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改派江河日下，連楊魯軍也左轉了

任憑（民聲網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08-19/4192.html

看完新華網、華龍網對楊魯軍的訪談，不禁令人錯愕。著名經濟學家楊魯軍活躍于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思想界。他曾任改革派重要智庫“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港澳研究部主任，當年曾是改革派的重要智囊。

然而，8月17號楊魯軍在新華網、華龍網關于促進共同富裕的訪談中竟然說出如下只有左派才會說的話：

【重慶既沒有像廣東搞“幸福廣東”那樣搞“幸福重慶”，也沒有如上海建“智慧上海”這般建“智慧城市”，而是見危授命，匠心獨運，咬上了一個當今中國社會極敏感、極復雜、極麻煩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薄熙來同志說，是到了向它發起總攻的時候了）——至少，在中國政界，這是一個多數人都意識到了的、卻有意無意在回避敷衍的問題，這是一個令多數人都長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適的解決辦法的問題；這是一個多數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但個人卻無能為力的問題，這是一個令多數人都謹小慎微、不愿或不敢“第一個吃螃蟹”、最希望由上級來解決或問題自動解決的問題。
 

西方國家的執政集團、統治集團他們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基于這一條我們就能斷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緩解這個問題，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重慶模式的核心實際上就是一句話：就是讓人民安居樂業，共同富裕。重慶模式的本質也是一句話：就是保衛政權、保衛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并長治久安。

首先我要重申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之魂，中國共產黨在任何時間都不能丟棄毛澤東，如果丟棄了就不是中國共產黨。

中央全盤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澤東，并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比如毛澤東崇尚精神，他講“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這句話經常被薄熙來同志在重慶引用，這永遠是對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全都鉆到錢眼里，不談一點點精神。

我談一下重慶的“唱紅”，“唱紅”永遠不會錯，你不能因為有一些“紅歌”曾經在文革時期被人唱過，就要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現在不能唱了。這是荒唐的，我們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發明的。今天我們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歸納粹？這可笑之極。

我覺得精英對重慶模式的嘲諷現在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一種時髦，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我們一些精英的立場問題。我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你至少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個人民的立場。遺憾的是我覺得當今的精英確實存在一些強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識。】
 

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私有化市場化突飛猛進，官員們接受個人主義（即自由主義的內核）理念從而腐敗嚴重，國有資產流失工人下崗，外資泛濫威脅中國經濟安全，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導致民生三座大山，新生資產階級滲透控制中國政治權力并殘酷壓迫中國勞動者。

殘酷的資本主義改革教育了人民，人民中間泛起一波大于一波的毛澤東熱。而80年代的改革派智囊們也已經產生嚴重分化。像楊魯軍這樣的，有一定頭腦、智慧和良心的，都已經轉變成左派。而那些繼續堅持陳舊腐朽的80年代西化理論和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如張維迎、吳敬璉、茅于軾、賀衛方之類，要么是智商太低，要么是當了漢奸。

另外楊魯軍還有一篇談釣魚島的文章，鮮明地捍衛中國國家利益，與茅于軾之類精英形成鮮明對比，文中說：

【對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不能擱置，不能討論，要明晰主權，無論從民族感情還是本身的資源價值都不能擱置與討論。須通過國與國政府的和民間的各種途徑，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經濟的手段來解決釣魚島主權問題，絕對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筆者判斷，中日十年內必有一戰（應該從海戰開始），中國應該早做預案，因為日本早在準備這樣的預案了。

今日中國，誰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國人拭目以待。】

附文1：

楊魯軍“新華網專談”：讓人民安居樂業 共同富裕

 http://cq.cqnews.net/html/node_9780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0d1f2b0100wgl5.html

楊魯軍 男 1961年8月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畢業于復旦大學。 
 
嘉賓簡介： 楊魯軍,1961年8月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畢業于復旦大學。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專著《論里根經濟學》等著作，并有大量譯著。先后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上海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企業發展研究所、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 1988年當選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紀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國》、《中國當代神話錄》等多部政論集，引起廣泛重視。他的不少見解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當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學習貫徹市委三屆九次全會精神，如何促進共同富裕？華龍網將邀請專家進行在線訪談，本期邀請到的嘉賓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楊魯軍。

【主持人】 10:23  7月20日，重慶召開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以“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為主題，提出鼓勵百姓創業、激活農村土地和房屋價值、消除絕對貧困、調整收入分配、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承諾5年后，使全市基尼系數縮小到0.3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2.5∶1，區域發展差距縮小到2∶1，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小康。
【主持人】 10:24  4000多字的全委會決定，可謂條條是“干貨”。“走民生路，念共富經”——這個西部直轄市再次被推到輿論的“聚光燈”下。
    近幾年來，地處西南內陸，基礎條件薄弱，各方面資源有限的重慶，在轉變發展方式的進程中不斷突破創新，從建設“五個重慶”，到實施“十大民生工程”，再到“縮小三個差距”，重慶堅持用民生導向、共同富裕統攬發展。一條以民生為導向的轉型路徑，清晰可見。
【主持人】 10:24  大城市帶大農村的西部直轄市——重慶應該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這一世紀難題？重慶促進共同富裕的標本意義、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何在？為什么要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楊魯軍先生來到我們演播室一起來探討以上問題。

