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研究“不和諧因素”不如研究轉基因問題　　

                 鐘     聲　　

讀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會議”的消息（見5月31日新京報《政治局研究加強社會管理減少不和諧因素》一稿），第一感覺就是，與其研究缺乏實質性內容的“不和諧因素”，倒不如專門研究一下業已引起舉國聲討的轉基因食品犯罪問題。　　

兩會期間，以王立軍為代表的439名人大代表關于嚴刑峻法懲治包括轉基因問題在內的食品安全犯罪的提案，政治局常委們哪個不知？而對此關系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最大的不和諧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偏偏去研究那純屬老生常談且詬病頗多的“河蟹”問題，不覺得空洞無物，甚或無聊且自欺欺人！在一片侈談“和諧”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聲中，不和諧因素毫不稍減，相反卻與日俱增，再侈談下去還不是“河蟹”復河蟹，河蟹何其多，結果只會物極必反？　　

談及“要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通過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維護人民群眾權益”的問題，雖比當初孤立地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似有進步，即開始承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但所謂的“突破口”卻無不如蜻蜓點水、避重就輕或云里霧里。由于大小賣國賊力推轉基因主糧、不小心泄露高官們享受不含轉基因成分的“特供”消息以致引起舉國人民強烈反對的問題，不該作為突破口而重點研究？因海南毀毛和茅于軾、辛子陵瘋狂反毛而引發的舉國聲討、公訴和要求嚴懲的問題，不該作為突破口而重點研究？把上萬億美元的人民血汗積累拿去購買美國債、與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共克時艱”而不乏打水漂之險，早已引起舉國人民空前震怒和要求追討賣國賊的罪行，不該作為突破口而重點研究？……還有幾成不治的腐敗、瘋狂走資和化公為私、暴力拆遷和空前嚴重的兩極分化造成的日趨增多的群體事件等等問題，早已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敵，不該作為突破口而重點研究？而無視、回避、不敢正視或干脆否認這些突出問題，本身不就是在釀造“不和諧因素”？　　

仍以轉基因問題而論，如果說王立軍等足以代表無權享受特供而慘遭荼毒的13億人民意愿的人大代表的反對絕對是空前嚴重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就以此作為中央政治局研究的重點和突破口，然后大力開展一場反對轉基因——力主推廣的大小賣國賊——支持、縱容和庇護者的人民戰爭，則諸多“不和諧因素”的逐漸及至徹底消除不剛好在其中了？千萬不要說政治局常委里就有自享特供而力推轉基因于全國人民的高官！因為若果真如此，他們是不會也不敢研究轉基因問題并以此為突破口的，當然欲消除“不和諧因素”也就成了空話甚至屁話！　　

    （附新京報原報道）　　

政治局研究加強社會管理減少不和諧因素　　

2011年05月31日新京報 　　

　　據新華社電 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會議。　　

　　會議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民安居樂業。當前，我國既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任務更為艱巨繁重。　　

　　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積極推進社會管理理念、制度、方法創新，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要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突出問題為突破口，通過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維護人民群眾權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良好秩序，有效應對社會風險。　　

　　會議強調，要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社會管理制度建設，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加強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服務管理，加強公共安全體系建設，完善信息網絡服務管理，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 專家解讀：　“社會管理關系政權穩固”　　

　　新京報：從今年2月專門舉辦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到寫入十二五規劃綱要，再到昨日政治局開會研究，為什么中國決策層如此關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的問題？　　

　　向春玲（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學教研室教授）：一方面，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呈現新特點；再就是當前社會管理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而各級干部還有一種思維慣性，他們對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不是特別重視。　　

　　目前這一話題被高密度地頻頻講起，就是要領導干部和全社會都重視起來。社會管理關系到國家穩定和政權穩固，現在人民內部矛盾在一些層面出現了。在解決溫飽之后，老百姓的需求多元化，一些公民有了自我實現的需求和被尊重的需求，法治意識和維權意識在不斷增強。　　

　　新京報：現在提出的社會管理格局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其中“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該如何實現？　　

　　向春玲：“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是常規的做法，但現在很多人都是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工作，社會管理不能是黨委和政府包辦的，這時候的社會管理需要社會協同，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城鄉基層社區的作用，也包括企業的一些作用。　　

　　社會組織特別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一些推動作用的，比如公益服務型組織，他們沒有政治意圖，主要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服務。要對社會組織進行分類管理，不能對社會組織有恐懼癥。　　

　　說到“公眾參與”，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體，但要讓人民群眾知道、參與和監督，不是領導干部拍腦袋決定。這樣才有民主性、科學性和可行性。本報記者 郭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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