后：中國郵政局總管一缺，法國人員當充補。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查閱所開并無傷貴國之權，又專系我國必須倚討相抵之據，斷不能少減。除貴王大臣與本大臣體諒兩國彼此齜齬各節與中國關系甚重外，本大臣無疑將所討祥細查閱。”

　　同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法公使呂班說：

　　“接準貴大臣照稱：‘查迭晤之后，除特奉全權字據外，我國專命照行，以堅固兩國友誼鄰邦之情，本大臣即請貴王大臣應允，開列如左：一、中國國家將來說立總理郵政局專派大臣之時，擬聘請外員相助，所請外國官員，聲明愿照法國國家請之意酌辦，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照復，以便查閱彼此心意相同，用來往照會作據為要等因；前來，本衙門查來；照所稱，既以堅固友誼為言，可尤照辦。嗣后中法兩國，自當益敦友睫，永弭爭端，相應照復貴大臣歸報貴國國家可也。”

　　上引兩個文件，便是過去研究郵政史料所稱的“協定”、“換文”也就是一向當為“不平等條豹”看待的秘密外交文件。為什么郵政洋總辦必須由法國人充任這一同題，這兩個文件，便是書面的根據。

　　一八九六年正式開辦郵政，是在“中日戰爭”的后一年。  由于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退還遼東，法國一直居功，向清政府索取報酬。盡管法國在續訂中法境界及陸路通商專約和其后要求海南島不割讓他國等等所得甚多，但法人總是孰為不足。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對清政府先后威脅分割港口，如英人獨占揚子江流域、德人租借膠州灣、帝俄租借旅順口等等。這樣，引起法人“貪婪之心大戚”。照會所說：“中國國家讓與各他國最厚之利益”便是指的這些租借地等。“以先竭力相助中國等事”就是指“三國干涉還遼”。所謂“倚討相抵”，“彼此齟齬”，是要求報酬和功勞相當，如若不允照辦，就將爭吵動武，完全耍流氓態度。“斷不能少減”更暴露了法帝國主義的一副猙猙獰丑惡面貌了。  因此，從“法國人公平地共同辦理”，竟然轉變到“總管一缺，法國人員充補”。硬說是“無傷貴國之權”，認為不是租地割地，因而就不許討價還價了。那時總理衙門的大臣是恭親王奕訢。上述照會原件由法公使呂班親去總理衙門面交奕訢。  經過奕訢和呂班交談幾次，中國總理衙門還推托說：“郵政局已令總稅務司試辦，稅務司所用之人，各國皆有，末便專歸法員（當然這是奕訢和赫德商量后的決定）”，可是，法人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滿意。就在照會送來一個月間，往返多次，鉤心斗角，奕訢于赫德、呂班相互爭持之下，也許英、法之間還有勾結或諒解，最后清政府才改變了一向采取推宕敷衍的方式，作了決定：“可允照辦”。這四字就構成了“法國人辦理郵權”的法律，自一八九八年直到一九一一年，經過十多年，帛黎才得高居郵政總局總辦的寶座。而且帛黎、鐵士蘭都還是赫德一手培養出來的。中間法國公使幾次三番地介紹了一些人來充任中國郵政“總管”，但都沒有達到目的。

    在帛黎任職郵政總辦期間，一直堅持用PMG（Postmaster General）這一個英文頭銜。這是帛黎存心企圖欺騙國際郵政視聽的，因為在外國，Postmaster General是部員之一（也就是部長地位）。帛黎到辛亥革命的次年五月，因病返法。另一法國人鐵士蘭代理總辦，英文職稱改為ADG（Associate Director General）。一九一七年，正式任命鐵士蘭為郵政總辦，才又改為Co—DG（Co Director General）。洋總辦當政，自以為至高無上，藐視中國一切法律，在郵政處理問題上“PMG（后稱Co—DG），Sdecision is final”（這是說在郵政章程“Postal Guide”里關于公眾控訴郵件賠償爭執等等。只有郵政總辦有最后決定權力的意思）。

