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報 2011年11月25日評論·財經----【醫藥﹝六則）】

“高貴”藥何時“下架”？

22日，國家發改委發布《藥品出廠價格調查辦法（試行）》，將對國家發改委定價范圍內的藥品開展出廠價格調查。之前，據央視14日報道，央視記者調查發現，北京一種6毛錢的藥到醫院賣到12元，中間環節利潤高達2000%以上；該臺20日再曝驚人內幕，山東方明藥業股份公司生產的規格為2毫升20毫克的鹽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廠價為每支0.32元，醫院零售價為21.26元，中間利潤竟高達6500%以上。各種隱秘利益鏈成為推高藥價的黑手。專家強調，只要醫藥公司、醫院、醫生、包括藥品招投標管理部門等各個環節利益均沾的“潛規則”不改變，藥品中標價就很難回歸到合理范圍。解決藥價虛高，除了要整治藥品招投標中的種種亂象，還應當對藥品加成政策進行調整。

藥價老底已被掀開，“高貴” 藥何日“下架”？發改委“調查辦法”的發布，透出了一絲曙光。

藥價高企凸顯惰政思維

文今

藥價畸高，這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老百姓吃藥貴，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但是，為什么如此尖銳的問題，如此集中的矛盾，就拿不出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眼下，輿論紛紛忙著曝光利益鏈，揭批回扣鏈，分析潛規則，其實，還需要嗎？這不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真相已經赤裸著在跳舞了，奈何笑罵由人，他自蹦跶。因而，央視關于藥價的系列報道與其說是曝光了什么真相，毋寧說是公眾情緒的一次集中表達。

一個老瘡，為什么就除不掉，一個掩體之外的大老虎，為什么就打不下，問題到底出在哪？如若制度缺失，這么多年過去，再精細的制度也可以設計出來了；如若監管部門缺位，這么多年過去，再龐雜的部門也可以建立了；如若是相關部門不作為，那就問責，很難嗎？

因而，藥價居高不下的背后，是一種惰政思維。

惰政，說的是某些政府部門的服務方式，比如校車悲劇后就禁開校車，網吧出事后就關停網吧，奶業產品難以達標就降低國標。而藥價背后的惰政，是一種“水平”更高的惰政：相關部門好幾年的調研、討論，卻研而未發，論而無解，拖而不決。如此惰政之下，藥品升價的中間環節越來越多，利益鏈越來越長，回扣越吃越香，潛規則也越來越不需要藏著掖著。如此惰政行為，招致的不僅是個體利益的損害，更是整個社會在公平公正等普適道德價值方面的代價。層出不窮的醫患糾紛，病患家庭的各種悲劇，甚至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其中都不難尋到“藥”跡。

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責任是什么？經濟上，弱化行政干預；社會管理上，更注重規則的公平性、機會的均等性、利益的大眾性；公共服務上，應向民眾提供優質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服務。一句話，政府必須將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當成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圍繞著藥價問題，某些官員仍在反其道而行之，置百姓利害于不顧，推諉推托搪塞。怪藥商自報高價，那為什么任其價入市；怪中間環節分羹者眾，那何不打爛那些缽缽碗碗；怪醫生醫德淪喪，那何不逼仄其失德的空間。辦法總歸會有，只是看做還是不做。

上周，國家發改委對山東兩家壟斷原料、抬高投標價的藥企開出了700萬的巨額罰單，據稱這是國內首張反壟斷罰單，雖然有輿論認為這是打了蒼蠅，放了老虎，但畢竟是在打了，就是一個好的信號。只要動真格，藥價沒什么下不來的。

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乃為民生。今年“兩會”，“民生”成為最熱詞，“十二五”規劃中，民生的理念更是貫穿其中。醫療改革，正是改善民生的一項重大舉措，而解決“藥價虛高”的問題，乃是醫療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斬斷推高藥價的利益鏈

聞濤

一支出廠價0.32元的鹽酸奈福泮注射液到醫院后，零售價竟漲到21.26元，中間利潤高達6500%以上……這怎不令人發出“看病貴”的驚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論述：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難怪在藥品價格虛高的這一利益鏈條上，相關的醫藥公司、醫藥代表、醫院、醫生以及藥品集中采購管理部門等，會如此之瘋狂，使得相關部委屢次采取措施平抑藥價都無功而返。

藥品不是普通商品，更不是奢侈品，生了病就要吃藥。說得嚴重點，如果藥價虛高這一現狀得不到有效解決，是會死人的，甚至會禍國殃民！保障民生，讓群眾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首先就要讓藥價回歸理性。

