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羅瑞卿對毛主席感情那么深：從取締妓院說起

李克勤（jixuie）題記：羅瑞卿為參加毛主席的追悼會深情地說：爬也要爬去！羅大將為什么對毛主席如此熱愛？也許長期從事公安工作的經歷，羅瑞卿對主席的公心的親身感受，對主席清除威脅公共安全的污泥濁水的魄力的切身體會，比一般的人要深。解放初，毛主席親自領導了取締妓院的工作，具體執行的是羅瑞卿。毛澤東當時對羅瑞卿說：“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苯Y果呢，幾十年就真的干凈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后來又臟了！人們還是呼喚再次打掃，再次像當年那樣打掃。只有那么打掃，才能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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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下旬，羅瑞卿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并于5月任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長。圖為5月1日，羅瑞卿陪同毛澤東從中南海頤年堂去天安門參加節日集會。毛澤東身后的是李銀橋，再后面的是羅瑞卿，人們常稱羅瑞卿是毛主席的大警衛員。

毛澤東為羅瑞卿授勛

據報道，5月11日晚北京朝陽警方突查“天上人間”、“花都”、“名門夜宴”、“凱富國際”等豪華夜總會，當場查獲有償陪侍小姐557人，4家夜總會被勒令停業整頓6個月。天上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改頭換面的“八大胡同”。大清王朝入關之后將老北京的“八大胡同”予以取締，但未過多少年就死灰復燃，而且稱得上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不是因為小姐們溜達回京了，而是八旗子弟耐不住寂寞了。

還有其它種種威脅公共安全的因素，如今已經不少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好好學習一下當年的公安工作嗎？

解放初期毛澤東對主持公安工作的羅瑞卿說：“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這是一個總的戰略，其內涵既有將臟東西打掃的含義，又有打掃干凈的要求。對此，具有較高理論水平的羅瑞卿也是心領神會。

1953年，羅瑞卿陪同毛澤東視察海軍“長江”號艦。毛主席看得準，羅瑞卿可謂心領神會。

1949年1月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后，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兵團(后改為第十九兵團)政委羅瑞卿率部進入北平，按照中央軍委的決定，稍事修整，準備向西北進軍。5月4日，正當部隊欲起程出動時，毛澤東在香山致電在青島休養的羅瑞卿，電文是：“部隊開動時，請來一敘，部隊工作找人代理。”很快，中央任命了新的政委，羅瑞卿不知中央對他有什么新的安排，匆匆從青島趕往北平。

當時黨中央和軍委總部機關已從西柏坡遷進北平，周恩來的辦公室在中南海，毛澤東還住在香山。羅瑞卿推門進去時，周恩來放下手中的毛筆，哈哈一笑，與羅瑞卿一起坐到旁邊的沙發上，說：“叫你來，是有急事。馬上要宣布新中國誕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長?！?/p>

聽說這個，羅瑞卿一下子從沙發上站起來，對周恩來說：“我還是隨四野南下，參加解放全中國的戰斗吧?！敝芏鱽砦⑿χf：“那么，公安部長誰來當呢？”周恩來告訴羅瑞卿：“中央已經決定你擔任公安部長一職了，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長，你要服從，只能干好，不能干壞?！?BR>
當晚，羅瑞卿被接到雙清別墅，毛澤東見羅瑞卿走進來，含笑說：“聽說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長，還要去打仗？現在要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了，我們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嗎？”

羅瑞卿憨厚地笑笑，說：“主席，請放心，我一定完成新的任務，干好公安部長?！?BR>
羅瑞卿做事向來雷厲風行，公安部很快成立，內設政治保衛、經濟保衛、邊防、武裝、治安行政、人事等六局及辦公廳。

一天，時任北平市委書記的彭真來見毛澤東，談到他暗訪妓院的事。有一天深夜，他率領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到前門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帶，當他向一位15歲的妓女了解情況時，小妓女痛哭流涕，哭訴了她被拐賣到妓院的經過，還告訴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盤剝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個窩窩頭。

彭真氣憤地說：“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們共產黨能坐視不管嗎？”回來后即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了彭真的匯報后，義憤填膺，當即急電羅瑞卿，讓他馬上來一趟。

羅瑞卿急急地趕來，毛澤東對他堅決地說：“新中國決不能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

　　娼妓，是北平污泥濁水綻放的罌粟花

北平的妓院在明清就已經有了規模，集中在八大胡同。這八大胡同是：王廣福斜街、陜西巷、皮條營、韓家潭、石頭胡同、胭脂胡同、百順胡同和紗帽胡同。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新上臺的權貴志得意滿，恣意享樂，導致北平的妓院發展迅速，增加到十條妓院胡同?？箲饡r期，日軍占領北平，戰亂和饑荒，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販子拐賣，落入煙花巷，北平的妓院數又有了增加，平均每250名婦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到40年代初，各等級的妓院總數達到了263家，從業人數達到2597人。當時的嫖客主要是漢奸權貴，以及發了國難財的商人。至1949年解放前，北平的妓院數盡管有所下降，但依然有273家，妓女1268人。

