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衙內人，差之何千里？　　

——“國慶社論”與陳奎元文章　　

丈二和尚　　

一篇“國慶社論”，引得波瀾迭起。　　

看到網友憤而揭發，大加撻伐，方知“歡天喜地”的國慶節，我們的黨報還出了這等丑事。　　

“國慶社論”真是“大手筆”，洋洋灑灑，氣勢恢弘，辭藻華麗，頗有些“振奮人心”。而既然是敘說中國百年奮斗史、慶祝建國62周年，竟然對“毛澤東”只字不提，豈非怪哉？先是定下毛澤東“文革有罪”但還是“三七開”的結論；后又鼓噪“餓死三千萬”“大躍進可悲可笑”“毛澤東時代老百姓水深火熱、生靈涂炭”……而且責任都是毛澤東的；現在連毛澤東“建國有功”，他們都要設法抹煞掉……真是“一步一個腳印”“穩步前進”哪。　　

但想：連我這樣關注時事、經常看報的人都不看這個黨報了，遑論工農商學兵諸等眾生？現如今，恐怕經常看《人民日報》、央視的人已經不多羅。別看此報發行量還有不少，但真正被人細看的有幾許？也許，正是因為報社的某些人以為：反正沒幾個人注意，不如趁機做點小動作？　　

豈料還是有人火眼金睛，迅速發現并予以無情的揭發，大白于天下。　　

他們自以為聰明，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黎陽說這是“蠢貨寫了篇蠢文章”，而他們自己，或許自我感覺還是良好的，文章發表之后估計很有“成就感”罷。　　

他們故意隱去“毛澤東”的名字，不提毛澤東的巨大功勛，大概是他們的這些讀者們，多是些達官貴人，或是漢奸逆臣，看到“毛澤東”三個字他們會犯怵。因而，根據“顧客就是上帝”的職業道德，為了保住他們的發行量——甚至是飯碗、獎金，只得要盡量少提或不提“毛澤東”，這不皆大歡喜了么？　　

但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一次回老家，正好碰上村里的一家喜宴。新房落成，房主設宴招待鄉親。全村老小基本都去了，但唯有一人未去——房主的父親。據說是房主與其父多年不和。聽村里人說，這房子就是他父親出錢出力蓋起來的，待到快建成的時候，他回來，后來又把它攆到老屋去住了。他在宴席上說：“感謝我爺爺留下這么塊好地兒，感謝我母親辛苦操勞，感謝鄰里鄉親的幫忙，今日住上新房，在此設宴感謝大家！”對他的父親，對他父親的賣命操勞就是一字不提。后來方得知，此人紈绔不化，嗜好賭博、好吃懶做，而他父親又經常批他、罵他，而且還在數年前發動其他親朋好友、鄉親們批判，從此記恨在心。　　

今日一想，豈非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又看陳奎元論“辛亥革命”，雖是在論述“辛亥革命”，亦是強調“孫文”先輩的功勛，但其立場、姿態卻是大有不同，引用毛澤東的論述頻率最高、次數最多，很容易給人感覺：嗯，沒錯，是自己人！　　

社論是代表“官方”的。但這“官方”，是國務院還是黨中央？抑或都是？不知道。都說“黨領導一切”，黨就是代表國家利益、代表人民利益的，那為何黨中央對于一波又一波的“轉基因主糧商業化”質疑聲浪、轟轟烈烈的遍及全國的反對轉基因運動一直沒有表態？國務院都有人表態了嘛！到底是黨中央代表國家，還是國務院代表國家？　　

陳奎元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的文章不能說是代表“官方”的，但必定是代表黨內一部分健康力量的。寫社論的（包括那些策劃的、下指示的）大概應該都是體制內的——黨內人士吧？然而為何竟有如此差距？　　

