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日子，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生伍繼紅淪落為赤貧戶的新聞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議論，在人們的印象中，象人民大學這樣比較知名的高等學府，它的畢業生應該不會跟貧困戶這樣的字眼沾邊的，也難怪她當年的班主任老師聽到這個消息后大嘆“太震驚”，而《中國青年報》用了“跌落”這個詞來報道伍繼紅的人生境遇，為什么會用“跌落”這個詞呢?因為文章得出的結論：“伍繼紅的悲慘命運，提醒我們：不是每個人，都跟上時代的步伐。……生活是公平的，給了你機會，你未能把握，是不能責怪社會的。”你伍繼紅只所以有今天的困頓，都是你自己一路跌下來的，都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別人。持《中國青年報》文章這種觀點的，很有一些市場，他們把悲劇產生的根源過多地施加到當事人身上，例如個人的性格，社會給了你機會了，是你自己的性格等個人原因讓機會失去了。這不僅讓人想起另一個相似的人物來——陸步軒。

　　陸步軒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他畢業的時間是1989年，跟我一年畢業，比伍繼紅早畢業9年，他的為人關注是因為成了一名殺豬賣肉為生的屠戶。從北大畢業生到一名屠戶的轉變，當年著實引起了社會極大的轟動和激辯。記得當時有一位知名的改革教導師說北大畢業生賣豬肉為生是一種社會進步，是思想解放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現象。這種說辭跟如今《中國青年報》文章對伍繼紅遭遇的說法大同小異，都把當事者非常境遇的責任歸于個人對命運把握的失誤。陸步軒畢業的1989年，其實國家就開始嘗試著放手大學畢業生的分配了，我記得那年也是跑到社會上找工作，那時還沒有什么人才市場之類的求職場所，求職也是漫無目的地投簡歷，投出去的簡歷有的就沒有了下文，有些責任感的單位回執就一句“編制已滿”，到后來還是系里聯系了一家金融企業，讓我們自己回地方托人找關系分配進去。陸步軒一個北大中文系畢業生為什么開始會分配到他們縣里的一家小柴油機廠?根本原因恐怕是他根本就找不到什么關系分配到更好的單位!命運從那個時候就注定已經由不得他了，就注定他后來拿起“屠刀”開始另類的生活了。

　　我還記得有一個山東的名牌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跟著父親賣糖葫蘆的，可能畢業的學校不如北大、人大那樣名頭響，這樣的事例早已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不為人知了。如果看一眼這些跌落凡間的天之驕子們的履歷，他們有一段都有著共同的印記，那就是他們都來自于草根家庭，我沒聽說過某個縣長的公子去殺豬賣肉的，即便他是高中或者更低的學歷，都會輕而易舉地端上鐵飯碗，不但不會跌落，而且還會步步高升。所以，如果在面對這些跌落了的人的時候，在你要開口發表意見的時候，一定要睜開眼睛看一看四周的世界是不是公平地向他們伸出了橄欖枝，機會是不是向他們伸出了公平的手臂?象陸步軒、伍繼紅這樣跌落的人因為也不普遍，所以他們的跌落肯定有其自身的原因，但絕對不能因為他們自身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而否定社會問題的存在，而掩蓋社會存在的不公給那些本來有更好的發展前途的人帶來人生的巨大傷害。陸步軒不努力嗎?他離開那個柴油機廠后做過很多事情，開過化工廠，做過小生意，后來操起了賣肉的行當。伍繼紅不努力嗎?為了找份工作她不停地打電話投簡歷逛人才市場，她下廣東，去江西，在服裝廠里打過工，最近變成了務農為生的赤貧戶。這個曾經獲得過國家檔案館專門為檔案學學生設置的“蘭臺獎學金”的人大畢業生一步步的跌落難道真的與社會無關嗎?難道諾大的一個國家的無數檔案館里都沒有一個人大畢業生的位置嗎?那些說他們跌落無關社會的人，甚至認為他們的跌落是社會進步的人，是真正需要拷問靈魂的人。

