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不僅深刻地影響到民眾的幸福生活，而且深刻地影響到民族的未來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個公共安全犯罪頻繁和社會秩序混亂的社會不可能實現國家的富強與民族的振興。

　　與我國并列為“金磚四國”的巴西，這個被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拖垮的國家。據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在歷時2年的調查研究之后公布的報告顯示：巴西暴力事件造成的損失每年約占巴西國民生產總值的5%。僅以2004年為例，那一年的暴力事件造成經濟損失近922億雷亞爾(1美元約合2雷亞爾)，是當年巴西教育投入的4倍……究其根源，貧富差距加大是巴西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而允許私人擁有槍支，則是殺人犯罪率上升的直接導火索。

　　盡管我國對于槍支彈藥有著非常嚴格的管理規定，但近年來我國的涉槍、涉爆犯罪案件卻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最近幾年針對無辜百姓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有明顯上升的趨勢。昨天，僅新聞媒體報道的，涉及公共安全并造成嚴重影響的犯罪就有兩起，東莞女工遭陌生男子亂砍 1死1傷與重慶發生人為爆炸致2傷。公共安全犯罪頻繁，對我們社會造成損失和潛在影響巨大，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同時也給民眾造成恐慌。更為重要的是，頻繁的公共安全事故必將讓民眾之間增加猜疑和不信任，同時也必將動搖民眾對于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懷疑，更會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失去信心。

　　物質匱乏的社會犯罪率不一定高，但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犯罪率肯定會居高不下。我們國家公共安全犯罪頻繁，究其根源還是由于貧富分化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的。作為富人來說，為了積累自己的財富，往往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邊緣。同時由于我國的法制程度還極不健全，法治水平還比較低，所以很多人在積累財富的過程中，直接做出違法犯罪的事情也不稀奇。富人以罰代法、官員循私枉法，官商勾結、權錢尋租的現象相當普遍，官商勾結背后往往是侵犯社會公共利益和絕大多數窮人的利益，這無疑加大了社會矛盾，也是社會“仇官”、“仇富”的直接原因。作為窮人來說，尤其是利益受損的人來說，要想對掌握社會公共資源的官員，以及與有極高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富人進行對抗，無疑是以卵擊石，他們往往將社會的不公轉移到其它無辜者的身上，這就造成針對無辜群眾的公共安全犯罪。

　　公共安全犯罪居高不下，要對其進行綜合治理并不是奢望，而是經過實踐證明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歷來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作風，功過分明也是華夏文明傳承下來的優良基因。盡管現在的重慶已經淪落得與中國其它城市沒有什么兩樣，作為一個多次出入重慶的外鄉人，對于重慶的變化還是有切膚之痛的感受。不可否認，曾經的重慶是全國最具安全感的城市，我們姑且不說當初重慶人臉上洋溢著的“神采奕奕”笑容，姑且不說整潔而干凈的街道環境，只需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交巡警平臺”，漫步重慶的大街小巷油然而生一種恬靜與踏實……因噎廢食只能暴露某些無恥政客內心的怯懦與無知，對于民眾有利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因某些人的政治沉浮而束之高閣。對于民眾來說判斷是非正確的唯一標準就是：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更大切身的利益，而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數據與白紙黑字標榜的報告都與他們沒有關系。即使將某些敏感的政策作為言論的禁區，但鮮明的對比與群眾的切身體會，某些政客的無能無知只能是自取其辱，要用百姓認可與口碑來證明別人錯誤，高層的認可只會是一時的政治效應，而群眾的認可才是歷史的豐碑。

　　要想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與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要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個動亂的民族永遠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列，我國數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如此，巴西的經驗教訓亦是如斯。一個社會的發展依賴于社會中每個成員的幸福，一個國家的繁榮依賴于國家中每個民眾生活的富足，只有共同富裕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國如果走不出西方模式的影響，共同富裕只能是一個奢望，不可避免必將是社會的暴力升級與國家的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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