不知道您是什么時候看到這份《決議》的，您看到的時候反應是怎樣的？
【楊魯軍】 10:24  感到很震撼也很興奮，我們黨終于來碰這個世紀難題。
【主持人】 10:24  在《決議》中您比較感興趣的有哪些條款？
【楊魯軍】 10:25  請允許我比較系統地談一下這個看法。在中國共產黨隆重紀念建黨90周年后的第20天，中共重慶市委以召開全委會這一最高級別、最莊重的決策集體形式，極不尋常地出了一份《決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重慶沒有像上海這樣建智慧城市，而是匠心獨運地破解當今中國社會極復雜、極麻煩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用薄熙來的話說，這是一個多數人都感覺到的，卻經常回避敷衍的問題；這是一個令多數人都長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適解決辦法的問題；這是一個令多數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的問題；這是一個多數人都謹小慎微，不敢或不愿第一個吃螃蟹，而寄希望于由上級來解決或等待問題自動解決的問題。
【楊魯軍】 10:25  幸運的是，我這里講的“四個多數人”，統統不包括重慶。中國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言之鑿鑿以量化形式立下軍令狀，決議用五年時間基本解決重慶的共同富裕問題，將基尼系數由現在的0.43降低到0.35。重慶又一次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高瞻遠矚的視覺判斷，洞察秋毫的命脈把握，精誠嚴謹的邏輯思考，一起鑄就了這份不同尋常的決定。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創造的最具有理論水平的最好的經典文件，這是重慶的一個大事件，也是中國的一個大事件。
【楊魯軍】 10:26  事情已經很清楚，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國現代化永遠是一棵長不大的樹。然而真正的困難在于，我們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從科學、理性和歷史經驗來看，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異常嚴峻的。我概括成：第一是主動解決還是被動解決，第二是早解決還是晚解決，第三是在體制內解決還是體制外解決，第四是和平解決還是非和平解決，第五是靠增量解決還是存量解決？上述五大選擇中每個選擇的前半部分都是積極的正面的，后半部分都是消極的。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在中國歷史中，無論是哪朝哪代解決這個問題幾乎是無例外地采用了上述選擇中的后半部分。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周期性的振蕩和危機，就是說中國哪朝哪代都沒有解決這些問題，而導致王朝崩潰，可以說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已經成為每一個政權都要面對的課題。
【楊魯軍】 10:26  眾所周知，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鼎盛的盛唐時期，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用上述選擇中的后半部分，當那些農民起義者的領袖們用推翻王朝的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之后，他們又幾乎無例外地成為新的利益集團的主宰者，并不可避免的在更高層上制造新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如此周期循環往復，兩千多年。
【楊魯軍】 10:27  重慶市委的這份決定，其路徑選擇全部都是上述五大選擇中的前半部分，這表現出一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歷史智慧和著眼于社會長期安寧穩定的良苦用心。薄熙來同志在市委全委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盡管聰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決差距的問題還是不能等，等到問題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動了！如果真正到了‘兩極分化’，那就沒有‘討論’的余地了。即使下大決心那時要付出的成本也大得多，總之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決就越難。真要解決兩極分化要想平衡就沒有考慮的余地了，就會傷害生產力，傷害感情了。此事越早抓越有利。”這是薄熙來同志講的一段很重要的話。重慶市委這份決定實際上提供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方法，共富的“十二條”每一條都表明了，重慶是早解決而不是晚解決，是由政府出面在體制內解決，而不是在體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決，是和平的解決，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基本上是借助與經濟總量的增加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剝奪利益集團尋求解決之道。在明白了這些道理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對《決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
    毫無疑問對如何破解“共同富裕”問題。重慶選擇了一條最切合實際，最具有操作性的，最正確的路徑。
【主持人】 10:27  重慶號稱“市”，其實是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三峽）；城鄉差別不啻天壤，所轄40個區縣（自治縣），貧困縣占一半，其中17個是國家級貧困縣，連溫飽都談不上的絕對貧困人口占重慶總人口一成以上。在這樣一個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典型地區來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有什么樣的現實意義？重慶提出的共富之路，是否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取得實效？面臨的困境和核心突破點又在哪里？
【楊魯軍】 10:27  作為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與京津滬相比，重慶的經濟底子是最薄的。在這樣的地區實行“共同富裕”無疑具有榜樣的力量。我真誠地相信重慶市委的共富“十二條”一定能在這里開花結果，同時我也毫不隱瞞，也深深憂慮，重慶實現共同富裕所面臨的困境和若干制約因素。我想主要三條：第一，解決“共同富裕”，重慶已經亮劍，但單靠重慶是遠遠不夠的，它應該上升為國家意志和國家戰略。就是說重慶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國的呼應，在國家層面得不到解決，那重慶又如何能夠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風景這邊獨好呢？

