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證明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在一本書里讀到：公社60條下達貫徹后，農村形勢有所好轉。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向鄧子恢匯報農村搞包產到戶，因“戶”字有資本主義之嫌，眾人避違，巧妙地稱為“責任田”。鄧子恢似乎看到了農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他當場表態：“你們的辦法好，我贊成。”毛澤東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嚴厲批判安徽的包產到戶，曾希圣被免職。1962年7月一天，鄧子恢約陳正人，廖魯言到中南海，與毛主席不厭其煩地匯報包產到戶的優越性，整整談了一個通宵。毛主席只聽不講，最后表示：可以在小范圍試一試。7月17日，他再次進中南海，繼續向毛主席推薦包產到戶的優越性。毛主席耐心聽，不表態。到他要離開時才說，讓他們把匯報材料送來，毛主席要看看。8月初，在北戴河會議，他又到毛主席住處面談，要毛主席支持推行他的包產到戶。毛主席毫不客氣地對他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了，還要搞么？！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雇工，討小老婆。毛主席甚至把包產到戶同當時波蘭的所謂自由化聯系起來批評鄧子恢。但鄧子恢不聽，被罷官后扔到廣西秘密實驗包產到戶。1981年3月9日，黨中央正式發文，給鄧子恢平反。鄧子恢也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帶入黨的史冊。（詳見《大往事》葉匡政編中國文史出版社P.311至318）　　

時間走過了30年，時間證明毛主席當年是對的。30多年前，毛主席就預見“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了，還要搞么？！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雇工，討小老婆。”包產到戶是導致農村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后，農村土地承包，農民能脫離土地，使城鎮私企有了源源不斷的廉價農民工。后來，在發展房地產產業過程中，留美歸來的精英制訂了有關法律，把農民承包的國家土地，流轉為房地產商可以使用，成為一小撮有權有錢人剝削人民的資源，住房成了壓在百姓身上的“一座新大山”。　　

“鄧子恢也作為我國農村改革的先驅”，先驅前應加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限定詞才符合事實。讓我們看看改革開放，農村第一改革村小崗村改革帶頭人嚴俊昌的經歷。　　

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不想餓死的農民在一起賭咒發誓，簽下分田到戶“生死契約”， 帶頭人嚴俊昌認為：只要大家能吃飽飯就行。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就滿意了。　　

土地承包幾年后，村民手里漸漸有了點錢。但是好日子沒過多久，五花八門的攤派收費就開始了：種煙葉種棉花要交錢，種果樹要交錢，養頭豬要交錢。哪個村民交不上錢，就到他家扒糧食。　　

作為村干部，嚴俊昌那幾年一年的津貼有1000多塊，也是從農民的各種稅費中得來的。他覺得太對不起大家。嚴俊昌找來一位教師，給萬里寫了一封信，反映小崗村的情況。那一年，小崗村的各種攤派就取消了。第二年，其他的亂收費也都不收了。上級還出錢，幫小崗村修了圍墻，拓寬了道路，給村委會蓋了20間辦公用房。　　

l998年江澤民總書記來視察前，縣里還給他們18個帶頭人每家裝上了電話。后來，縣委下了文件，調嚴俊昌去鎮里當農委副主任。嚴俊昌從農委副主任退休后，能過著平靜的生活。他每個月有七八百塊錢的退休金。如果他到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當講解員，一天還能有20塊錢的收入。　　

撫今憶昔，嚴俊昌更多的是困惑。他認為，大包干只是當年迫不得已的做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有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但想要大發展，還是應該走集體化之路。用他的話說就是：“原來分那一畝三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殘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腿腳，邁不開步子啊！”，他還向媒體表示過，現在的小崗村，窮的窮，富的富，“要早知這個情況，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 。　　

有權又有錢的省財政廳，派有能力又有實權的優秀黨員干部沈浩，要想讓小崗村這個典型不倒臺，不垮架 ，但他累死在崗位上，也未能把小崗村這個典型扶起來。小崗村的老百姓真幸福，而且“懶人有懶福”。他們啥都不要干，天天躺在炕上等著老天掉餡餅！　　

2008年10月22日，《 21世紀經濟報道》以標題：《小崗村部分承包土地拋荒 未公開財務已4年》報道過小崗村的現狀，文中說：“盡管村民住進樓房普遍感到開心，但嚴美昌的妻子告訴本報記者：‘幾乎每家每戶因為建房都欠外債。’這也得到了嚴宏昌的認同。‘房子蓋了，腰包癟了’。 ‘所以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大概有80戶人家子女在外面打工。’”嚴宏昌說。　　

小崗村不僅需要在國人面前出盡洋相，還要在洋人們面前丟丑現眼。小崗村是一個國家派優秀黨員，花了大量的物力財力卻無法豎起的改革典型，小崗村一定會“青史留名”，從此被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　　

大寨是什么樣的典型？1963年，大寨遇上了數百年沒見過的大雨。大寨黨支書陳永貴，提出不要救濟款，救濟糧，救濟物資的“三不要”之后，又提出了一個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的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不少的“三不少”。　　

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諾言變成現實。11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發長篇報道，講了大寨人的奇跡。毛主席提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1964年11月，周總理在人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提出“農業學大寨”。　　

陳永貴是個獨立思考的人，他認為上級說的不一定就是毛主席的意思。1959年，省領導要他報畝產2000斤，《山西日報》的一位副總編也做陳永貴的工作，希望他能上北京。陳永貴說：“寧可不上天安門，產量一斤也不多報。”　　

“文革”期間，他說：“我們從走資派那里奪了權，以后就要搞生產了。”1967年，大寨畝產超過900斤，歷史最高產量。他當昔陽縣委書記后，1968年，昔陽產量超過1億斤，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他還把社員欠集體的2000萬斤糧，統統免了。他自有他的道理：“這不是社員欠的集體的，而是我們干部欠的群眾的。年年說豐收，年年不夠吃，那怎么行？”他把中農，地主富農的也都免掉。干部門怕他犯錯誤，讓他要多想想。他說：“社會主義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飽飯，戰犯都還要吃飽飯呢，想什么想？統統免掉。”永貴大叔當了國務院副總理，不拿工資，不要補貼，仍在大寨那公分，向毛主席提出，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國務院，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大寨。胡耀邦上臺，把陳永貴弄走，砍倒大寨紅旗。永貴大叔罵他是“胡亂幫”。　　

對比大寨與小崗村兩個農村典型，對比大寨黨支書陳永貴和小崗村帶頭人嚴俊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寨是毛主席，周總理豎立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榜樣。小崗村是靠國家輸血也不能共富，卻會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典型。　　

我們走社會主義共富和諧的道路，一定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自力更生，人民當家作主，干部為人民服務，絕不能靠少數精英治國，靠政府官員給我們這樣那樣，靠有錢人捐款救濟我們，這些統統是資本主義的做法，解決不了共富和諧。　　

這次世界金融危機，歐洲多個國家民眾的示威游行。今年9月份，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再一次證明私有制的資本主義，解決不了腐敗，兩極分化，社會和諧等諸多老大難問題。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救中國，搞私有化的民主主義補課是亡黨裂國，人民大眾陷入苦難深淵的資本主義死路。　　

（2011年10月12日21:36初稿，13日08:32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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