妓院更是藏污納垢之處，性病蔓延，無法控制。一些罪犯如盜竊犯、煙毒販子、詐騙犯等更是躲在妓院尋歡作樂，滋事生非。妓院，一片惡臭熏天。

　　對妓院這一舊社會的毒瘤，人民政府不能坐視它潰爛流膿

北平解放后，百廢待興，千頭萬緒，社會穩定是第一位的。中共北平市委和軍事管制委員會決定將妓院列入特行管理，對妓院的經營實行較為嚴格的限制，不再放任自流。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作出決定，對妓院實行四條管理規定：一，各妓院必須備有留宿住客登記簿，詳細記載住客的真實姓名、年齡、職業和固定住址，并于當日22時前將登記簿送當地派出所備案；二，凡有身著便衣而持槍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脫，必須迅速秘密報告；三，遇攜帶火藥、軍裝、通迅器材而留宿者，要報告當地公安派出所，并不準代其存放；四，凡有私行召開會議者和遇有身著軍裝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員、冒充解放軍者，向派出所報告。同時還明確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罵虐待妓女，不得誘使良家婦女為娼，不得阻攔妓女從良，不得讓有傳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飲酒吵鬧吵架，擾亂社會治安。為了掌握妓院的動態，當地公安派出所還對妓女的增減和來路去向進行登記。

同時，各派出所經常派干警檢查妓院遵守以上規定的情況，并及時收容審查嫖客中的特務、土匪、國民黨部隊的散兵游勇以及其他不法分子，使他們不再浪蕩于社會，危害社會。民警常在一些妓院集中的胡同巡邏，盤查嫖客的真實身份。對于嫖客是公職人員或學生的，則通知所在單位，責令所在單位對其進行教育和適當處置。這樣，許多嫖客害怕“丟臉”而不敢再涉足妓院。派出所還采取在嫖客的證件上打戳子的辦法，以便于追查。有一段時間，巡警在出入妓院嫖客的證件上、貨單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訖”的戳子，這一舉措嚇得許多嫖客不敢再上妓院。

政府對妓女也著手實行“限制”的辦法。利用整頓戶籍，對妓女登記造冊，只準減少，不準增加，規勸妓女從事自食其力的正當職業。然而，對妓女的“限制”并不是很成功，效果沒有預期的那么大。明娼似乎在減少，但暗娼卻在增加，一些老板依然躲在幕后操縱著妓院的生意。對政府的“七不得”置若罔聞，繼續為所欲為，為非作歹。對此，北平市市長葉劍英作出指示：“先派人了解情況，然后決定處理方針。”

　　羅瑞卿領導的“取締妓院指揮部”在北京打了一個大勝仗

在北京，妓院已成為一種獨特的“服務行業”。除了妓女，還有著一大批“從業人員”。妓院里有“司賬”、“跟媽”、“伙計”，他們都是社會底層勞動者。在妓院的周圍，則形成了各種消費服務行業，如浴池業、理發館、影劇院、戲樓，一些小商小販也依附于妓院做生意而生存，如賣香煙瓜子的、賣糖葫蘆的、賣硬面餑餑的、賣餛飩的、賣驢肉羊肉的，還有一些賣唱的藝人、殘疾人、歌女等。封閉妓院，這些人的飯碗也將被打碎。對這些問題，羅瑞卿早就有所考慮。他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解釋說：“若干依賴妓院為生的茶房、小販等，或因妓院的封閉而影響生活，可能產生一些反感，另一部分流氓、地痞、特務、匪徒可能散布謠言搗亂，希望各界群眾解釋，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壞，協助政府把這件事完全辦好?！?BR>
1949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集體辦公會議上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閉妓院的議案，報市委、市政府批準后，急送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最后決議。

北京市決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婦聯三家聯合組成取締妓院指揮部，總指揮由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擔任，統一領導封閉妓院的工作。與此同時，由公安局、民政局、衛生局、婦聯、人民法院、企業局等單位共同組成“妓女處理委員會”，著力于封閉妓院之后對妓女的教育改造工作，對老板和領班則視其罪行輕重依法懲辦或強迫改造教育。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會議通過了封閉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市委書記彭真、市長聶榮臻（1949年9月，葉劍英到廣東任職，中央軍委任命聶榮臻繼任北平市長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立即專門向毛澤東報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封閉妓院的決議，毛澤東聽完后說：“這個決議很好！”

