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解讀歷史，按個人偏好寫成小說，分明善惡美丑，以揚善；今人解讀歷史，以某種需要，把歷史打扮成妓女，以招嫖招財。　　

蒼天已死，是講朝廷對民眾的法律政策，讓百姓走投無路，活不下去了；黃天當立，是蒼天已死的結果，發生了“人民鬧革命的問題”。蒼天已死，無損于豪門貴族、官家富戶，反而是他們的機會；普通民眾則沒有活路了，只能去立黃天。　　

三顧茅廬，顧的不只是人才，更重要的是人才在荊楚大地上的人脈。　孔明　先生的老丈人家是荊州的名門望族，還是劉表身邊離不開的人物，不僅有權有勢，還有錢財。　　

干成事業要有結義兄弟；毀了事業的也是結義兄弟。看來，成千古偉業，僅靠義字是靠不住的。　　

扛著別人的大旗，終究成不了大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終有令不下去的一天。扛著普世的美國大旗，就能統一世界市場、統一世界貨幣、統一世界政府？恐怕也難。　　

望梅止渴，說明精神和信念很重要。沒有一點精神和信念，走進荒漠就沒有了活路。　　

優柔寡斷，該出手時不敢出手，再大的家當也靠不住。袁紹就是例子。毛主席對袁紹的評價可以用來鏡鑒當今中國的對外政策。　　

海軍很重要。曹操海軍不行，最后失敗有其合理性。曹操自己沒有海軍人才和技術，全指望從劉表那兒收編引進的，結果沒靠住。　　

　孔明　先生哥三個。一個在魏，一個在蜀，一個在吳。誰統一中國都有得官做，不統一或許更好，家族利益最大化。由此深思，三國鼎立也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了。　　

狡兔三屈，諸葛家族三國。隆中對就講三足鼎立，可見從一開始　孔明　先生就沒有統一的。五出中原，或許是司馬家族做大，碰到了諸葛家族的利益紅線。事實是，做大的司馬家族實現了統一。由此觀之，　孔明　先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誠就要打些折扣。正如當今，對裸官人品官格要打個打問號一樣。　　

曹孟德在，司馬家族是忠臣，而且是功臣。曹操不在了，司馬家族開始改革，民主啊，自由啊，黨政分開啊，結果則皇二代一死，司馬就把皇權民主到了自己的家里。　　

孔家的后代，在生死之際說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話來，表現出真正貴族的那份睿智和淡定。面對國際強權、霸權，那些扛著普世大旗，心儀貴族、崇拜貴族、迷戀貴族、一心把自己裝點得貌似貴族的精英們，卻毫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智慧，在生死之際也絕不會有那份淡定。他們與真正的貴族，別如天壤。裝貴族，跟裝孫子差不了多少，都惡心。　　

楊修是極聰明的人，但卻有意摻和到皇二代的執政地位的爭奪里去了，這本是曹氏家事。更不應該的是他為了自己買馬，教唆才高八斗的　曹植　先生演戲，害得　曹植　先生沒繼承大位，自己也丟了性命。看來，聰明人與智者的差距還是很大的。聰明反被聰明誤，是歷史經驗，當代人不應該忘記。　　

從曹操的實力看，統一中國應該是有機會的。但他用人重才不重德，不講德才兼備。因此，所用之人沒有大智大勇者，有個郭嘉，又英年早逝。最后，也只能承認三國鼎立的現實，成為遺恨英雄了。干部路線出了問題，要實現政治路線是絕無可能的。沒有可靠的干部路線作保證，皇到三代、四代也就皇不下去了。曹三代、曹四代就個人素質而言并不差，但沒有好的干部隊伍，所以司馬一翻臉，魏就改成了晉。　　

都說阿斗弱智，最著名的評語是“扶不起的阿斗”。其實，阿斗是很智慧的。　孔明　先生都“亞父”了，可見大權、實權在握，亞父死了，軍政大臣都是亞父安排的，與亞父比，他們更少了一份患難之情。阿斗除了裝著“扶不起”，別無選擇，一旦他要起來，就可能突發惡疾而終。這在“樂不思蜀”的情節里可以找到佐證。正因為他樂不思蜀，所以多活了好多年。活著，總是美好的。這是阿斗先生成長環境所決定了的。　　