于是乎，我只剩一聲嘆息：同是衙內人，奈何差距千里？　　

下面，就來看看陳奎元的文章：　　

 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　　

作者：陳奎元  來源：《求是》雜志　　

100年前，公元　1911年10月10日　，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領導新軍在武昌舉行起義，數日之內起義風潮迅速席卷各地，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油盡燈枯的清王朝應聲倒地。這一年是中國紀元的辛亥年，這一次革命被稱作辛亥革命。　　

一、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次偉大革命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創以皇權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2000多年間，中國的封建社會跌宕起伏，歷經多次國勢興衰、朝代更迭。明朝崇禎九年(1636年)，后金可汗皇太極在沈陽改國號為清，自稱大清皇帝。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明王朝，清軍乘機攻入北京，統一全國，成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先后平定了各地的武裝反抗，收復了臺灣，對蒙、藏等邊疆和少數民族居住區建立起牢固的統治，奠定了中國疆域的版圖，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強大國家。經過“康雍乾盛世”，歌舞升平的大清王朝開始由頂峰向下滑落。乾隆后期正值法國大革命和北美獨立戰爭取得勝利的時期，歐洲、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熱火朝天。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工業革命正在歐洲如火如荼，機器大生產取代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步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關門當皇帝的清朝廷對世界的大發展大變化卻懵然無知，夜郎自大，被阻隔在世界進步的洪流之外。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率先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緊接著，法、美、俄、德、日、意、奧等國爭先恐后瘋狂地瓜分中國。由于帝國主義的殘酷壓迫和清王朝的極端腐朽，中國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擁有數千年古老文明、曾經雄踞東方、睥睨世界的“泱泱大國”，悲慘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上至統治階級中愛國的大臣、將領如林則徐、鄧廷楨等人，下至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和勞動大眾都開始尋找救亡圖強的辦法。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失敗，表明以農民為主的舊式的農民戰爭推不倒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聯合統治。戊戌維新運動和甲午戰爭的一敗涂地，說明以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為目的的改良主義和洋務運動根本救不了中國。這時，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　孫中山　先生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綱領，創辦民報，組織政黨，鍥而不舍地先后發動了10次武裝起義，傳播了革命的思想，造成了革命的氣氛，激發了革命志士推翻大清王朝的勇氣和信心。這是辛亥革命發生并一舉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孫中山　先生說辛亥革命“做成了兩件很大的事：一件是把滿清兩百多年的政府完全推翻；一件是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國體根本改變。”(《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6頁)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戰爭相比較，辛亥革命的斗爭場景并不是特別的壯觀與慘烈，但它的歷史地位與意義卻不同尋常。辛亥革命的目標不只是推翻一個封建王朝，而是一次試圖向封建專制制度發起攻擊、用先進社會制度取代落后社會制度的“革命”。中國封建社會的歷次農民起義、民族戰爭基本上都是中國本土階級斗爭的反映，而辛亥革命是中國頭一次受到世界潮流影響的革命。從此以后，中國的生存與發展，就不再是脫離世界環境的單獨行動。　　

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宣布建立民國，推舉孫中山擔任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實際上由于多種原因，最終歸于失敗。孫中山迫于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宣布獨立的各省立憲派的壓力，特別是國民黨內部主張議會道路一派人的壓力，于1912年2月13日提出辭職，提名袁世凱繼任，此時距他就任臨時大總統還不到一個半月。　　

袁世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代表，他在取得大總統權位以后，廢除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他冒天下之大不韙，于1915年12月12日厚顏無恥地宣布接受推戴，當皇帝。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全國一派反對聲中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即黯然死去，留下千古罵名。毛澤東曾經說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頁)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大部分地區陷于軍閥的戰亂，一部分邊疆地區失控，民族分裂主義勢力趁機興風作浪，沿海、沿邊許多地方被帝國主義侵占，民族危亡的局面沒有絲毫緩解。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失敗痛心疾首，他痛陳辛亥革命“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頁)他指出，北洋軍閥主宰的中華民國是假民國，只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盡管如此，辛亥革命畢竟推倒了封建皇朝，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使民主共和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普遍共識，它的歷史功績永載史冊。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　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但也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提供了經驗教訓。　　