【楊魯軍】 10:28  第二，我認為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的最后難點是利益集團。我們同樣無法想象，解決共富問題，可以完全不動存量，不對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第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絕不能演變和分化為若干的特殊利益集團；第二，中國共產黨必須完成與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就重慶而言雖然這次的《決定》沒在既得利益集團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做這篇文章了。例如“打黑”打掉了多少人，公租房建設，不可能不觸動房地產商的利益，例如六大交易所，更是動了那些利益集團的奶酪。例如重慶建立的藥品交易所，讓藥品的生產廠家直接和醫院面對面，去掉若干個中間環節，這就端掉了上千個藥販子的飯碗。你知道現在全國那么多城市有多少個靠藥品吃飯的醫藥中介。而重慶把藥品大幅下降的利益統統給了老百姓。例如重慶衛視取消了所有商業廣告，至少去掉了那些靠吃衛視廣告飯人的財路。
【楊魯軍】 10:28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時間的推移，重慶這方面遭遇的困難和壓力會越來越大。而且不容忽視的是，這方面的斗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基本特征，利益受到損害的這方，由于他們利益的獲取是不正當和具有隱蔽性，因此，當他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他永遠不會以利益訴求來正面對應，而取之的以政治手段來發泄對重慶、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例如抹黑，例如把重慶的改革妖魔化為回到“文革”等等。
【楊魯軍】 10:29  第三，重慶要用五年時間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可圈可點。然而另一個巨大問題是，中國東西部發展的差距近年來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到五年以后，重慶基本解決這些內部的貧困懸殊時，如果客觀上重慶本身與東部的差距在不斷的拉大，這個問題誰來解決？市委決定解決重慶內部的貧富問題，重慶與其他地區的共富如何解決？上述我講的困境和三大因素制約，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重慶解決共富問題的一個核心突破點。很簡單，就是國家層面的聯動。
【主持人】 10:29  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審議通過的決定中提到，“發揮公有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基礎性作用，確保國有資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我們知道，當前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其利潤上繳國家占其比例并不高，您認為該如何破解這一現象？
【楊魯軍】 10:29  我完全贊成重慶國有資產收益的30%用于民生，而且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創新，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我們國企特別是壟斷了巨大資源的央企，是只需要交稅收，不需要交利潤的。這幾年開始交利潤了，也交的并不多。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不正常的現象。關鍵在于這些國企、央企他們所有者到底是誰？名義上他們是全民和國家所有，實際上這些所有者是虛擬的，不到位的。我一方面為重慶市委的這條決定叫好，另一方面是擔心和建議。
【楊魯軍】 10:29  我的建議是，我覺得30%的比例還可以再高一些，因為近年來，重慶市政府，每年把財政收入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用于改善民生。那么國企為什么不可以做到再高些呢？這是我的建議，我所深深擔心的是，重慶會不會抵觸或者沖突有關部門的利益。
【主持人】 10:30  目前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高于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請問你如何看待這一現象？你還是一如既往地認為只有共產黨人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嗎？
【楊魯軍】 10:30  我確實一如既往地認為只有共產黨人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我認為這是共產黨的本質所決定的。改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共產黨事先并沒有也無法確定讓哪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就是叢林規則。什么意思呢？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能者先富，當然這個“能”字包含了太多了，有的靠權力，有的靠關系，有的靠不正當的手段等等。叢林規則從根本上說，是違背共產黨的政治本質。因為共產黨所代表和依靠的廣大群眾恰恰是在叢林規則的游戲中沒有富起來的，甚至被弱視，被淘汰，被邊緣化的群體。如果任由叢林規則發展，那么共產黨就會丟掉這個群體，就會變性、變質，成為已經富裕起來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團所謂的精英執政聯盟。這正是共產黨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共產黨必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讓廣大的人民群眾趕上來，盡快富起來，實現“共同富裕”。除了人民的利益，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因此，只有共產黨才能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楊魯軍】 10:30  當然您提到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高于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有人會借此大肆鼓吹，我認為是不對的。