下午5時，羅瑞卿接到北京市市長聶榮臻下達的立即執行《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關于封閉妓院決議》的命令。當夜8點，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個行動小組，出動37部汽車，撲向分布有妓院的5個城區及東郊、西郊。衛生部的一個消毒組帶了消毒藥水和藥品，也同時出動。

封閉妓院有著嚴格的組織紀律，在出發前，羅瑞卿向行動組成員再次強調六條執行紀律：一是必須立場堅定，態度嚴肅，依法執行任務，不得與妓女調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諷刺、看不起的態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賄賂或任何款待；三是對妓院財物須按規定手續進行登記，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濟私；五是執行任務應小心謹慎，嚴防意外；六是服從命令聽從指揮。

封閉行動顯示出羅瑞卿高超的斗爭藝術。他在行動前以召開會議的名義，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領班“請進”了各區公安局，并對他們宣布封閉妓院的命令。

羅瑞卿是用打仗的辦法來行動的。圍而攻之，一舉拿下。先是各行動小組在妓院附近的胡同口布上內外雙層的“包圍圈”，由便衣和武裝民警實施戒嚴，各妓院門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邏，不許其他人員走動，防止有人破壞。隨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進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閉妓院的命令。之后，又把妓院里的一些幫工，如伙計、茶房、女傭也集中起來，清點人數，一一登記在冊。對于這些妓院的“工作人員”，實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對于在場的嫖客，經過檢查身份和登記，教育后也當場釋放。只有妓女留了下來。由于行動突然，妓女們一個個驚慌失措，叫喊聲一片。干部們向妓女宣傳和解釋封閉妓院的政策，講明封閉妓院、解放婦女的道理。對妓女以教育改造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至22日凌晨5時，全市的妓院全部被封閉，行動干凈利落。

妓院老板、領班中凡毒殺妓女或殘酷虐待妓女致死或自殺者，移送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并沒收全部財產；有買賣婦女、逼良為娼、迫令妓女墮胎、強奸幼女、殘酷虐待妓女、阻止妓女從良者，判處5年以上徒刑；勒索盤剝妓女10年以上者、奸宿妓女者判5年以下徒刑；盤剝妓女10年以下者，移送人民法院處勞役或罰金，并沒收財產；盤剝妓女未滿2年者，無重大罪行，可教育保釋，沒收財產。

到1950年4月，全部妓院老板、領班都被依法處理完畢。其中判死刑2人，10年以上徒刑19人，10年以下徒刑314人，教育釋放20人，處以罰金勞役4人，沒收房產989處。

被送往教養院的妓女，教養院對她們進行教育，給她們檢查身體、治病，對有家可歸者發放路費遣送回家，對有對象者幫助結婚，將年幼者送進學校讀書，其余人員則被安排學習生產技術后進入國營企業。她們中的許多人在以后的幾十年人生路途中，有的積極要求入黨，有的成為先進工作者，有的成為國家干部。

用過去的話講，這是一場大的戰役，用現在的話解釋，這又是一個系統工作。

經過幾十年的檢驗，這場系統的戰役，的確是不僅打掃了屋子，而且的的確確打掃的干凈！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保持打掃干凈的幾十年，靠的是什么？

這個問題就關系到，我們能否找到保障我們這個社會公共安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的問題。

至少可以這樣講，要保證社會安全，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單靠取締八大胡同，或者讓天上人間停業整頓，是遠遠不夠的。

1950年，羅瑞卿將隨帶的經濟保衛工作會議文件呈給毛澤東。幾天后，即9月27日，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上批示：“保衛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并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危險的?！?/p>

羅瑞卿見到這個批示，感到非常重要，立即向全國公安部門傳達。他特別指出：“公安系統強調黨委領導，有其特殊意義。這是因為一方面正如有的同志所說公安系統有秘密、特費、特權三個特點，特別需要黨和群眾的監督。另一方面，還因為公安工作是一種十分復雜、十分尖銳的對敵斗爭，如果沒有黨委密切領導，即使是一個優秀的忠實的人也沒有保證不犯嚴重錯誤。有了黨的領導，再加上自己謹慎從事，就可以保證少犯錯誤或不犯大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和羅瑞卿的這些觀點，一直到今天，仍然對公安工作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1951年5月，毛澤東在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批示:“全國各地已經實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打破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堅決地反對草率從事的偏向。凡是按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確的，凡是沒有遵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錯誤的。”他并且還指示:“全國各地，必須在此次鎮壓反革命的偉大斗爭中普遍地組織群眾的治安保衛委員會。擔負協助人民政府肅清反革命，防奸、防諜，保衛國家和公眾治安的責任。”這一指示很快得到貫徹執行。全國先后建立健全了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治安保衛委員會，成為公安機關走群眾路線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