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醫護人員竭盡全力的強求,還是沒能留住小悅悅,這是比汶川地震還讓人無法接受的恨事,汶川地震畢竟還能用“天譴”解釋,而小悅悅的不幸,與天無關,與地無關,只與人有關,兩輛豪車從小悅悅柔嫩的骨骼上碾過,十幾個路人旁若無人的走過,最后抱起小悅悅的,居然是一位因有礙瞻觀影響市容官民屢次眾口一詞要趕離城市的拾荒者。
孩子已經沒了,媒體無須虛偽的聒噪,小悅悅的死媒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最近三十年里,難道媒體不是推波助瀾的在將社會去道德化嗎,那一篇篇在效率和自由名義下詆毀道德的文章,如果說不是害死小悅悅的元兇,至少也嚇阻住了大眾爭當好人的腳步,故而在本該見義勇為的時候止步不前,乃至閉目繞行。
再作進一步探究,小悅悅的悲劇,事實上在把雷鋒從教科書中請走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了,因為這不但是在用明確的語言告訴大眾,學雷鋒是錯誤的,更可怕的是他用這種方式教育我們的孩子,不要學雷鋒,不要做好事,否則你就會得到跟雷鋒一樣的結果,把你從社會和生活中剝離。
有人說今天的中國陰氣太盛,其實邪氣也不小。我曾經是《讀者》的忠實讀者,但是最近十年,我完全不在過目,因為他讓貧寒者心灰意冷。我做過一個統計,《讀者》上跟財富有關的文字占53%,跟小資生活有關的文字占21%,跟民主話題有關的文字占13%,跟民生話題有關的文字占不到6%,跟道德精神有關的文字占不到2%。
不能不讓人懷疑,這個在中國擁有巨大讀者群的刊物,究竟在堅持什么樣的輿論導向?退一步而言,即便沒有其它目的,那么請問,在全民普遍貧困的今天,如此赤裸裸的鼓吹財富和財富效應即因財富而贏得的鮮花掌聲閃光燈,這是一個理性刊物該堅持的辦刊宗旨嗎?難道媒體就不該為社會和底層負一點責任。
至于南方報系,在小悅悅這一惡性事件中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只怕它連接受批判的資格都沒有,它應該被集體下地獄,一個都不能少。這個改革開放催生的文字妖孽,一方面使用娓娓動聽的語言麻痹大眾的心靈,另一方面惡意誘導大眾反叛道德,它否定雷鋒,詬病魯迅,詆毀革命的英雄主義,是中國社會十惡不赦的罪人。
幾天前中央召開了十七屆六中全會,全會一致決定要進行文化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不過只是個含蓄的說法,實際上就是一場文化的革命。總體上做個分析,中國的媒體早已不在是宣傳先進文化的工具,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也早已變成金錢的避暑勝地,非有一場徹底的革命,則不能改變中國社會的腐朽與反動。
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儀,這應該不是古人的虛妄之語,有很多朝代,在鼎盛時期,的確出現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奇跡。還有一面,古人沒有提及,即合理的貧困,也不會對道德建設造成硬傷,比如新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風紀嚴格,政治清明,富人不欺行霸市,官吏不徇私舞弊,社會一般大眾的道德水準也都不低。
今天的中國社會,卻走出了一條相反的軌跡,道德水平和個人擁有的財富成反比,最富有的群體幾乎整體沒有道德,然后是中產階層,少道缺德,稍好一點的是普通工農,雖然不敢當好人,至少不還能有道德認知。而在小悅悅身上我們悲哀的發現,中國社會道德水平最高的,同時依然堅持守護道德精神的,竟然是拾荒者。
讓英雄如何不氣短,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廣東,最具道德水準或者說依然還在堅持道德精神的,不是先富起來的1%,也不是待富的99%,而是拾荒者。這真是一個巨大的反諷,在法律公開為碰瓷和無賴行為張目的今天,在見義勇為被詆毀為作秀和想出名,在雷鋒精神被徹底否定因而被請出教科書的時代,還敢當好人的只剩下了拾荒者。
在下一個“六.一”兒童節來到的時候,當我們點亮蠟燭,用懺悔和自贖向小悅悅謝罪的時候,是不是也該向拾荒者表示一下敬意?因為正是這位拾荒者的行動,不但強烈的震感著我們的靈魂,讓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卑鎖,也深刻的啟發著我們:“為富不仁”真的不是什么危言聳聽。這件事無疑是整個民族的恥辱,有人說要在小悅悅被撞的地方為小悅悅立碑,依我看,還應該給那位拾荒者立碑,她無疑是中華民族的道德豐碑。
2011-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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