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經濟網北京4月14日消息，中國人民銀行今天公布了一季度金融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19萬億元，同比少增3225億元。而2010年社會融資規模14.27萬億元。這是央行首次公布社會融資規模。統計顯示，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　　

　　按理說，有錢用本是好事。一來證明藏富于民；二來也能急用錢人之所急。但由于這些故事發生在中國，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使得繁榮背后問題多多。　　

　　從錢的來源看，自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之后，短短30年間，一部分人的確富起來了，并且富的流油。最新的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綜觀中國的財富流向，有四大特點：一是向國家集中，這是人人皆知，不用多說。二是向壟斷資本和權力資本集中。前些年的國有企業賤賣使許多有權者獲得了暴利，近幾年的土地買賣也在不斷上演少數人暴富而大多數農民被嚴重剝奪的過程。三是向壟斷行業集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都是國有企業，他們所獲得的利潤，本應歸國家所有，并且由國家在全民范圍內合理地進行分配。但壟斷行業過高的收入，實際上擠占了國家，也就是全民應得的份額，在客觀上構成了對全民利益的無理剝奪。四是向城里人集中。我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 .8：1擴大到2007年的3.33：1。特別是社會上食利價層的出現，導致在供養著成萬上億“寄生蟲”的同時，更成了直接對億萬勞工、普通民眾財富的公然掠奪。　　　

　　從用錢的企業來看，本來有錢用了，應該會生更多的錢，從而向國家交更多的稅。但由于受到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加之利息過高等影響，許多家中小企業也樂觀不起來——錢的來源雖然多了，但利潤反而薄了。在一片繁榮的表象背后，中國經濟似乎走入最矛盾、最復雜的境況，一面是蓬勃生動的增長故事，另一面卻是多種問題累積，幾乎無法調和。據有關專家說，目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兩重約束，一是資產泡沫和通脹壓力；二是“4萬億投資+近10萬億信貸”刺激政策的“后遺癥”開始顯現，那種沒有效益的投資已出現難以為繼的問題。中國30年來形成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從來沒受到如此嚴峻的考驗。　　

　　再說說地方政府債務，自中央允許地方舉債融資以來，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舉債融資規模亦迅速膨脹；違規或變相提供擔保，償債風險日益加大。據“中國證券報”2010年10月14日報道，全國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清查結果顯示，截至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其中發現有問題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2萬余筆，涉及貸款金額約2萬億元。　　

　　事實上，地方政府負債不僅包括7萬億的銀行貸款，還包括通過城投平臺從股市等處得來的融資，還有一部分財政部代發的地方債。如果把這些都加起來，有專家猜測，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已超過8萬億元，甚至已經達到了10萬億元。   　　

　　即便按地方融資總量7.2萬億，利率6%計算，地方政府當年也需支付5280億元利息。事實上，一些政資平臺等方式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個別縣市債務率甚至已經超過400%。這些有巨額債務的地方政府，很可能、也只能采取為了還舊債，只好去借新債的辦法，或者借助目前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減少債務負擔。再加上我們的地方官是任命制和任期制，財政資金的使用是由官員主導的，用于滿足各級政府掌權官員的偏好，主要是用于追求本地GDP的快速增長，用于形形色色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隨意支配，而到離任時一走了之，大筆債務留給下任。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本無法控制與監督。　　

　　還有那些陷進“高利貸”中難以爬出來的農民兄弟。據“中國青年報”早在2003年11月13日的報道說，“估計有50％到65％的農戶獲得了非正規貸款，農戶借款中民間借款所占的比例超過70％；我國農村‘高利貸’有8000億元至1．4萬億元。”…… 　　

　　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該國可能發生動亂，而中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5，富的越富，窮的越窮，已成為新的中國特色，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這種兩極分化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必定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由此想知，在今年第一季度社會融資4萬億的繁榮背后，的確是問題多多。如果不從改變當前政治體制入手，從而確保社會融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注定是飲鴆止渴，令現有的財政風險提前釋放，一發而不可收。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  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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