如何看這個問題，一方面中國的基尼系數接近了紅線，是可以拉警報的，這就說明這個問題在中國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得地步了。就是薄熙來同志所講的，不能等不能拖了。我們看以美國歐洲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上百年的發展中也深深地意識到了兩極分化這個問題的極端嚴重性，他們知道如果搞市場經濟，不有效地緩解這種矛盾，他們的統治就不可能穩定、長久。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地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也確實收到了一些成效，這些典型的國家都看到了。但是這種狀況并不表明西方國家的這種制度就優越于我們。
【楊魯軍】 10:30  西方國家的執政集團、統治集團他們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基于這一條我們就能斷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緩解這個問題，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這樣執政黨面前，這一問題才有可能從制度上得到根本解決。
【楊魯軍】 10:30  那么，為什么我們目前的基尼系數會高于西方國家？這恰恰說明這些年我們沒有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或者雖然有這種解決問題的愿望，但是力度是遠遠不夠。所以我同樣一如既往地認為，“共同富裕”光寫在共產黨的旗幟上是遠遠不夠的，要做，要有行動，要敢作敢為，人民群眾要的是結果。
【楊魯軍】 10:31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講了，共產黨面臨的四大危險。我認為共產黨最大的危險在于不作為。重慶難能可貴，在于不光把“共同富裕”寫在旗幟上，而是公開亮劍作為政治宣言，而且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上，雷厲風行，敢作敢為，一言九鼎。重慶的《決定》有行動綱領有具體方案有各種保障又有時間表。黃奇帆市長立馬組織實施，科學分解，落實到人，他把與共富“十二條”相對應的副市長和有關責任人的名字全部公布于眾，接受監督。“共同富裕”要長期，要讓人民群眾看到真金白銀，實實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提升。
【主持人】 10:31  這次我們這個主題系列訪談也是受到了很多網民朋友的關注，我們提一個他們都很關心的問題，“共同富裕”的提法其實已經過去快三十年了，以這三十年的實踐，您覺得什么時間咱們可以實現這樣的一個目標，達到“共同富裕”呢？
【楊魯軍】 10:31  小平同志關于“共同富裕”的提法確實已經有30年了，但是按照小平的設計，感覺初期主要是解決先富的問題，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真正做共富，如果以這個時間來推論，在共富的地方我們大約耽誤了十年左右。在回答我們什么時候可以達到“共同富裕”這個問題以前，我先回答一下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先富帶動后富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十分遺憾地說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無論從什么高度，就整體而言“先富者”是不可能自覺、自動地帶動“后富”的，所以“后富”靠“先富”是靠不住的。當前，中國未富的地區和人民，他們要致富的唯一希望是黨和政府。人民不應該抱有任何的幻想和僥幸心理，只有黨和政府才能幫助未富起來的人民和地區。這是我要回答的問題。
【楊魯軍】 10:32  現在我要回答我們什么時候可以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還是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還是一種蠱惑人心的一種誘惑？我認為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共產黨。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當下的“老大難”問題。當然我講的“老大”就是共產黨。只要共產黨真正意識到了這個嚴重性，共產黨集全黨智慧和意志真開始狠抓實干我不相信在中國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重慶計劃用不到五年的時間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就全國而言花二十多年時間是完全可以解決共富問題的。我還要說，如果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都能夠像重慶那樣，永遠尊重人民，敬畏人民，永遠以人民的喜怒哀樂為喜怒哀樂，永遠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國沒有什么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的。
【主持人】 10:32  薄熙來在重慶三年的“新政”，幾乎涉及重慶政治、經濟、社會、司法、教育、文化、衛生、城市建設與管理、生態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記者紀碩鳴認為“重慶模式”就是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是對共產黨傳統的回歸。我們知道您對“重慶模式”也研究了很長一段時間，請問，在你看來“重慶模式”的本質和核心是什么？
【楊魯軍】 10:32  我完全贊同紀碩鳴的觀點。時間關系，我用最簡約直白的話來概括我對“重慶模式”的看法。我認為重慶模式的核心實際上就是一句話：就是讓人民安居樂業，共同富裕。重慶模式的本質也是一句話：就是保衛政權、保衛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并長治久安。
【主持人】 10:33  很簡略的概括。針對重慶“唱紅”，重樹毛澤東時代的一些象征性符號與行之有效的提勁做法，坊間對重慶作為有一些誤讀。請剖析一下重慶的做法與毛澤東時代做法的異同？
