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是哪門子的香港左派？
鳳凰衛視何亮亮《時事開講》中稱，溫總理接見的吳康民是香港的左派，這使我感到糊涂。鳳凰衛視的節目標題是《何亮亮：溫總理接見香港愛國人士有重要意義》，如果以吳康民曾任多任人大代表的身份，說他是“愛國人士”大概沒什么問題，但我從網上搜索了兩篇代表吳康民典型觀點的文章，實在看不出吳康民算是哪門子左派，別說離共產黨左派十萬八千里，就其吹捧楊繼繩這種弱智造謠者的行為，恐怕連真誠的資產階級左派都算不上。何亮亮把吳康民定義為左派，足見其背后的“良苦”用心。
鳳凰衛視節目：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h/detail_2011_04/28/6034333_0.shtml
通過百度搜索得到了如下信息：
吳康民，1926年生于廣東省汕頭市，1947年畢業于廣州中山大學化學工程系。旋赴香港培僑中學任教，1958年擔任該校校長，1985年專任校監迄今。1975年籌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并被選為創會會長，現為該會名譽會長。1984年創辦教科文協作顧問有限公司，之後又陸續成立香港教科文貿局公司，CAD系統工程有限公司，并擔任董事長之職。1975年起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八屆全國人大代表。1992年起被選為香港事務顧問1993年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95年底，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
以下是網上搜索到的吳康民的文章：
附1 為何害怕“兩院制”和“三權鼎立”？
吳康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3258
“兩院制”，指西方的議會制度，即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英國的“上議院”和“下議院”。“三權鼎立”，指西方政治制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西方國家，這種制度行之有年，但在中國，卻是禁區。不要說可不可以參考、吸收其中的有益部分，而是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制度，建議實行當然是大逆不道，就是討論一下也不行。君不見新年以來便有大人物發話，要“筑牢抵御”這種“錯誤思想”的“防線”么。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這句在改革開放初期立下不朽功勛的名言，當前是不是要拋諸腦后了？一切不必再用實踐來檢驗了？只憑大人物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制度、一種學說、一個思想的生死？制度好壞該由實踐檢驗，目前沒有人提倡、也沒有人敢提倡，在中國應該實行西方的“兩院制”和“三權鼎立”。但人家上百年的實踐，至今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不是連研究一下也不行呢？“兩院制”，就是有兩個議會，互相制衡。美國一個議會是按各州人口比例選出，另一個議會是按50個州各選2名組成。英國的下議院是按選區直接選舉議員的議會，上議院則是由王室后裔、世襲貴族、宗教領袖等組成。英國的上議院權力較小，對下議院的法案只能拒絕一次。三權分立則是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鼎立，避免行政權力過大，其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鄧小平曾經批評過三權鼎立變成三個政府，互相扯皮，影響行政效率，這也許是事實。但由于制衡而防止濫權，又可能是“鼎立”的好處吧。不過這可以討論，不必一棍子打死。現在內地不是經常提倡要有監督和制衡嗎？也承認導致腐敗的原因是制度問題嗎？既然如此，人家的制度和經驗是不是可以探討研究一下呢。照搬固然不對，但研究和吸收其有益成分，是不是就變成一種錯誤呢，而且需要“筑牢抵御”呢。以防洪水猛獸之勢來防止這種“錯誤思想”，未免神經過敏了吧。至于“兩院制”，不是每個國家都實行，越南和中國便是實行一院制。而西方各大國，除英美外，德、法、俄、荷等大國都實行兩院制。兩院制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東西，它不外是分別以不同方式選出代表(議員)，互相制約，來反映人民的權力罷了。鄧小平說過，“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一院制也好，兩院制也好，都是“通過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的制度，不應把“兩院制”打入“錯誤”的范疇。中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院制議會，但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集思廣益，又設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制度，邀請各方面的有代表性人士，共商國是。雖然“政協”并非權力機關，因此不構成“兩院”。但每年開“兩會”，在反映人民呼聲方面，卻有“兩院”之實。有的人慣于一黨領導，一言堂，對“兩”字頗有畏懼感，所以也把“兩院制”，列為“錯誤思想”了。要比西方更民主，鄧小平又說，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果然有氣魄！在民主方面要超過資本主義的，首先要有普選。
早在抗日戰爭初期的1938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中，就說到了民主制度，他說：“我們是主張普選制的，因為只有普選制才能徹底地表現民意。”西方資本大國已有普選，要超過資本主義民主，就應該設計出避免受到操縱的選舉。西方選舉文化受到大財團“捐獻”的影響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要超過他們，更應該研究他們的制度，取長補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于“兩院制”更應該加以分析，何必堅持“筑牢抵御”呢？膽子不要只有針尖那么大。還是中宣部長劉云山講得好，應該“更好地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真理正氣的東西是打不倒的，如果認為“兩院制”和“三權鼎立”是妖氛，那也只不過是一股浮云罷了，何必去筑牢防范的籬笆，花那么大的力氣呢。那些提倡“筑牢抵御”的大人物，使我們想起英國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前篇》的話：“他們的膽子裝在他們的肚子里，只有針尖那么大”。
附2 生活語絲·楊繼繩的新著
吳康民
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7/06/CF0807060002.htm
北京《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楊繼繩，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繼《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巨著之后，最近完成近百萬字的，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饑荒的實錄專著《墓碑》，可說是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楊繼繩在此書的前言上寫道，出這本書也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他這樣說也是有根據的。一向以來，我們對現代革命史上的一些缺點錯誤，總是一個定調，就是以毛澤東路線劃線。后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太大了，不得不定調為一次「浩劫」。但對于其原因、過程、后果的深究，卻仍然是個禁區。至于大躍進引起三年大饑荒，這種「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造成的大災難，卻還沒有正式的文件加以總結。因此，楊繼繩的巨著，實際上是填補了這個空白。但因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影響了黨和國家的正面形象，對慣于粉飾太平的人，自然感到十分不好受，這是楊指出有極大政治風險的原因。
但中國在進步之中，從這一次四川地震災難和救災過程中的充滿開放和新聞自由，可以看到這一點。
三年大饑荒，過去的定調是「天災」，后來松了口，承認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今天看來，何曾有什么天災，全都是領導的錯指揮所闖下的大禍。時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如不好好總結，這種違反科學、唯長官意志的錯誤，還是有可能重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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