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伯》記載的“摩西十誡”第六條云：你不可殺人。這成為西方廢除死刑源頭和強大的精神指導力量。因為殺害無辜者是殺人，處死殺人犯也是殺人，既然《霸伯》宣稱上帝與人立了約，“你不可殺人”，那么，一切殺人都不行。死刑不是殺人嗎？不是違背上帝的旨意嗎？這種看起來很美的博愛精神，其實是有問題的。它只是半吊子的智慧，像中國古代墨子的“兼愛”一樣，徒具理想化而不具操作性。因為，“摩西十誡”第六條“你不可殺人”與第七條“你不可奸淫”、第八條“你不可偷盜”、第九條“你不可做假證”等一樣，都缺了必要的后續內容：如果有人殺人了、奸淫了、偷盜了、做假證了，怎么辦？信徒們只以為“你不可殺人”是上帝規定的，除此以外，對殺人的懲罰都是人間的法律。人間法律高不過上帝的旨意，所以還是“你不能殺人”，所以就要廢除死刑。殊不知，真正理性一點就會知道，上帝也是人造的。《霸伯》中“摩西十誡”的半吊子的簡單規定，不過是人類早期法律的簡陋而已。
人類歷史上，“殺人償命”是一種普遍規律，它是對“不可殺人”這一原則的保障。如果說“不可殺人”是一種事先的思想教育，那么，“殺人償命”就是對違反“不可殺人”原則的事后懲罰。只有這種懲罰夠重，重到殺人者必須付出唯一的生命，才能有效地維護“不可殺人”的威嚴，才能有效地維護絕大多數人最基本的生命權。只講“不可殺人”而不講對殺人的嚴懲，是過于善良的天真；只講嚴懲殺人不講“不可殺人”的道理，是過于冰冷的法律至上；只有將“不可殺人”和“殺人償命”并重，才是真正有效、合理的法律。西方文化基于一神教的二元思維，總是在兩極之間跳躍，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是西方文明不成熟的表現，它不懂得“中庸”。假設“不可殺人”只是教育，沒有懲罰，它制止不了殺人；假設對殺人的懲罰過輕，也同樣制止不了殺人。雖然對殺人嚴厲懲罰同樣還是會有殺人，但這絕不是減輕殺人處罰的理由。
西方文化自文藝復興以來走向現代社會、樹立現代精神的時間并不長，而且，它的理論源頭就有問題。盧梭的理論把人看成是抽象的個體，這些個體沒有誕生、沒有撫養、沒有教育，一個個都如同伊甸園中上帝造出來的、愚昧的標準人。因此，人們把西方文化中的“人”及其人組成的社會形容為“原子論”是有道理的。由于一神教的影響，每個人分別對上帝負責，上帝之外的其他人與人的關系都削弱了，這也是西方文化注重個人主義的原因。個人主義造成一切以自己為中心，淡化了人際關系。因而，即便親人被殺，他的痛苦感也相對較低，“廢除死刑”便有了社會的現實基礎——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體，人情冷漠到極點，“殺人償命”與已無關——殺的不是自己，被殺的說不出話，說話的都沒被殺。這種情況在中國很不同。
除了人類長期奉行的血親復仇外，中國還長期提倡孝道，孝道是注重親情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孝道之下，“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是一種的必然。它也成為“不可殺人”最強大的宣傳，也成為對“殺人”最強有力的懲罰。在將心比心、由己及人的基礎上，它成為“不可殺人”這一原則最具威懾力的保障。但是，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的文化環境中，它會帶來一個大問題：殺人犯最終被殺了，殺人犯的兒子同樣講孝道，要不要為殺人犯父親報仇？因此，國家法律保留死刑，便是終止了殺人的循環報復：由法律處決的殺人犯，任何人不得再私自報復。這項規定早在曹操時代就開始了。在中國注重孝道、注重親情的社會，親人被殺，感同身受，甚至比自己受傷害更嚴重，尤其是老人。這與人情冷漠的社會截然不同。因此，在西方人情冷漠的社會里能夠行得通的“廢除死刑”，在注重親情的社會里行不通。由此我們也能理解，“廢除死刑”并不是什么先進、未來方向，而是社會現實不同的結果。如果一些法律專家說“廢除死刑”等到中國今后發展了也會實現、才會實現，無疑在說，中國今后將成為一個人情冷漠的社會，它絕不是進步。