【楊魯軍】 10:33  首先我要重申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之魂，中國共產黨在任何時間都不能丟棄毛澤東，如果丟棄了就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對毛澤東的評價，確實在國內外存在巨大分歧，對毛澤東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此，中央已經作出了歷史結論，您的提問，重慶的做法與毛澤東時代做法的異同，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想先說明一下。
【楊魯軍】 10:33  很多人拿重慶的做法與毛澤東時代做比較，他們出發點，他們目的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是想否定重慶，想妖魔化重慶。
【主持人】 10:34  也有一點別有用心？
【楊魯軍】 10:34  對，當然我們也不怕比，如果一定要比，我想這兩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澤東時代是具有爭論的，特別是“文革”時期，重慶是一以貫之的，是以人民的安居樂業為中心。中央全盤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澤東，并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比如毛澤東崇尚精神，他講“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這句話經常被薄熙來同志在重慶引用，這永遠是對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全都鉆到錢眼里，不談一點點精神。
【楊魯軍】 10:35  我談一下重慶的“唱紅”，“唱紅”永遠不會錯，你不能因為有一些“紅歌”曾經在文革時期被人唱過，就要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現在不能唱了。這是荒唐的，我們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發明的。今天我們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歸納粹？這可笑之極。現在有些人一定要把“文革”和重慶掛鉤，有些學者居然把重慶的改革稱之為文革式改革。這完全是不尊重事實。這里我還想提一下，倍受爭議的重慶衛視，它是全國第一個沒有任何商業廣告的紅色頻道，一下子就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說它不懂經濟規律，違反市場經濟等等。重慶衛視取消了商業廣告，政府每年給它1個多億的補貼。美國政府每年也會補貼美國之音啊！在美國這個很正常，是一個政權很正常的運作，我們的精英為什么不批評美國之音而去批評重慶衛視呢？中國這樣的執政黨，有一、兩個、十個沒有商業廣告的電視臺，何錯之有？
【楊魯軍】 10:35  在上海曾經有一個大學生這樣問我為什么要唱紅？我就說為什么要反對唱紅，難道唱錯了，應該鼓勵“唱黑”“唱白”？是誰在顛覆我們民族文化的基本倫理和精神，他們究竟要干什么？答案在我們心里。
【主持人】 10:35  謝謝。不難看出楊教授對一些精英對“重慶模式”誤讀的擔憂，在您看來，一些否定“重慶模式”的精英解讀是對民間社會底層的不了解，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草根感受則多為擁戴，為什么會這樣？如何在這兩種接受心理中尋求共識？
【楊魯軍】 10:36  我覺得精英對重慶模式的嘲諷現在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一種時髦，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我們一些精英的立場問題。我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你至少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個人民的立場。遺憾的是我覺得當今的精英確實存在一些強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識。大家想一想，小平同志生前再三強調要把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作為衡量和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標準。奇怪的是今天為什么我們人民群眾的高興、滿意、擁護，到了精英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呢？還有太多的精英把人民當痞子，他們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導師，高高在上對人民指手劃腳，吆五喝六。我想說兩點：第一，永遠不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第二，永遠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選擇。您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兩種接受性中尋求一種共識，我認為只有專家向人民妥協，而不是人民順從專家。
【楊魯軍】 10:36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當中明確提出，共產黨要以人民為師，要拜人民為師，沒有講要拜精英為師。事實上一些專家精英對重慶的責難確實有太多的不靠譜。比如一位法學精英嚴重批評重慶的打黑，把打黑說成治安性質的打黑，或者是帶有某種政治目的的打黑。打黑當然會改善治安維護穩定，那些精英挖空心思非要把重慶打黑往政治陷阱里引，他們究竟要干什么？
【楊魯軍】 10:36  最后我還想簡單的說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向我提出來，重慶搞共同富裕，會不會讓很多有錢人感到恐懼？對此，重慶的領導已經多次做了回答，重慶絕不搞劫富濟貧。我想已經富起來的人們應該仔細的想一想，如果有錢人永遠生活在一個被巨大貧困人口緊緊包圍著的環境中，那你說這個有錢人是安全的嗎？有錢人會有長久的安全感嗎？所以薄熙來同志搞“共同富裕”也是為富人創造一個長久的穩定的平安的環境，也真正為富人好。
【楊魯軍】 10:37  最近發生的倫敦騷亂，很多貧民沖上街頭搶東西，難道這就不是問題了嗎？因為時間的關系就不多說了。
【主持人】 10:37  今天跟楊教授的聊天，也讓我們對重慶的“共同富裕”有了更多的信心和了解，非常感謝楊教授接受我們的采訪，感謝網民朋友的關注，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楊魯軍：讓人民安居樂業共同富裕
 