從曹、劉、孫三家的二代、三代看，教育十分重要。“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這是對尋常教育而言。身在帝王之家，后代教育不好，就不是過、惰，而是大禍了，天翻地覆的殺身之禍。當今執政黨提出建設學習性政黨，這是高見。但高見并不能自然生成高招、造就高人。比如現在政治局集中學習這種形式，可能就只是個形式。增加些知識是可能的，但要養成智慧，恐怕難于登天。更要緊的，形式多了，易于敗壞學風。學風壞了，不僅不能益智，還會敗壞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廟堂平庸則江湖混亂。道德狼藉。　　

強敵環伺，往往造就人才。曹操大軍壓境，造就了劉備、孔明、孫權、周瑜；劉備八百里連營，造就了陸遜；孔明五出中原，造就了司馬家族。孔明出中原多了，司馬也就最強大，終于完成曹操的遺愿，統一了中國。　　

面對強敵，既要講策略又要講原則。骨子里不能妥協。只要敢于斗爭，就能造就大批中流砥柱的強國之才，魏、蜀、吳的奮斗歷程都在演繹著這個規律。在危急關頭，任何妥協和退讓都無濟于事，只能失敗滅亡得更快、更徹底。　　

在生死之際、存亡之秋，越是大官、大家族、大貴族越是靠不住。曹軍飲馬長江，孫權旗下的大臣們一片叫“和”之聲。和，即降。因為對他們而言，戰如不勝則損，而和則無損。和的本質，從私從利；戰的本質，從公從大義。看看今天義正詞嚴扛著普世大旗的人們，當年的孫權旗下早已有之，不足為奇。　　

外交無小事，外交問題不能有個人偏好，必須時時事事把國家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說：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關羽　先生無視這一點，把個人喜好見之于外交工作，結果把自己從英雄搞成了匹夫，不僅喪失了大片戰略要地，連小命也搭上了。當今之時，把個人偏好帶到金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外事活動中的人，多如牛毛。有個人偏好，往往會忽視甚至喪失民族大義和國家利益。這就是9.9、918主流傳媒沒聲音，而911蛙聲一片的內在原因，這也是中國28個產業有21個為國際壟斷資本所主導所控制的原因，這更是中國人民遭受美元量化寬松和人民幣量化寬松雙重掠奪和壓榨的原因。憑個人偏好使國，就會居廟堂之高不憂其民，處江湖之遠不憂其君，就表現出奴顏媚骨。　　

執政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山頭主義。蜀國五虎上將，張飛只看得起遠在荊州的關羽一個。關、張死后，劉禪只能裝成“扶不起的阿斗”以自保。一把手不作為、無作為，二把手即使鞠躬盡瘁也成不了大事。設若二把手沒有“亞父”之情，恐怕不等司馬兵來，早已散了攤子。　　

一個國家，沒有一個信念堅定、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沒有一支團結戰斗、奮發進取的干部隊伍，沒有一支強大而敢于斗爭的軍隊，即使自然稟賦再好、經濟再發達，也免不了被人搞垮、走向滅亡的命運。吳、蜀之命運就是最鮮活的例證。　　

水淹七軍，淹了軍自然也殃及民。戰爭是殘酷的。面對敵人，要想不遭被淹的命運，除了敢于斗爭還要善于斗爭，要料敵于先。不能奢望敵人的仁慈。面對強敵，想靠普世是靠不住的。美國最普世，打伊拉克，上百萬人死傷于美國普世的槍炮之下；打阿富汗，數十萬人傷亡；90%以上民眾的生活急劇下降，流離失所，民不聊生。中國現在是一個主權國家，GDP又是全球第二，已然成了美國的提款機和輸血站，要是被美國普世掉了，日子會比現在好嗎？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最好的鏡鑒！　　