中國支持“廢除死刑”的人有一句名言：“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處死一個人”。說這句話的人，其實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基于民主的立場，“公眾狂歡”就是最大的民主，難道法律是反民主的？事實上，制定死刑的法律，本身就是民主的產物。在法律與民主之間，我們應該客觀地說：不能走極端。民主不能絕對化，公眾狂歡的真民主未必全是道義；法律也不能絕對化，對抗“公眾狂歡”的法律，也未必就是真理。在西方文化中，誰最能對抗“公眾狂歡”？只有上帝這個虛擬的存在物。因此，這句假扮上帝口吻說出的話，在現實中沒有意義，它只是一個極端的、情緒化的口號。即便崇拜西方的法學家們，也應該看看西方的現實。
希特勒自殺了，否則，希特勒會不會被公眾狂歡的方式處死？墨索里尼之死有點蹊蹺，說是游擊隊槍殺了他，其實很可能是丘吉爾怕自己與墨索里尼暗通曲款暴露而殺人滅口。即便如此，墨索里尼及其情婦的尸體還是被暴尸米蘭廣場，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慶祝他們的死亡。幾十年以后，距意大利不遠的羅馬尼亞處死了齊奧賽斯庫夫婦。雖然處決沒有公開進行，但是，在處決之前風起云涌的顏色革命，人們高呼處死的口號，算不算公眾狂歡？最滑稽的是，羅馬尼亞的顏色革命在“圣誕節”處死齊奧賽斯庫夫婦后，立即廢除了死刑。于是我們看到，“公眾狂歡處死一個人”與“廢除死刑”是一個被西方文化隨意擺弄的工具。上帝的旨意也可以隨心所欲地為我所用。
如果說“廢除死刑”是一種先進和必然，我認為，它必須伴隨著“放棄戰爭”。如果一個國家既廢除死刑又發動戰爭，無論如何都是自相矛盾的。在這一點上，歐洲那些廢除死刑的國家更加虛偽。相反，沒有廢除死刑的美國更加現實。中國從來就是一個不愿對外發動戰爭的國家，除非忍無可忍地自衛還擊。這一對戰爭的謹慎與死刑的“少殺、慎殺”是一致的。中國古代的死刑都要由皇帝最后裁決，不像歐洲歷史上，貴族就可以處死他人。中國古代最高權力的“少殺、慎殺”不僅表現在復審制度的謹慎，還表現在大赦，表現在以人為本、提倡孝道、注重親情的社會風氣。“老吾老、幼吾幼”是事先的宣傳，“殺人償命”就是事后的懲罰。但它沒有像“廢除死刑”那么愚蠢極端，也沒有像既廢除死刑又發動戰爭那么自相矛盾，而是保留死刑、保留戰爭權，但少殺、慎殺并且不輕易發動戰爭。這是現實主義的中庸，是客觀理性的結果，是充分認識人性善、人性惡兩面性的必然。如今，死刑由最高權力審核已經成為世界通例，這也是西方向中國學習的一例。中國傳統文化不像當今西方文化那么自相矛盾，那么虛偽。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文化優秀得多，至少是高出一個層次的。西方自從擺脫等級制度后，由于基礎差、底子薄，很多方面到今天都屬于半吊子水平，所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正是西方文化的寫照。當今中國的某些法學家們拋棄中國傳統，全身心低投入西方文化、西方法律觀念，套用一句中國老話就是：在建設法制社會的道路上，“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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