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體在報道王世明副主任的這個答記者問時，同時在報道中放了幾個“鏈接”：一，彭宇案；二、許云鶴案；三，殷紅彬案。其用意很清楚，就是媒體的拿手好戲，叫做“用事實說話”。你不是說中國人有道德、講道德嗎？媒體就給你舉幾個助人為樂反而倒霉的例子。有些報道則話里話外地表示不認可此種說法，還有一個電視臺，據說已經開始錄制一期節目，討論中國人到底是“道德高尚”還是“道德淪喪”。微博上也有人開始重復早已說過多少遍的話：中華民族已經到了道德淪喪的時候！很顯然，王世明副主任說中國人有道德、講道德，一些中國人很不滿意，堅持認為中國人就是道德淪喪。我只是不知道他們這么堅持的時候，是否包含了他們自己。
中國人的道德狀況究竟如何？站在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的看法。當媒體用一個講道德的負面例子以證明中國人道德淪喪的時候，其他人都可以用一個講道德的正面例子來反駁。因此，媒體擅用的“舉例說明”、“用事實說話”，其實是有欺騙性的。這種欺騙性在于，媒體可以利用自己的傳播能力，把自己需要的內容傳播得更廣。至于媒體廣泛傳播的內容是否就是事實真相？與事實真相相距有多遠，對于今天來說，日益成為一件令人高度懷疑的事情。恰如一些網友所言，在媒體營造的輿論氛圍中，人們會以為社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離開媒體營造的恐怖氣氛，事實并沒有那么嚴重。
社會環境的負面消息日益增多，本身也與媒體不負責任的宣傳有關。中國大地上，正面的事情與負面的消息每天都有發生。媒體每天集中報道一件壞事情，365天，天天都能找到壞事情的素材。于是，在媒體的選擇傳播下，到處都是一片黑暗。反過來，如果媒體每天都選擇好的新聞，則到處都是歌舞升平。兩者比較，究竟哪個好，哪個是真實的，到也不能二選一。如果說到處鶯歌燕舞比較假，那么，從媒體追求商業效益、追求聳動新聞的傾向性來說，媒體所營造的一片黑暗，常常也是不真實的。因此，所謂“中國已經道德淪喪”的論調，基本上是媒體營造的虛幻現實。
這一虛幻的產生還有一個理論上的深刻原因。近30多年來，中國理論界產生了一種全世界少有的受虐狂傾向，即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歷史上的一切成就，把中國人從古至今都說成是丑陋的、有劣根性的壞人。在這種理論指導下，中國人幾乎不可能有什么優點。大量媒體從業人員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學習成長，因此，一旦遇到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他們幾乎條件反射地認為，中國肯定不會好，肯定都是壞的；即使看起來像是好的，也一定是裝的。所以，在中國人丑陋劣根性的荒謬理論的指導下，部分媒體無法接受王世明所言的“中國人是一個有道德、講道德的民族”。為了反駁這一他們內心不愿承認的觀點，便在報道中利用自己的權力，采用了以偏概全的方法。
多年以來，媒體還經常鼓吹破壞道德、貶低道德的言行。從“百家講壇”上鼓吹“真小人”，到大災之時故意樹立“范跑跑”的形象；從媒體工作人員極其齷齪的色情對話的曝光，到媒體工作者假扮妓女大肆傳播“接客日記”；從不以造謠為恥反而鼓吹謠言倒逼真相，到媒體工作人員在“918”紀念日以猥褻的方式嘲笑愛國主義；凡此種種，當今部分媒體和部分媒體工作者已經給人自身道德淪喪的印象，由他們來判定社會的道德狀況，顯然無法令人信服。如果中國真的像媒體所言，已經道德淪喪，媒體自身也脫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說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元兇之一。
當今中國的部分媒體已經從過去具有公信力的輿論監督力量淪落為不負責任的自說自話，其中關鍵原因在于，當媒體投靠資本以后，號稱第四權力的媒體，除了資本之外，再也沒有監督和約束的力量。套用媒體常用的話，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媒體與資本沆瀣一氣后，自己也成為失去監督的權力，難以抑制自身的腐敗。所謂第四權力是指社會公器。但是，在市場化的趨勢中，媒體這一社會公器卻掌握在沒有監督的私人資本手中。這一在西方社會早已出現的現象，在當今中國的媒體領域正愈演愈烈。因而，對于當今中國部分媒體的言論，我們不能再對其抱有天真的信任，而必須時時刻刻對其保持高度的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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