　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開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過后，民族危在旦夕、國家山河破碎、民眾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無已。為了尋找國家的出路，各種思潮蜂擁而起，紛紛亮相。改良主義、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經發生過很大影響，但由于本質是維護封建制度，隨著革命的進展，其主張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義的領袖人物梁啟超、張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的影響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風起云涌的追求變革的浪潮中，新文化運動當之無愧地成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為起點，并以此為主要陣地。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猛烈地抨擊尊孔讀經，堅決反對封建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綱常倫理，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陳獨秀響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大聲疾呼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喚起民族覺醒，追求民族的解放與進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中國社會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緊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2月號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征戰目標”，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強大的挑戰。在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新文學革命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浩蕩氣勢。毛澤東贊揚新文化運動“舉起文學革命的兩大旗幟”：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成為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發展進步的時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　，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徹底地、毫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一些中國人以為這是一次伸張正義的會議，幻想著中國作為戰勝國一方，能夠獲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個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團的正義要求，沒有給中國一點公道，也沒有給予中國一點自主和尊嚴，不要說他們自己不肯放棄在中國攫取的各種利益和特權，就連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割占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權，也被日本所攘奪。巴黎和會成為帝國主義戰勝國分配贓物和由他們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權力的會議。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原來對西方鼓吹的公平、正義、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擊得粉碎。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率先行動起來，敦促中國參加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5月4日　，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北京學生首先走上街頭，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標語，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中國，聲討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雖然上距辛亥革命只有8年，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繼續覺醒、繼續奮斗的光輝歷程。　　

毛澤東分析了五四運動的隊伍狀況，指出：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00頁)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界發生分化，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會制度，主張“全盤西化”，他們看不清“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頁)，依舊要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走在斗爭最前列的李大釗、陳獨秀、李達以及毛澤東、瞿秋白等人則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等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得到翻譯、發表和出版，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地相繼建立，并開始提出知識分子應當同勞動者群眾相結合的思想。　　

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發生后，受愛國學生運動的感召，隨即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罷工浪潮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它有力地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條件。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實現獨立和復興的正確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華民國，新建立的國家制度完全仿效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模式，建立兩院制議會、選舉大總統、組織政黨內閣、實行議會政治等全套西方政治體制。有些人以為做到這一步，民主革命便算成功了，有的人熱心于當議員，有的人陶醉于當將軍，有的人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瓦解了國民黨的組織，迫使孫中山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后來的實踐表明，把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移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完全沒有效力，帝國主義決不會允許中國獨立，封建勢力也決不會讓人民自由，新老獨裁者決不會給各種政黨民主的機會。民主、共和的招牌只是每一個得勢的軍閥裝潢門面的政治把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任何出路，根本行不通。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進入了新的時代。此前，資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革命中居于領導地位。此后，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作為維護現行秩序的統治階級，已經不具備革命領導階級的性質，其理論也喪失了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銳意追求科學真理、追求平等權利、朝氣蓬勃的戰斗精神。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歷史已成為明日黃花。中國的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革命的對象，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發育不良，具有反抗內外壓迫的革命性與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妥協的雙重性格，無力領導中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已為歷史所證明。中國實現獨立和民主，只能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道路。　　

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一部分革命知識分子掀起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開始創建共產主義組織。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形成被后人稱作“南陳北李”兩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擔當起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力量的重任。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五四運動的合乎規律的發展，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繼續革命的正確選擇。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路線。大會發布一系列決議案，要求“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條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進行反對封建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提出了革命要分兩步走的思想，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6頁)同時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同上，第115頁)這就明確地區分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與　孫中山　先生主張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國共兩黨有了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同意加入以　孫中山　先生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國共合作的典范，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奮斗以及中共發動工農大眾造成的革命形勢，對于北伐戰爭的勝利、推進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后來由于國民黨右派勢力和新軍閥破壞國共合作，采取剿殺共產黨的反動政策，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殺。“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36頁)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土地革命戰爭及從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排除黨內“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干擾，堅持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路線，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是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階級力量、戰略策略的光輝文獻，是指導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指南。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勝利完成了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在這一時期進行的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資產歸國有，則標志著反對封建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也宣告完成。100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終于被徹底推倒，由辛亥革命開啟的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　　

