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強附會的“懺悔秀”　　

――評　任彥芳　先生的一篇“貶紅”文章　　

筆者在某網站讀到一篇文章，題目很長――《我的“唱紅”加重了民族災難，雖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也不能原諒自己》。文章的作者是一位1946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初讀題目時，說老實話，我當時是非常嚴肅認真地閱讀，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看，現在某些人的“仇紅”心態是從哪里來的，因為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聽聽，有利于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客觀點。沒看之前，我猜想可能是這位老先生當年經歷了一場與“唱紅”有關的活動，而這次活動導致了一場事故，客觀上在當時給國家、民族和社會造成了損失。讀完全文，我當時口中所含的一口開水全噴到鍵盤上了，說真的，因為上網而導致損壞鍵盤還是第一次，說來也真不好意思。　　

客觀地講，　任　先生的態度還是比較真誠的，如果他真的是在那個特殊年代做了些什么傷天害理的事情，事隔多年，能夠以這樣誠懇的態度懺悔還是非常可貴的。但是都哪跟哪啊，他的文章的邏輯是這樣的，他根正苗紅，早年參加革命，曾經險些被劃成右派，由于他的一篇作品保了他的平安，此后他就只唱贊歌，由于他現在認為他當時歌頌的東西是不值得歌頌的，于是他認為他自己當時的唱贊歌“加重了民族災難”。本來對某些問題見仁見智是很正常的，　任　先生認為現在的“唱紅”有哪些害處就直說好了，用一種“懺悔”的形式，煞有介事地說出來，確實有點搞笑。這使我聯想起一件事，文革中某當權派被批斗時，他這樣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勾結帝國主義，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幽默了。　　

環繞著從重慶興起，現在席卷全國的“唱紅”活動，有人有不同看法，那是非常正常的，現在很多中國人都敢于說出自己對一些事物的不同看法，然后通過大家擺事實講道理的交流溝通達成共識，是一種社會進步。問題是，　任　先生要批評當時的某些東西，你就擺事實講道理直接批評好了，犯不上用“懺悔”的形式，讓人看起來有點矯情。因為當時發生的事情無論對錯，無論是應該肯定還是否定，或者是既肯定又否定，　都與任　先生是沒有任何直接關系的，多他一個人參與，“加重”不了多少；缺少他一個人參與，也減輕不了多少，這種硬往自己身上拉事的做法的確有點牽強附會，“懺悔秀”的成分很大。　　

另外，至于“紅歌”的內涵和外延，　任　先生所經歷的時代、文革時代以及現在，是有差別的，如果說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歌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歌唱祖國和人民，另外加上了歌唱改革開放和現在的新生活的內容，重慶的“唱紅”還包括誦讀其它傳統文化的經典篇章等，　任　先生要否定的東西現在似乎沒有？或者不妨請　任　先生說一說，究竟現在的“紅歌”的哪些內容是值得他否定的，直說出來大家理性地探討探討。如果沒有的話，作為一個大名鼎鼎的學者、藝術家，僅僅因為現在叫“紅歌”，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的那些也叫“紅歌”，所以就是值得否定的，這不跟“文革”中，由于劉少奇被批判的《論修養》中有“修養”的字眼，以致后來有人由于使用了“修養”一詞，被指責是同情劉少奇一樣荒謬嗎？　　

曾經有人提出，我也贊成，并且在　任　先生的文章后面跟帖說：“‘一歌興邦’或者‘一歌喪邦’都是某些人的夸大之詞，尤其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更多的是一種稍帶一定政治傾向性的娛樂活動而已。”我還說：“既然現在某些人自己希望有‘唱黃’、‘唱黑’的自由，又何必對別人的‘唱紅’耿耿于懷呢”？　　

　任　先生說“有人想打著紅歌的旗號，掩蓋其想干的黑事，讓人民群眾看不清楚為少數權貴集團的本來面目”。我認為并不排除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現在打著某種旗號干別的相反事情的人多了去了，除了　張維迎　先生算個“老實人”，公開提出“吐口水理論”，即通過腐敗把企業搞垮，然后把它買下來，以推進“私有化”進程以外，其它很多人都是習慣“打旗號”的。比如美國屢屢發動對產油國的侵略戰爭，以拉高石油價格和全世界對美元的需求量，卻打著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的旗號。又比如國內某些人明明是為了配合外國敵對勢力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以在中國實現由外國敵對勢力主導的改朝換代，卻打著“為民請命”和為民眾爭取“人權”、“民主”的旗號。對此，好比有個歹徒穿著警察的服裝搶劫，你不去抓歹徒，卻要求別人從此把警察的服裝統統銷毀，或者從此不允許任何人穿警服，這不可笑嗎？　　

問題的關鍵在于，　任　先生沒有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證明“紅歌”和“唱紅”活動與某些人干的壞事之間有必然的內在聯系。那么。他的產生“貶紅”作用的“懺悔秀”，充其量只能博得某些人的喝彩而已，無損“紅歌”的一根毫毛，倒是可惜了我那剛使用不久的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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