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斗士的鱷魚眼淚

■ 杜建國

去年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教授去世后，眾多報紙、雜志以及各大門戶網站立即大量密集地進行報道，并對蔡定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把他掛在嘴邊。
在百度網站上一搜，就看到了如下相關文章：《為什么這么多人紀念蔡定劍》，《世間已無蔡定劍》，《為什么要記住法學家蔡定劍》，等等。不知道這是不約而同呢還是有約而同，對蔡定劍的推崇無以言表。
坦率地說，作為一位學者，蔡定劍學術成就不能說是卓越的，但是死后卻受到諸多媒體如此“厚待”，原因何在？媒體講得很清楚：無它，只是因為蔡定劍為推動所謂的“憲政民主”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已。
據有的媒體報道，即使病篤中，蔡定劍先生還在反復強調“我們做知識分子的，不就是希望國家好，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嗎，不就是希望推進我們的民主憲政嗎”。
這些言論的確很讓人欽佩。不過筆者仍舊有一個疑問：蔡定劍先生真的像媒體宣傳得那樣高大全嗎？愛民之心真的強烈到了直至臨死還念念不忘的程度嗎？或者說，包括蔡定劍在內的“民主憲政”的推動者們真的“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嗎？
最近，筆者看到了去世前蔡定劍所接受的某報記者的采訪文章《中國需要持續的平權改革》。讀罷此文，筆者終于解開了疑問。在該文中，蔡定劍稱中國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進行民主改革，因為民主改革對中國最廣大的人民即工薪階級最為有利，工薪階級應該擁有選舉權利和組織起來談判的權利。沒有這些權利，勞工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對這些觀點，筆者都不反對。但是，在談到如何進一步制定保護工人的立法時，蔡定劍先生卻發表了如下驚世駭俗的見解：“不要統一規定最低工資，企業困難時，工人可能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資更低的工資”！
看到這些文字，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勞工擁有選舉權、組織權、談判權等，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而制訂最低工資，正是實現這一改善所必然要采取的最為基本的措施。成天價人權憲政不離口的蔡定劍先生，難道竟然不知道最低工資早已成了現代人權不可或缺的內容嗎？《聯合國人權宣言》規定“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最低工資法就是這樣的一項法律保證，沒有起碼的最低工資，何談“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
蔡定劍稱“企業困難時，工人可能愿意接受比最低工資更低的工資”，這表面上是為工人考慮，實際上是要讓處于弱勢的工人展開惡性競爭，讓雇主漁翁得利，將負擔和風險完全轉嫁到工人身上。我不知道有多少打工者授權蔡定劍先生來“代表”他們。
蔡定劍公然反對最低工資法這一當代人權，莫非想讓中國倒退到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曼徹斯特時代？蔡先生口口聲聲要我們學習西方，接受普世價值，為什么在這一問題上就反其道而行之了呢？
二戰之后，在西方反對實行最低工資標準的，只有弗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和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難道蔡先生以及炒作他的那些媒體是要把這些法西斯樹為中國人民的楷模嗎？當然，這并不讓人意外，蔡先生視哈耶克與弗里德曼們為“自由主義”的圣人，而這些圣人當年正是皮諾切特們的盟友。
看來，蔡定劍先生鼓動工人爭取組織權利，其實要的是工人組織起來后只跟在他們后面，去爭取形式上的憲政民主，而一旦工人要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時候，也就是說要賦予憲政民主以具體的民生內容的時候，蔡先生就不允許了。要憲政，不要最低工資，不要民生改善，這就是中國“自由派”的綱領。
如今，“憲政民主”在中國已成為顯學，一個人只要整天“憲政民主”不離口，那么他就會成為媒體的紅人。憲政斗士們成天擺出悲天憫人為民請命的架勢，抱怨工人生活悲慘，抱怨“國富民窮”，可是真要給工人漲工資了——不管是由政府推動還是由企業自己主動實行，他們卻又高呼不可，咬定這樣會把雇主逼上絕路，即使雇主本人常常都不好意思將這樣的話說出口。
連個最低工資標準都反對，咋好意思開口說“希望老百姓過得好”呢？蔡定劍先生以及炒作他的那些媒體的所作所為，難道不像鱷魚在流眼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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