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人們不難看到，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向半封建社會是鴉片戰爭以后逐漸演進的。清朝末期，改良主義曾經大行其道，清朝廷辦洋務、興實業、廢科舉，改變滿洲皇家和貴族壟斷朝政的狀況，任用并支持一批主張學習西方“長技”的滿漢大臣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辛亥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頂峰。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充分說明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不能解決中國當時的內外矛盾，沒有力量打破封建軍閥及其支持者帝國主義的壓迫，因而不可能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革命問題，不可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這段歷史鮮明地揭示出一個至關重要、至為深刻的道理——資本主義救不了中國。　　

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領袖　孫中山　先生，在辛亥革命失敗后，毫不氣餒，繼續順應時代潮流走革命的道路。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孫中山十分感慨，他多次在講話和文章中贊賞俄國革命比中國的辛亥革命晚了6年，卻能先于中國而一舉成功。他認為俄國革命的成功在于俄國有一個在列寧領導下的有遠大理想的政黨，在于這個黨得到了勞農大眾的支持。在不斷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孫中山提出了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采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于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五四運動以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發生分化，孫中山由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家轉變為擁護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家，始終走在民主主義革命前列，他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再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直到社會主義的改革發展，形成了一條中國百年革命歷史的軌跡。這條軌跡令人由衷地信服：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壯闊進程中，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了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作者：陳奎元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附“國慶社論”：　　

人民日報社論：把握中國發展繁榮的光明前景　　

2011-09-30 19:07:11　來源: 新華網　　

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６２周年　　

新華網北京９月３０日電 當陽光越過東方的地平線，我們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六十二個國慶日。在這舉國歡慶的日子里，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理由為我們的國家感到自豪，都滿懷期待瞻望中國發展繁榮的光明前景。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２２０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糧食產量連續多年突破５０００億公斤 在共和國６２華誕到來之際，一個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一幅斑斕多彩的現代化圖景展現在神州大地。中國發展的態勢、復興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時間是衡量事業的標準。２０１１年，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建黨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時間坐標的交匯，歷史現實的對比，使我們更能把握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更能明辨今天所處的歷史方位，更能看清邁向未來的發展方向。　　

從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從一盤散沙到團結和諧，從封閉愚昧到文明開放，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從備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臺 探尋奮斗的足跡就會發現，一百年來，在這個歷經磨難的東方古國，爭取獨立解放、國強民富是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振興中華、民族復興是始終不變的社會理想，推動一個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化國家轉變，是百年歷史最為激昂的雄渾樂章。　　

　孫中山　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行改革開放，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質基礎，更把自身鍛造成為推進現代化進程的堅強領導核心，為一個千年文明古國、１３億人口大國開創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今天的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３０多年的高速增長，城市化率超過了４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社會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切實保障，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形成，教育、醫藥衛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項社會事業快速發展 這些歷史性巨變，源于建黨９０年來、新中國成立６０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壯麗篇章。中國社會發生的變革，中國人民命運發生的變化，其廣度和深度，在人類發展史上都十分罕見。其政治影響和社會意義，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軍，使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歷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百年奮斗走過西方現代化幾百年歷程，此時此刻，我們距離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宏偉目標越來越近，我們面臨難得機遇和巨大挑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社會轉型期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仍然復雜。面向未來，激蕩百年的現代化理想仍在路上，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我們要堅定改革創新的信心勇氣，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著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部鋪陳百年、至今仍在書寫的壯麗史詩，是一部激蕩世紀、至今依然縈繞在所有中華兒女心頭的復興交響曲。讓我們把握中國發展繁榮的光明前景，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和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