而要讓藥價回歸理性，毫無疑問，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厘清在藥價虛高這一利益鏈條上，醫藥公司、醫藥代表、醫院、醫生和藥品集中采購管理部門等，各自都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以及在各個環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藥價的暴漲，并對癥下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藥價虛高？從已曝光的個案來看，概括起來，原因其實無非兩個字：回扣。藥品招標給回扣、藥品進醫院給回扣、醫生用藥給回扣……而這些回扣最終都被加在了藥品的成本中。有專家曾估算過，這些“回扣成本”約占藥品最終價格的7成，如此之高，令人咂舌。

回扣有多種說法。說得好聽點，我們可以叫它返點；說得嚴重些，我們還可以叫它商業賄賂或行賄受賄。我國刑法明確規定，回扣必須入賬，否則可能構成商業賄賂或行賄受賄罪。二者的不同，只是主體身份是否為國家工作人員而已。而反觀藥價虛高中的這些“回扣成本”，絕大多數都是沒有也不可能入賬的。也可以說，當前一些藥價虛高的現象，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對藥品行業的這些腐敗行為查處不力造成的。

所以，治理藥價虛高，并非沒有辦法。只要加大對藥品流通環節的商業賄賂和行賄受賄行為的查處力度，斬斷推高藥價利益鏈條和這些幕后黑手，還藥品行業一片朗朗晴空，我們就能夠有效促使藥價的理性回歸。因為，我們還有一句老話叫：有志者，事竟成。

“56年未開大處方”說明什么

巴桂樹

古人云：“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贬t者要有一顆仁愛之心，要有白衣天使的慈悲情懷。若所有醫生都開小處方，那么，藥價就不可能在醫院這個環節突拉一把。日前央視報道，石家莊醫生劉瓊芳，從醫56年，從未開過一張大處方，從未發生過一起醫療糾紛和事故。劉瓊芳這樣的堅守需要心中的職業道德的長期鑄就?；颊邔⑺暈橘N心人，這份期待，正是醫者自覺抵制鈔票浸入靈魂與肌體的道德回歸，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多數百姓看病不貴。

雖然劉主任所做的是一個有良心的醫生的分內之事，也是其自披上白大褂后理所當然該堅守的操行，可而今，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醫衛現實：像劉瓊芳這樣的醫生較少，這樣的長期視每一個登門看病的患者為親人，數十年均開“小處方”，還是當今醫療機構中的精彩個案；講醫德、守節操、抵制“大遍檢”“大處方”，好像已成了一種脫離現實的、不食人間煙火之人，演變為一種稀罕現象，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當前醫衛監管領域的悲哀。

有人將醫生開“大處方”現象歸結于醫生操守與道德的雙重決堤，也有人將劉醫生等良心醫生的出現說成是“孤獨的吟唱者”，難以形成鯰魚效應。我卻認為，將“醫藥紅包醫生”時有出現歸結于此，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根源還是我們相關執法監管部門的長期失守。其實，我國《執業醫師法》中，對醫生故意開“大處方”早有禁令，醫生收醫藥回扣行為可面臨吊銷醫生執業證書的嚴處；兩高院給“醫生回扣”進行了法律定性：醫生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非法收受財物，以受賄罪論罰。

可見有關部門在正常履行保證醫生不得不開“小處方”的監管職責上還有欠缺。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病灶是“看病貴”。而“看病貴”的直接誘因還是醫生有開“大遍檢”、“大處方”的行為動力，因為他們會得到藥品經銷商甚至醫院的“開藥回報”。所以，控制醫生開貴藥，就需強化相關環節的用藥監管，讓醫生與藥徹底隔離，并跟進嚴厲的法律懲罰制度，讓違法違規開藥的醫生必然受到嚴處。如此，才能讓“劉醫生”在各大醫院遍地開花。

讓藥品出廠價別再“難產”

周明華

藥品是個特殊商品，無論你貧賤抑或富貴，人的一生總會生老病死，總有去醫院看大夫之時，亦即每個公民都會是藥品的消費者。其實中國的暴利行業較多，像汽車、房地產、酒水、煙草等，但此類商品是可選擇性的，對于大多數普通百姓而言，若無此類消費能力，可以不用去跨那道門，不必去顯那個闊氣。但藥品卻不一樣，任何人都有提著藥口袋的那一天。即便砸鍋賣鐵都得治病！而且到了醫院，自己還不能選擇藥品，因為醫生的話便是“圣旨”。

越如此，對藥品公共監管領域的要求便越高，對由政府主導的盡快完善藥品價格的制定、公開與監督機制，最大限度減少不必要的藥品中間流通環節，讓國人看得起病的形勢就更加緊迫。但我們不無憂慮地發現，時下似乎進入了一個 “治虛怪圈”人人批評藥品價虛高，個個都當“治虛”看客。無法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筆者暫且不說其他辦法，單就在每種藥品上標示藥品出廠價這一頗有成效的措施，為何一直鮮見有地方大膽試水？