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這話不確切。趙云救阿斗，是受　甘　夫人之托，是一種承諾，是一種責任。如果　趙　先生沒有這份承諾和責任，劉備摔孩子也沒用，　趙　先生早就應了曹操的陣中喊話，投到曹營去了。　趙云　先生的這份承諾和責任，是當今中國最稀缺的資源。要是擱在當今主流精英的身上，早就以避免戰火涂炭生靈或其它普世名義，向曹操獻上阿斗、投身曹營的普世大業中去了。　劉備　先生，想摔孩子都沒得摔，摔了也沒人看，何談收買人心啊。　　

　關羽　先生做大事不怎么樣，做人卻沒得說。　曹　先生給他上馬一秤金、下馬一秤銀、愣是收不住他的心。一聽到劉備大哥的消息，立馬過五關斬六將，追隨而去。擱現在主流精英身上，早叫曹操親爹了。比如　茅以軾　先生，拿了美元，就普世起來，釣魚島不要了，農田紅線不要了，就差說加入美合眾算了，一張口就是大糞味。就做人來講，后人為　關　先生修廟，供如神仙，也說得過去。有點迷信，更是寄托！　　

孔明七擒孟獲，可以解讀為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關系。無論怎么解讀，　孔明　先生將這些關系處理得很好。孔明靠什么？靠政策，靠尊重，靠以德服人。可以確認的是　孔明　先生沒有靠錢服人！今天中國，也有這些關系。毛澤東時代，國家很窮，但民族關系尚好。現在富了，民族矛盾反而上升了起來。這是一件值得認真反思的事情。比如新疆，南疆經常出事，但文革時期那么亂，卻沒出過大事。下放知青從大中城市到那里，百姓感到平等，也就感到一家人的親切。后來知青回城，一去不復返。當地百姓就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有一種遭到歧視的感覺。感情有了裂痕，彌合起來就難，加之黨內群眾路線和密切聯系群眾作風的丟失，也沒人去做彌合的工作，裂痕擴大。現在中央大投資、搞開發，可能有些效果。然而，錢是萬能的嗎？恐怕，真誠和尊嚴更重要！一切向錢看，已然在內地產生了嚴峻的問題，見之于民族地區，會不會產生更大的問題呢？錢，可使鬼推磨，就怕磨沒推成，鬼全推出來了。孟獲沒擒住，熱利亞婭卻層出不窮。　　

妖魔化一個歷史人物，就說他們的男女作風問題。三國就說曹操父子三人爭一個女人甄氏，不僅父子爭，兄弟也爭，讓他們背上道德的污點。這一招，現在也常用，連普世的美國也拿起來用。為了妖魔化毛澤東，美國找些見了美元就喊爹的無恥小人來造謠生事。一個醫生拿了美元就編寫了一本毛澤東的書，極盡造謠污蔑之能事。書寫完了，醫生也不明不白的死了。最近，拿著美元的茅以軾，又重拾謠言說了起來，激起民憤，被告上法庭。對毛澤東，美國或許還有點敬畏之心，所以自己不出手，而是花錢請奴才出面。對自己陣營的人，美國人就不那么斯文了，直接出面做局，卡恩如此，維基解密的CEO也如此。只不過，羅貫中制造作風問題不是為了謀利；而美國制造作風問題是為了謀利，為了打擊一切自己不喜歡的人，消滅異己力量。為此，美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不擇手段，不惜自己拉屎自己吃。　　

領導干部要注重學習。既要勤于學習又要善于學習。勤于學習就要有日以繼夜、嘔心瀝血的精神；善于學習就要能理論聯系實際，注重實踐。曹操、曹丕、曹植、孔明、周瑜、陸遜無不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絕學之士。就是關羽、張飛、吳下阿蒙等草莽英雄也無不注重學習。魏、蜀、吳的皇二代（皇三代）、官二代不注重學習，學不足則平庸，平庸毀國！當今中國社會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矛盾，但主流的說法都高度一致：這些新問題、新矛盾在改革中出現，要用改革來解決。全然不作具體分析，實際不得要領、不切肯綮。其本質原因是學不足而平庸所致。改革，就一定會產生這些新問題、新矛盾嗎？這些問題要怎樣改革才能解決呢？只看到現象，抓不住本質，又怎能將問題和矛盾迎刃而解呢？如此，就只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了。而矛盾和問題卻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激化。剪不斷、理還亂，是因為眼不明、手不快啊！　　

