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人民日報》報道，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國務院參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頒發聘書，并同參事、館員們座談。
溫總理在聽取發言后指出，大家的意見非常中肯，國務院及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知者盡言，國家之利。政府的決策要符合實際，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須傾聽來自人民的意見，集思廣益。“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我們鼓勵講真話，講真話就要有聽真話的條件。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讓參事、館員講真話，在國家科學民主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所以，人民網在轉載這條消息時用的標題就是《溫家寶：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我的理解，“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是這條消息傳達出的最受歡迎的信息。也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信息。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394544.html
至于怎么“創造條件”、創造什么樣的條件讓人民講真話，以及目前還有哪些條件沒有具備阻礙了人民講真話，消息中沒有說，但我們相信不會太渺茫的，總有解決的那一天。本文想說說另一種現象，那就是在某些情況下，講真話也并不是很難的，甚至是非常寬松而且自由的。
比如說，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開車把騎電動車的婦女張妙撞傷。當時受傷者只是左腿骨折、后腦磕傷，如果馬上施救完全可以救治好。但藥家鑫下車后發現被撞的張妙試圖記下他的車牌號，就殘忍地抽出隨身攜帶的刀子向張妙連刺８刀（據稱“只刺了６刀，另兩刀是被害人抵擋時的劃傷”），致受害人死亡。這件事發生之后，很多人就講了很多的真話。比如“激情殺人”，“彈鋼琴式殺人”，“我要是他我他媽也捅，真是輿論都向著受害人，怎么沒有人想著受害人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號，你記么…… ”，全都說的是真話，幾乎是“萬類霜天競自由”，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完全不需要等著政府“創造條件”，這些人就實現了講真話的權力和自由。
另外，在西安中級法院開庭審理藥家鑫案時，現場500名旁聽人員，每人都收到一份“旁聽人員旁聽案件反饋意見表”，問卷上有兩個問題：您認為對藥家鑫應處以何種刑罰？您對旁聽案件庭審情況的具體做法和建議？其中400人是在校大學生，而且主要是與藥家鑫同校的大學生。據說，這些旁聽人員在《反饋意見表》上都充分的講了真話。所以，在中國“講真話”并不像公眾想象的那么悲觀，有很多時候“講真話”是受到保護和鼓勵的。甚至會受到獎賞。
但是，也有因“講真話”而身遭厄運的，比如法律工作者趙東民。趙東民案的是非曲直本文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說西安法院在對待藥家鑫案和對待趙東民案時的強烈反差。趙東民被批捕后長達一年多時間不審也不判，在此期間趙東民的妻子身患重病，家屬申請讓趙東民保外回家看望妻子，被拒；趙東民的妻子因病去世，家屬申請讓趙東民保外回家料理妻子的后事，又被無情拒絕。趙東民案開庭審理時，沒有500份“旁聽人員旁聽案件反饋意見表”這種待遇，而是神秘開庭。兩相對照，西安法院的愛憎何其分明！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西安的法院，某些專家，某些在校大學生，他們可以愛藥家鑫，必有他們的理由；西安法院的某些人恨趙東民，也必有他們的理由。他們的愛，他們的恨，都是可以自由真講話的，也充分的享受了講真話的權力。普通百姓管不了他們的事。但是，為什么不給趙東民同樣以講真話的權力和自由？可見，溫總理所說“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是有洞察力的，是有針對性的，因此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報道中說：溫家寶最后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于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參事、館員也要有這樣的境界和追求。希望通過不懈努力，把參事室建成高水平的政府咨詢機構，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我相信，溫總理所說的“心憂天下的人”、“勇于擔當的人”、“剛直不阿的人”、“敢于直言的人”肯定不是指藥家鑫這樣的人，也不會指提出“激情殺人”和“彈鋼琴式殺人”以及說“還敢記車號真不要臉”這樣的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應該是為另外一些人而準備的。魯迅在為白莽所作《孩兒塔》的序中說：“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
溫總理所說“心憂天下的人”、“勇于擔當的人”、“剛直不阿的人”、“敢于直言的人”，應該有別于現實中的某些人，“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他們“屬于別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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