2011年08月18日 來源： 華龍網—重慶日報 

　　嘉賓簡介： 楊魯軍,1961年8月生，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思想家。畢業于復旦大學。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專著《論里根經濟學》等著作，并有大量譯著。先后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研究所、上海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企業發展研究所、和平與發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 1988年當選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紀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國》、《中國當代神話錄》等多部政論集，引起廣泛重視。他的不少見解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記者 李幸 實習生 陳煦嫣

　　“共同富裕”的提法過去快30載，究竟什么時候能達到“共同富裕”？只有共產黨人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嗎？重慶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本質和核心究竟是什么？昨日，由市委宣傳部、市委外宣辦與新華社重慶分社主辦的“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第三場嘉賓在線訪談中，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楊魯軍侃侃而談，針對上述疑問一一解答。

　　對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這一難題，重慶選擇了一條最切合實際、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確的路徑

　　“當我看見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會出臺的《決議》時，感到很震撼也很興奮。”楊魯軍說，重慶市委以召開全委會這一最高級別、最莊重的集體決策形式，出了一份《決議》，匠心獨運地破解當今中國社會極復雜、極麻煩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言之鑿鑿以量化形式立下軍令狀，決定用5年時間基本解決重慶的共同富裕問題，將基尼系數由現在的0.43降低到0.35。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創造的最具有理論水平的最好的經典文件，這是重慶的一個大事件，也是中國的一個大事件。”

　　他認為，這份《決議》，其路徑選擇表現出一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歷史智慧和著眼于社會長期安寧穩定的良苦用心。“重慶市委這份決定實際上提供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方法，‘十二條’措施每一條都表明了，重慶是早解決而不是晚解決，是由政府出面在體制內解決，而不是在體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決，是和平的解決，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基本上是借助于經濟總量的增加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剝奪利益集團尋求解決之道。在明白了這些道理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對《決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毫無疑問，對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難題，重慶選擇了一條最切合實際、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確的路徑。”

　　重慶解決共富問題的一個核心突破點，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國的呼應

　　“作為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與京津滬相比，重慶的經濟底子是最薄的。在這樣的地區實行‘共同富裕’無疑具有榜樣的力量，我真誠地相信重慶市委的‘十二條’措施一定能在這里開花結果。”但同時楊魯軍也對重慶實現“共同富裕”所面臨的困境和若干制約因素表示擔憂。

　　他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解決“共同富裕”，重慶已經亮劍，但單靠重慶是遠遠不夠的，它應該上升為國家意志和國家戰略。就是說重慶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國的呼應，在國家層面得不到解決，那重慶又如何能夠獨善其身、一枝獨秀，風景這邊獨好呢？第二，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的最后難點是利益集團。就重慶而言，雖然這次的《決議》沒在既得利益集團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做這篇文章了。例如公租房建設，不可能不觸動房地產商的利益；六大交易所，更是動了那些利益集團的奶酪。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時間的推移，重慶這方面遭遇的困難和壓力會越來越大。第三，重慶用5年時間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可圈可點。然而另一個巨大問題是，中國東西部發展的差距近年來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到5年以后，重慶基本解決這些內部的貧困懸殊時，如果客觀上重慶本身與東部的差距在不斷地拉大，這個問題誰來解決？市委決定解決重慶內部的貧富問題，重慶與其他地區的共富如何解決？楊魯軍表示，這三大因素和困境制約，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重慶解決共富問題的一個核心突破點。很簡單，就是國家層面的聯動。

　　不重視和解決“兩極分化”，中國現代化永遠是一棵長不大的樹。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中國共產黨

　　針對目前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楊魯軍一如既往地認為只有共產黨人能把“共同富裕”寫在自己的旗幟上，這是共產黨的本質所決定的。

　　楊魯軍認為，西方國家的執政集團、統治集團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基于這一條我們就能斷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地緩解這個問題，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沒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執政黨面前，這一問題才有可能從制度上得到根本解決。

　　“共同富裕”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還是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對此，楊魯軍認為在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共產黨。

　　“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當下的‘老大難’問題。如不重視和解決‘兩極分化’，中國現代化則永遠是一棵長不大的樹。中國實現‘共同富裕’，關鍵在中國共產黨。只要共產黨真正意識到了這個嚴重性，集全黨智慧和意志開始狠抓實干，我不相信在中國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楊魯軍說，重慶計劃5年解決這個問題，全國而言花20多年時間是完全可以解決共富問題的。如果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都能夠像重慶那樣，永遠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以人民的喜怒哀樂為喜怒哀樂，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國沒什么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的。

　　楊魯軍認為，重慶匠心獨運地將破解當今中國社會極復雜、極麻煩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難題作為自己發展戰略的支點，表現出一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歷史智慧和著眼于社會長期安寧穩定的良苦用心。在重慶這樣經濟并不發達的地區實行“共同富裕”無疑具有榜樣的力量。重慶路子的核心就一句話——“讓人民安居樂業，共同富裕”。本質則是另一句話——“讓共產黨在中國長期執政，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

附文2：

對“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一些看法

——兼論對日本和臺灣的“軟”與“硬”

楊魯軍

一

1978年10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日本。訪問前，日中雙方曾約定，鄧此次訪日不討論諸如釣魚島歸屬這樣的有爭議的問題。然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名日本記者還是突然向鄧提出了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鄧作了即興回答，提出了“擱置主權爭議，共同合作開發”的主張[1]。