曹操鑒于東漢末年衰落戰亂的體制和制度原因，建立了一套新的體制和制度體系。重點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打通了創立了草根上升制度。曹丕繼位后，全面否定了曹操的體制和制度，以家族名望和財富為基礎建立了九品中正制，為曹魏滅亡埋下了禍根，并且貽患于司馬之晉，造成了五代十國兩百年的分裂割據時期。看來，改革不都是好的，而導致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固化的改革一定最不好的！　　

蜀軍無大將，廖化作先鋒。說明了人才的極端重要性。沒有人才尤其是杰出的軍事人才則國危。蜀國經孔明五出中原，戰爭的人財消耗應該很大，但史無民眾上訪如流、群眾性事件頻仍的記載，也沒有內斗、冤獄等政治大事件的記載，說明蜀國不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管理人才，經濟建設搞得也不錯。就因沒有杰出的軍事人才而亡國。這應是當今中國一部很好的歷史教材。以史鑒今，殷鑒不遠。據報道，一個領上將銜的“紅二代”在談中國航母時講：中國有一艘航母就夠了，最多要兩艘。事實上，航母要形成作戰能力，最少得有三個航母戰斗群，這是海軍的常識。身為上將，當代中國軍隊最高軍銜的將領，居然連常識都不懂，可見在將軍的行列里，人才缺乏到了何等的程度。這樣的人手握軍權，廖化先鋒地下有知，只怕會自嘆不如，羞愧得再死一回！　　

從經濟的角度看，三國相比，應是是東吳最發達、最富裕，蜀國次之，魏國墊底。但被滅掉的，卻是吳、蜀。沒有了強大的軍事，經濟再發達、再富裕也不管用。缺了強大的軍事保障，GDP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狗的屁。　　

魏延長沒有長反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果如孔明所料，扯旗造反，鬧起了廣場革命。這倒不是　孔明　先生真的能掐會算，而是因為一個人，如果有了叛國賣國的打算，總要做些準備，做準備就難免有所表現。看來，執政者對于內部的叛逆、變節行為是要保持應有警惕，并要有預案，不能視而不見、放任縱容，否則，一旦內外條件具備、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置民族大義、國家利益于不顧，搞起什么廣場革命、顏色革命或者花革命。受損的是國家，受害的是民眾，得益的是虎視眈眈的外敵。當今中國的普世精英、08憲章分子，就不能縱容其為所欲為，應依《憲法》預以批判和制約，不應讓其自由泛濫。　　

當今中國，復辟傳統數千年的私有制卻穿起了普世的外衣。復辟私有制的一個論據是“有恒產者，有恒心”。照此邏輯，曹、劉、孫搞家天下就應是最好的體制選擇。有恒國者，不也有恒心嗎？可見用恒產恒心來論證私有化的天然合理性在邏輯上是極荒謬的。無論恒產也好，恒國也好，能不能恒心在于有沒有“道”，符不符合“道”。這個道，根本上說，就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具體利益和根本利益。不管恒產還是恒國，只要你不符合或違背或有損于或有害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恒心就恒不下去，也恒不長久。在中國，私有了幾千年的家天下政府體制靠不住，私有、自由市場了幾千年的經濟體制就靠得住嗎？把清朝后期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程度、GDP總額與歐美作個比較，你就對所謂自由化、市場化經濟強國富民的賣拐真相一目了然。　　