　　從陸步軒畢業那年開始，國家陸續開始了撒手不管的畢業分配改革，1994年國務院出臺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要里面，明確規定了大學畢業生自主投業的制度，到伍繼紅畢業那年，國家把大學畢業生一古腦兒推到市場里面去了。伍繼紅談到當時的心情用了懸崖和刀口這樣詞匯，她說：“畢業時，已經不分配，到了懸崖口，到了刀口，不得不面對，只能自己去找。……當時想，找到就行，國家不太管這個事，完全是自主的。”一個沒有經歷過社會歷練的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尤其是一個來自草根家庭的沒有任何社會背景的學生，一下子要邁出人生這重要的一步，其惶恐是必然的一種正常心理反應，她并沒有退縮，她做了她應該做的，但機會并沒有象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慷慨地張開臂膀，那種打擊不是那些沒有經歷過從貧寒家庭走出來的人所能理解的。自古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窮人家的孩子從小就承載著太多的家庭的重擔和希望，每一條能夠改變命運的通道他們都會加倍珍惜，并付出全力去爭取。而一旦這條通道受挫，他們內心的自責感、負罪感、挫敗感都會一齊襲來，當幼小的心理承受過多的重壓時，往往就會出現問題。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家境貧寒的學生因為高考預選失敗而在學校操場的單杠上自殺了，還有一個同學因為學業不順瘋掉了，其實我自己的心里當時也時時承受了他們所承受的一樣的壓力。過去，國家對大學畢業生是采取分配的政策的，這對于那些有幸走進大學校門的貧寒家庭的學生來說，無疑于吃了一顆定心丸，是知識改變命運的最有力保障，而畢業分配的市場化，則無疑于掐斷了一些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的念想，抽取了讓貧寒家庭的孩子擺脫過去命運的梯子。我回老家的時候，有時聽到一些為了孩子付出了巨大財力和精力的家長感嘆：考不上大學是個愁，大學畢業了也是個愁。因為現在的大學畢業生找個理想的工作恐怕比伍繼紅畢業的時候更難了一步了，整個的社會環境、社會壓力與日俱增，一些家長為孩子的就業愁白了頭。我鄰村二百戶出頭，七百多口人，村里近幾年有五個大學畢業生蹲在家里不出門，也不跟人交流，也不出去找工作，把家長愁的沒法，村民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為什么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成了這個樣子，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一個村子都這么多問題大學畢業生，全國有多少恐怕也沒有關心和統計，這較之陸步軒、較之伍繼紅們更加叫人擔憂，陸步軒和伍繼紅盡管不濟，可他們都有正常的生存能力，而那些蹲在家里的天之驕子們，他們的前途在哪里呢?

　　1919年11月，長沙市有位女學生趙玉貞因不滿包辦婚姻割頸自殺，毛澤東得知后義憤填膺，在短短13天時間里，連續在《大公報》、《女界鐘》上發表了近10篇評論文章，猛烈抨擊封建婚姻制度和習俗。而當時對于趙玉貞之死，社會也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也有很多人把責任推到趙的個人原因上，而不去從社會上找原因，而毛澤東則不這樣認為，他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文中寫道：“不過我到底不能放松‘社會’。趙女士的自殺舉動，任說是如何軟弱，總不能說他是‘無故而死’。他死的‘故’，又總不能不說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會’。社會里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毛澤東善于見微知著，由面知里，從現象看到本質，才有了后來中國婦女的徹底解放。如今，伍繼紅事件由媒體報出后，人大的校友們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還發出了捐助倡議書，倡議書寫的很感人：“天下人大人是一家，我們無法忍受我們的校友在孤獨困苦中艱難生存，無法忍受我們的親人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遭受磨難。”并且誓言要讓伍繼紅“歸隊”。然而所有那些熱心此事的人或組織，絕少能夠從這事件中言及“本身以外的‘社會’”，大都把它當成一件孤立的事件來看，甚至象《中國青年報》文章中“不能責怪社會”的怪腔怪調仍然大行其道著，伍繼紅事件的社會學意義就在這種怪腔怪調中變得豪無意義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又會有一個“陸繼紅”事件出來熱鬧一陣子的，“陸繼紅事件”熱鬧過后，還會出一個“柒繼紅”，還會出一個“捌繼紅”……我敢打賭，不信就走著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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