　　三、國民黨時期郵權帝國主義殘跡猶存

      （一）洋員仍居高位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奄有南方各省，張作霖猶盤據華北。這時，南北雙方各有一個郵政總局。北方總局設在北京，南方總局設在南京。北方總局最后一任郵政總辦為法國人鐵士蘭（H．P．De—stelan）。這年四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南京國民黨政府又成了帝國主義手中的新工具。國民黨政府一方面要求全國郵政統一，而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帝國主義，因此只得按照洋人意見，即任北局總辦鐵土蘭兼充南局總辦。鐵土蘭卻一直沒有南下就職。是年六月，鐵士蘭稱病請假回國，臨行派總務股長法國人濮蘭（Poullain）代理總辦的職務。同年八月，北京交通部遷往南京并入國民黨政府交通部，北方郵政總局隨同南遷。北方郵政總局向來是與交通部合署辦公的，此時卻因南京交通部房屋倡窄，不敷分配，只得在南京先設郵政總局秘書室，專辦承轉事務，而在上海北四川路郵政管理局四樓另設郵政總局辦事處。直至一九三四年南京交通部大廈和郵政員工宿舍先后落成，上海辦事處才被撤銷，并遷回南京，仍與交通部合署辦公。

　　南北兩總局合并后，國民黨政府所委第一任華人郵政總辦為劉書蕃。劉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任貴州郵政管理局局長，是在帝國主義把持中國郵政時代中國郵員得任地區郵務長的兩人中之一人。他在貴州結識了地方顯要何應欽和王伯群。此時何應欽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部長，王伯群任交通部部長，劉憑借這種關系得任交通部郵政司司長，并被派兼任郵政總辦，因而在當時有“郵皇”之稱。

　　國民黨政府對帝國主義的奴性，與北洋政府并無區別。郵權雖已收回，為了巴結帝國主義，仍在總局內設郵政會辦一職，指定由洋員擔任。當時競爭會辦一職的有兩個法國人。一為濮蘭，自恃曾任總局總務股長兼代總辦，又因法國洋員在中國郵政方面具有某種特權，以為會辦一職非他莫屬。一為副郵務長賽西（De Selcy），恃有法國公使的推薦，也想捷足先登。一天，賽西和我聊天，他無恥地自我吹噓說：“我想當會辦既不是為自己謀出路，又不是為外國人撐場面，而是為郵政員工數萬人的生活福利著想。中國從來沒有一個機關不欠薪，沒有一個機關有郵政局這樣優厚的待遇。中國政府從來都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奪走郵局財權，變更郵員待遇。如果中國郵員當了會辦，發生了這些事情，中國人怎么能夠違抗本國政府的命令呢？若是我當了會辦，我是外國人，就可以向中國政府力爭，保證郵員待遇不變。因此，我想當會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與全國郵政員工有切身關系的大問題。”

　　但是，國民黨當局不愿法籍洋員在郵局中繼續保持優越地位，因此濮蘭、賽西二人均未入選。被選定的是一個挪威人名叫多福森（R．Tolefsen）的。此人已退休回國多年，忽被召回升任會辦，不但他本人事前沒有想到，就是其他華洋郵員也無不感到意外。多福森之所以被選定，也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未退休前，在洋郵務長中資格最老，辦事比較認真，與華員相處也尚好；特別是，挪威是位于北歐的一個小國，小國洋員比較容易對付，不象英法洋員不把中國上級放在眼里。國民黨當局在發表洋員會辦的同時，又增設視察長（Chief Inspecting Cmmissioner）一職，以想當會辦失敗的濮蘭擔任，而派賽西為稽核股股長。視察長位居會辦之下、股長之上。這完全是因人設官，用以討好洋員，在業務上殊無增設此職之必要。