當臨戰之時，需要趙云、黃忠等老將披掛上陣，表明蜀國軍事人才貧乏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沒有死戰之將，孔明五出中原，也只能無功而返。或許，孔明面對強大的曹魏，出戰不過是一種求和的策略，根本就無意滅曹。以孔明的智慧，他一定知道以一蜀之力滅不了曹。唯一令人不解的是，孔明常年備戰、長期打仗，居然鍛煉不出杰出的將領！“少不入川”，是講天府之國生活安逸享樂，會消磨人的進取心。看來，是安逸享樂害了蜀軍、誤了蜀國啊。看看現在中國成堆的演藝將軍和龐大的文藝兵隊伍，看看部隊購買茅臺酒在茅臺酒銷售中的份額，不能不讓人產生蜀軍、蜀國之憂。從南斯拉夫使館到對臺軍售，從釣魚島到藏南，從東海海溝到曾母暗沙，除了抗議就是抗議，抗議成了最嚴正的立場。歷史表明，和平和諧不是和出來的，是打出來。如果有一天，中國被逼到非打不可的地步，軍中還能找出廖化嗎？！總不能弄個姜云來指揮三軍吧？如若是，其結局亦若是！　　

選拔領導核心很重要，人選錯了，家破國亡。孫吳就是最好的例證。選人用人，不能憑個人喜好，不能只聽其言，不能憑一時一事之表現；選人用人，要把人放到實際工作中去經受磨礪，經受考驗。要經過民主推薦、嚴格考核的程序，不能一、二個人說了算。看其威武屈不屈、富貴淫不淫、貧賤移不移。貪腐敗國，媚顏賣國，軟骨失國，清談誤國，平庸破國。　　

司馬家族改朝換代靠的是“三子”。一是帽子，自己的帽子夠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說話管用，有重大人事權，能從皇上那兒拿帽子來分給大家。二是票子，家族巨富。除了能給人帽子，還能給人票子。三是刀子。軍權在握，非我不令。由此可見，穩定政權，必須管好帽子、管好票子、管住刀子。不能聽普世忽悠。當今普世典范美合眾，遇到華爾街和平示威，也是嚴陣以待，敢抓敢打的。如果聽信忽悠買了普世之拐，不僅財富普世到美合眾的腰包，連疆域都會普得四分五裂，落到美合眾奴才的手里。中國龍于是普成斷了骨頭的蛇。記不住毛主席的話，至少要記住鄧小平的話：“對美國要有最壞的打算”！　　

馬稷是主流精英的代表人物。能入　孔明　先生的法眼，不是滿腹經綸，也是飽學之士。日常之間，遇事肯定高見妙論不凡。然后會說的人不一定會干，理論遇到了實踐，往往露出貧乏的尾巴。脫離實際的理論見之于實踐，妙論就成了謬論，帶來不可挽回的慘重損失。當前，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基礎理論的改革，已產生嚴峻的局面，應是不爭的事實。但馬稷之流的主流們不僅未斬，也不見棄，還在忽悠。言者當然無罪，但聞著是不是應當足戒呢？　　

自秦以下，中國的文官制度在這個地球上先進了二千多年。漢朝末年，如果不是利益集團固化，阻塞了民間人才的上升通道，無止境地掠奪了民間的財富，就可能沒有張角兄弟的黃巾起義。沒有黃巾起義，也沒有曹操、劉備、孫權這些一代英雄橫空出世的機會。曹操還在京城當他的處長，劉備還在編著草鞋賣了過日子，張飛還在當他的屠夫，孔明還在隆中清風明月讀他的書，劉表、孫權、袁紹兄弟依然過著他們豪門的生活。正因為曹操、孔明、桃園三義這等大智大勇、治國安邦的人才，被利益集團阻塞浪費在民間，才有了黃巾起義，才有了風起云涌的三國英雄故事。當今中國，要高度警惕利益集團固化的問題。如果雄才大略、治國安邦的人才摒棄于體制之外，則體制遲早崩潰，國危。一旦國危，利益集團即使顯貴如何進董卓、袁紹兄弟、劉表孫權，也免不了走向末路。別忘了，混亂之中國，是擺不下一張書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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