事后鄧小平回憶：“……我當時答復說，這個問題我們同日本有爭議，釣魚島日本叫尖閣列島，名字就不同。這個問題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許下一代人比我們更聰明些，會找到實際解決的辦法。當時我腦子里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是不是可以不涉及兩國的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共同開發的無非是那個島嶼附近的海底石油之類，可以合資經營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輪談判。”[2]

1989年鄧對戈爾巴喬夫重提此事，他說，中日之間，“懸案是一個釣魚島，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上面沒有人煙。我訪問日本時，記者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可以掛起來，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解決，下一代會比我們聰明一些，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對于這個問題以及同類的糾紛，后來我們提出了一種設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開發的辦法加以解決。”[3]

鄧小平對于釣魚島問題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軟辦法”和“冷處理”。

二

日本人卻不是省油的燈。

日本人公開聲稱釣魚臺群島一直都是日本的領土，惟日本擁有有效的管治權，因此不存在主權誰屬的問題。中國擱置主權的一番好意反倒成了人家的笑柄——人家說主權本來就是他日本的，你說擱置，正好說明了你的理虧和心虛；至于共同開發更是婦人之言，島嶼本來就在人家手中，人家愛怎么開發就怎么開發，賺不賺錢和賺多少錢，關你何事，誰跟你分？

1996年9月， 金堯如先生憤然寫道：“日本政府強暴霸占我釣魚臺的行動已經發展到公然無視有中國政府存在的地步。此可忍，孰不可忍？……釣魚臺領土主權誰屬之爭已經到了底線，迫使中國臺灣兩岸執政當局面臨同日本政府攤牌的階段。要么就是通過談判，迫令日本政府拆除釣魚臺上的日本燈塔，涂刷日本國旗，撤去日本海上防衛廳的巡視，讓中國大陸和臺灣船只、漁民自由進出、操作，要么就是中國軍艦進駐釣魚臺海域……事至今日，中國政府提議‘擱置主權爭議，共同合作開發’二十余年，同時卻容忍日本置中國政府的建議于腦后，日本海上防衛廳的艦隊霸占釣魚臺也已二十余年，中國政府這樣讓步、受屈辱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如果再繼續不予改變，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在二十世紀最后年代添上一條又受日本侵略的國恥！海峽兩岸三地的中國人都看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剛從英國人手上收回154年前滿清王朝割讓給英國的香港，怎么同時又從自己手上把釣魚臺的領土主權放棄給回我國人民的宿敵日本？”[4]

張文光先生剴切指出：“中國的釣魚臺實際已經被日本軍隊占領，中國的領土主權已經被日本侵犯……軍國主義在日本的領導人中，不是一人一閣的想法，而是日本政府一個引而待發的幽靈，中國政府……仍未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而只視為日本右翼分子的個別行為，如果不是天真，便是無知，或者因為經濟的利益而忘卻了民族的利益，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痛心疾首的。”[5]

三

不光是釣魚島的問題。

鄧小平說：“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6]他特別講到了南沙群島的問題：“南沙群島，歷來世界地圖是劃到中國的，屬中國，現在除臺灣占了一個島以外，菲律賓占了幾個島，越南占了幾個島，馬來西亞占了幾個島。將來怎么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7]鄧小平所倡導和推崇的，顯然是后一個辦法。

南沙問題絕不簡單。南沙群島海域廣闊，有兩百余座島嶼，石油天然氣蘊藏豐富，又是歐亞戰略航道的必經地，現由“六國七雄”（中國、越南、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印尼及臺灣）分別占領，并潛伏著沖突的危機，被稱為亞洲真正的火藥庫[8]。

南沙問題同樣是“擱置主權易，共同開發難”。而且，永遠是你單方面一廂情愿地擱置主權，人家占領島嶼的主兒可沒有一個說島嶼不是他的；你一廂情愿地要和人家共同開發，共同得利，可人家早就獨個兒開發、已經并正繼續獲取巨大利益了，在偌大的南沙，恐怕沒有人會將蛋糕分給你。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擱置主權——你就永遠拿不回主權；共同開發——根本沒你的份，你拿不回一個子兒！

除了武力收回（以及在武力威懾下的談判收回），試問中國還有什么其他方式可解決中國對于南沙群島的主權及管治權問題呢？

四

結論：中國不應繼續將“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作為對釣魚島和南沙群島的既定國策了。

五

事情好像沒有完。

鄧小平在對釣魚島和南沙群島“一手軟”的同時，在中國的臺灣和香港問題上卻表現出了罕見的“一手硬”。

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在收回香港問題上的決絕和強硬。他的語錄是：“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國在1997年……還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9]