據媒體報道，在2005年底，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就曾公開稱，自2006年起，“藥盒上將試行標明出廠價，讓老百姓買藥心中有本賬”；到2007年底，國家發改委再度表示，擬剛性規定并推動藥盒標出廠價。但不知囿于何處，這種幾乎一眼可識的能有效切斷醫生與藥商之間的利益鏈的簡單易行的做法，就是蹊蹺地六年“懷胎”、難以臨盆。但另一頭，卻是出廠價僅0.32元的藥，到醫院竟虛高到21.26元。若藥品上標示了0.32元的出廠價，醫生敢在患者面前用這種高價藥嗎？

“藥品們”雁過拔毛，道道關口潛伏著雙雙隱形黑手。作為百姓生命健康安全“守夜人”的各級管理部門，這個夜怎么守？為百姓生命健康，手中的那把醫療“藥勺”舀得咋樣？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現在這桿秤真的已開始傾斜了。緣何傾斜？我認為除了醫生職業道德局部滑坡之外，根源還是諸如“藥標出廠價”之類的一招見效的辦法仍懷胎數年難產所致。

實際上，聯系到大多數百姓看病貴的無助與急迫心情時，我們完全應該先動起來再說。記得去年武漢市副市長劉順妮曾呼吁，政府應要求藥企公布藥品出廠價。武漢從去年1月實行藥品零差率銷售，公開標示出廠價，幾月后，這措施為百姓省下了3000多萬的藥費。若大家都像武漢這樣先行先試地干了再說，那么那些“回扣醫生”真還無從下手。

甩掉惱人的“吊瓶”

魯逸川

藥價虛高，中間鏈獲黑心暴利，與藥品泛用與濫用有很大關系。日前，衛生部藥政司副司長姚建紅公開稱，“以抗生素為代表的抗菌藥物的濫用已成我國醫療業很突出的問題，我國平均每年每人要‘掛8瓶水’，這遠高于國際上2.5瓶-3.3瓶的水平,我國儼然已成‘吊瓶大國’?！?/p>

在美國買槍要比買抗生素藥方便，因為他們知道過度使用抗生素，其潛在危害性甚至遠勝過槍的危害性。而我們得到的這個“吊瓶大國”的稱號，的確隱隱讓人感到不安。醫生拋棄醫衛常識，昧著良心大開、特開抗生素類藥品，讓百姓去醫院看病，就像是去菜市場一樣，將一菜籃子的藥給提回家中。有關部門這樣漠視下去，老百姓“被”使用抗生素已成習慣，我看最后沒病也得吃出病來。

一些不該亂用的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輸液，往往價格不菲，被坊間戲說為“三菜一湯”。這些藥物一旦在體內積聚，當然對公民身體構成危害。拿姚建紅的話來說，如此過度使用抗生素，勢必將毀掉中國一代人。這樣的過度用藥鏡頭，實際上只是當前藥價虛高的一個剪影，真實的全影是，不少醫院仍在上演“大化驗單、大處方、大住院費”的鬧劇。患者一進院，首先就是不由分說地進行“遍檢”，然后就是打吊針，似乎不化驗就難以診斷，不打點滴，就不像在住院似的。

為何醫院好掛吊針呢？根源還是藥品與醫院的利益在新醫改之后仍未得到完全剝離。大夫開藥不寫對的，只開有利可圖的貴藥。不久前，浙江衛生部門打擊藥品回扣的“風頭”看緊，涉嫌賄賂的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急診科主任黃衛東自殺……究其根源，還是利益關系未得到廓清，而今財政不養醫，維持醫院生存發展的經費9成便不得不靠自籌。藥企們則紛紛跑出來充當養醫的“救世主”，與醫院結成牢不可摧的利益同盟體。這樣，醫院當然要去為藥企服務，醫生當然就有動力和熱情大開特開“暴利藥物”的處方。

有什么樣的疲沓監管體系存在，就會弄出啥樣的灰色鏡頭。由于革除“以藥養醫”久處“雷聲大、雨點小”層面，醫生收醫藥代表的回扣，仍是“身不由己”，不收就是異己，會被“潛規則”甩出圈外。雖然近年來新醫改組合拳揮得越來越急、越來越頻，但這些直接導致醫生亂打點滴、藥價虛高的“醫藥紅包”仍在。所以，遏制醫生給病人亂打點滴，必須盡快干凈利落地剝離掉醫院與藥商的所有利益關聯路徑。這方面需要更為有力、更為細化的法制掘進，用法治之臂甩掉“吊瓶大國”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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