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佛山兩歲女童悅悅連遭兩車碾過，十多名路人經過未施援手，一名撿破爛的阿婆將孩子扶起。兩歲的孩子、兩輛汽車、兩次碾壓；十八個路人、十八次無動于衷。全國上下一片譴責聲，譴責這十八個人不施救援之手，譴責現在社會道德淪喪。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探討造成這件事的原因。中國人道德淪喪真到最低了嗎？那些人真的不想救人的真實原因是啥？這些都是百姓的責任嗎?　　

譴責固然需要，究其原因、反思更加重要。南京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各地層出不窮的“做好事反成被告”案……，法律通過彭宇案、許云鶴等案子把混帳邏輯強加給了全社會，見死不救麻木不仁不犯法，見義勇為出手相救倒惹禍上身。再看這次佛山拾荒的陳大媽救人后的遭遇——被譏笑為“想出名”還不算，還被媒體輪番騷擾疲勞轟炸得呆不下去，不得不逃跑，不得不感嘆“做好人怎么這難？”。現在救人付出的負面成本太大，沒有讓人做好事的社會基礎、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好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好人越受打擊，壞事干得越多越大的壞人越受保護”的黑白顛倒大環境里，見死不救的雞毛蒜皮算老幾？因見義勇為而被陷害被打擊又有什么可奇怪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形成了老百姓自顧自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生社會性的道德崩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法律為這些欺詐案件給與護航，帶來非常大負面影響，輿論的導向作用又起了推波作用，彭宇案的蝴蝶效應的顯現，導致社會很多人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小悅悅事件’折射出的是個體道德問題，更多的是反映出這個社會從法律、文化、教育到道德建設的缺失和失誤。 　　

高尚的理想與情操喪失，使普遍中國人唯一追求的東西就是“金錢”。人們雖然關心政治，但是人們知道，關心也沒有用。百姓們不得不默許了自己被欺騙的現實，轉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追求“金錢”上。這是唯一對自己有實際意義的事，并且人們不介意采用欺詐的手段，因為欺詐在中國社會中太普遍了，并且欺騙能夠獲得利益。　　

制度的不公使人們喪失對公正的追求。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造成了逐年的貧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機會，制度的均。沒有均，穩定是空中樓閣。當今中國不公正的制度主要表現在產權、財政資源、社會保障、金融服務、稅收政策、教育醫療資源、就業、工資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法制、科技推廣制度、市場主體制度、戶籍制度、代表權等制度的不公正。普遍表現在富人與窮人，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大城市與小城市，當官的與老百姓在獲得社會有限資源時所面臨的巨大差異。一切，都是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有了巨大的差異，人性的陰暗面必然暴露。當弱勢群體沒有了幸福生活甚至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的時候，他們必然有改變的本能要求。當優勢群體看到違法犯罪都不能被懲治的時候，他們必然有變本加厲的貪欲。于是，摻雜使假，摻假使黑，坑蒙拐騙，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貪污腐化，勾心斗角，恃強凌弱，仗勢欺人，唯利是圖、形形色色的傷天害理的勾當浮現社會，屢見不鮮。從此惡性循環，日積月累，以至今日社會道德淪喪至此！　　

理論的偏差使人們對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產生迷茫。多年以來，自動過濾一直張揚的理論大旗，就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僅奉行“有奶就是娘”思想宗旨，還把這個宗旨強加給整個社會，把這個本來是老百姓的罵人話變成了唯一宗旨。按照這個宗旨，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只要能成名發財就是能人，就是讓整個社會羨慕的有本事的人。人類數千年文明所形成的是非善惡、真假美丑的標準完全顛倒了：一個女學生走上社會，如果當工人這只貓，一個月也就幾百元錢；如果當小姐這只貓，一晚上就能掙幾百元錢；所以當小姐自然就成了好貓。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由此形成。　　

人性淪喪，必然導致價值觀的淪喪。價值觀的淪喪直接導致社會行為失去道德準則，人們自動過濾便把法律作為了行為的準則，天天在灌輸“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就是都可以做的”，從而使社會徹底拋棄了道德準則。在全世界任何國家，法律都只是法官評定有罪和無罪的準則，從來就不是人們的行為準則，人們的行為準則只能是道德準則。由于自動過濾的唯一道德準則就是“怎么合適怎么干”，此外沒有任何其他道德準則，所以就只能以法律作為行為準則。這樣一來，只要能躲過法律不進監獄，便成為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道德體系也就沒有了任何存在的社會余地。　　

人性的淪喪，制度的不公，自動過濾對人的道德的不教育，不建設，不作為，已到了置若罔聞、麻木不仁，甚至是姑息養奸、縱容丑惡的地步，這些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社會道德淪喪、崩潰的主要原因。 　　

法律無法同時直接完成‘懲惡揚善’的雙重使命，只能通過懲惡來間接揚善，同時盡量確保善行不帶來惡果。法律不關心某人是否為善，因為法律沒辦法獎賞為善者，更不能懲罰不為善者；法律只關心某人不得為惡，在對立證據難分伯仲時，法官會做一個不得已的選擇：若不能保證善最大，一定要確保惡最小。不出手、不觸碰并非完全為了‘避嫌’，也有其他正當理由，免得“弄得大家都脫不了干系，好事變成壞事；更重要的，有利于確定現場責任，不給居心叵測者敗壞社會風氣的機會。這樣的行為規范如果能夠長期堅持，‘大善’雖不至，但‘大惡’可杜絕，從而重建社會誠信。　　

因此，佛山 “小悅悅事件”那十八個人固然應該指責，但我們現在應當指責造成這些的法律、制度、文化、教育，探討造成這些的深層次原因。而不是本末倒置的論事。社會應當積極促成見義勇為成為全民共識和理智行動。積極嘗試從法律、制度、道德和社會層面入手，構建有利于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制環境、獎勵機制和社會風氣，并推動社會管理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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