人們也知道鄧小平對于解決臺灣問題的決心和手段。他的語錄是：“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臺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么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10]

六

筆者一直質疑：

——為什么對于香港和臺灣是主權問題沒商量，既不可以討論，又沒有回旋余地，而同屬中國領土的釣魚島的主權卻非但可以討論和回旋，還可以掛起來，擱置一旁，先開發、賺了錢再說？

——為什么解決現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釣魚島問題“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輪談判”，而解決掌握在本族同胞手中的臺灣島問題卻“不能排除使用武力”？

——為什么釣魚島問題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解決，可以由比我們聰明的下一代尋找更好的解決方式，而臺灣島問題卻不僅我們這一代要記住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且我們的下一代也要記住這一點？難道比我們聰明的下一代就不能選擇比武力解決更好的方式了嗎？

——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臺灣就是李鴻章，而不收回釣魚島和南沙群島就不是李鴻章了呢？

事實證明，鄧小平在處理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方面，套用一句他本人的話語，是“一手硬，一手軟”，即：對于以本族同胞為主的港臺問題是“一手硬”，對于外國人（例如日本人、俄羅斯人、菲律賓人等）侵占中國領土的問題則是“一手軟”。

七

這不是理論問題。

有人說這是韜略問題。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中國土地，超過150萬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總是要求蘇聯承認沙俄同清王朝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承認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害中國的歷史事實。盡管如此，鑒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萬平方公里是通過條約規定的，同時考慮到歷史的和現實的情況，我們仍然愿意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合理解決邊界問題……我講這么長，叫‘結束過去’。目的是使蘇聯同志們理解我們是怎樣認識這個‘過去’的，腦子里裝的是什么東西。歷史賬講了，這些問題一風吹，這也是這次會晤取得的一個成果。雙方講了，就完了，過去就結束了。”

好家伙，比英國割讓香港晚得多的沙俄侵占中國相當于1500個香港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及蘇聯對中國黑瞎子島的長期侵占，就這么“一風吹”、“結束了”、“完了”、不要了？

有人說，以蘇聯那時“超級大國”的地位，鄧小平明知那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是拿不回來的了，所以就故作高姿態，做瀟灑狀。

這話并不對。今天拿不回來不等于明天拿不回來；這一代人拿不回來不等于下一代人拿不回來。什么叫“完了”？重要的是中國永遠都不應當放棄對于被別人侵占去的領土所擁有的主權。

有人說，鄧已經講得很清楚，那150萬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領土，是通過有關條約規定的，中國現在仍然承認這些條約，因而那些領土早就屬于人家，中國沒有理由再去要回。

這樣說更不對。香港不也是通過三個不平等條約割讓給英國的嗎？只不過昔日的“日不落帝國”衰落了——除了將香港盡量體面地交還中國，它還能有什么選擇呢？關鍵還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格局的變化。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兩年半之后，蘇聯不是整個解體了嗎？誰能說中國再無機會像收回香港一樣收回那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八

小平去世已經13年了，今天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對鄧再搞“兩個凡是”。

不說香港、俄羅斯或南沙群島，至少，在對日本和臺灣問題上，我們應該把鄧氏的“一手軟”、“一手硬”顛倒過來，即對日本硬、對臺灣軟。

先說對臺灣的軟。應在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前提下，堅持如下四項原則：

——擱置統一爭議；

——絕不使用武力（撤除大陸瞄準臺灣的所有導彈）；

——尊重兩岸分治；

——共同振興中華。

再說對日本的硬。對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不能擱置，不能討論，要明晰主權，無論從民族感情還是本身的資源價值都不能擱置與討論。須通過國與國政府的和民間的各種途徑，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經濟的手段來解決釣魚島主權問題，絕對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筆者判斷，中日十年內必有一戰（應該從海戰開始），中國應該早做預案，因為日本早在準備這樣的預案了。

九

今日中國，誰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國人拭目以待。

注釋：

[1]參閱高屹主編：《鄧小平設計中國改革開放實錄》，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13—414頁；蕭詩美著：《鄧小平謀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23—425頁。

[2][3][6][7][9][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頁，第86—87頁，第87頁，第293頁，第49頁，第87頁，第293—295頁，第12頁，第86—87頁。

[4][5]見《釣魚臺——中國的領土！》，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4—25頁，第36—37頁。

[8]參見唐龍：《南沙群島：六國七雄之爭——南海將是亞洲的火藥庫》，載《開放》雜志1996年第12期，第72—74頁。

本文為作者在2010年10月8—10日“察哈爾公共外交研討會——上海2010”（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辦）上的發言，部分觀點見于作者1998年10月23日所作《鄧小平與國家主權》一文，載《楊魯軍文集》第一卷，第3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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