　　多福森既非大國洋員，而他本身又非現役郵員，因此大受其他洋員的冷眼而不安于位。他只干了一年多的時間，又自請退休回國，臨行上了一道簽呈，為郵局洋員力爭優厚待遇。

　　多福森一走，洋員逐鹿會辦者又大有人在：國民黨當局仍然不愿委派法國人，于是在洋員中選出資格最老、年齡最高的英國人希樂思（C．H．Shields）繼任。不久希樂思年滿六十歲，照章又告退休。此時郵局改組后已經經過了一段時期，基礎逐步穩固，于是國民黨當局將郵政總辦、會辦兩職改稱為郵政總局局長、副局長，一律委派本國人擔任；對于不堪留用的洋員，給以相當優厚的退職金，強行淘汰了一批。這才結束了數十年來外籍冗員充斥、洋人高高在上的極不合理的“客卿”制度。

　　總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郵權雖稱收回，但是郵政總局的當權派仍然是清一色的洋人。他們做了中國的公職人員，卻不把中國人放在眼里，甚至對主管上級也是如此。自一九二九年郵局改組完成以后，當權派華洋兼有，洋大人的威風才開始有所收斂，這是中國郵政史上的一次變革。但是，由于國民黨當局崇拜洋人的心理，加上郵務界積重難返的習慣勢力，郵局的改組工作是做得極不徹底的，一入郵局之門，仍然洋氣十足，帝國主義的痕跡幾乎觸目皆是。

　　（二）高級華員仍用英語交談

　　郵局改組后，在華員當權派之中，以籍隸閩粵兩省者為多。僅以總辦（局長）而論，劉書蕃、林實均為閩人，黃乃樞、霍錫祥均為粵人。這一情況是有其歷史根源的。自十九世紀后期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中國海關、郵局以來，凡華人之服務于以上兩機構者，必須熟諳英語，才能與高級洋員交談接近。閩粵兩省均處華南濱海地帶，帝國主義勢力首先侵入，兩省學生能操英語者較內地各省為多，其通過考試在海關、郵局服務并以此為終身職業者亦較多。當時按照帝國主義的需要，海關、郵局制定人事制度，只有熟諳英語者才能調出省外工作，因此閩粵兩省郵員調出省外者較多，由于服務年代較久，他們被提升高級郵員者亦較多。在收回郵權運動時期，其內幕主持者幾乎全部均為閩粵兩省高級郵員。閩粵兩省方言特殊，不但兩省言語不通，內地人更聽不懂，因此彼此交談有時不得不使用英語，這是普通話不普及所造成的一種特殊現象。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人在不需要用英語的時候也用英語，有些人竟以講外國話為榮，這就難怪別人要斥之為洋奴了。記得有一個最突出的事例：一個非閩粵籍的副郵務長在東北郵區服務時，罵人亦用英語，每當訓斥其不懂英語的屬員時，輒命另一懂英語的屬員代為翻譯。今天回憶起來，這真是一件令人齒冷的事情。

　　（三）郵局公文仍以英文為重

　　郵局人員除有時用英語交談而外，郵局公文使用英文更是郵局中的一個特點。在洋員清一色當權的時期，總局與各區管理局和管理局與管理局之間的往來公文，無例外地全部使用英文。當時公文程式有如下的幾種：（1）公文（deepatch），用于重要業務；（2）備忘錄（memornl4um），用于普通業務；（3）半公函（semi—official lctter），其性質次于備忘錄，有列號與不列號的兩種，列號的公事多于私事，不列號的私事多于公事；（4）秘密半公函（confi- dential semi-official letter），也有列號與不列號的兩種，列號的受函人于卸職時必須移交后任，不列號的可以根據其性質，由受函人決定移交或不移交；（5）秘密個人半公函（confidential personal semi-officiM letter），一律不列號，這是各區郵局郵務長（局長）致總局總辦的絕密文件，雖各區首席洋文文案（主任秘書）亦難寓目。

　　一九二八年郵權收回后，一般公文雖然改用中文，但是英文仍占有其一定的地位，并未全部廢除。這也是中國殖民地化的一種表現。

　　                                   （作者為國民黨時期的郵政總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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