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楊善洲與活著的義丐徐超
楊善洲死了，義丐徐超還活著。
活著的義丐還在乞討，死后的楊善洲火遍了全國，這把火從火葬場燒出來，燒遍了整個神州大地。
那些他拋灑汗水工作過的地方，那些點點滴滴的如煙往事，甚至連同他無償捐獻的山林，都在我們這群活人的面前熊熊燃燒。
我們的心中火光一片，可是有誰感覺到了這種灼燒所帶來的痛？為什么那么多的英雄和義士都在生前得不到善報，而在死后卻功蓋千古呢？
1
我們的社會評價一個人喜歡蓋棺論定，而倘若他活著得到名利就不是真的英雄，這說明，我們的頭腦中藏著一根冰冷鐵釘，這根鐵釘就喜歡干一件事，那就是釘棺材！
但結果又是怎樣的呢？義士依舊孤單，英雄依舊獨行，一群大活人依舊在充當著唏噓感慨的觀眾。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的主流思維難以從人的行為而深入到精神層面，以至于我們在激勵某個人的行為的時候，常常把人類共有的精神送給這個人。
就像我們很多人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馬克思的主義，把毛澤東思想當成毛澤東的思想一樣，我們也把雷鋒精神當成了雷鋒的精神，而學習雷鋒也變成了模仿雷鋒。
我們這群大活人，毫不吝嗇地為死去的義士和英雄們編織著花圈，撰寫著挽聯，然后再噙著熱淚，圍著他們的尸體、棺材和墳墓一叩二拜三鞠躬。
我們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但直到死后才得到報答，這種遲來的善報能夠激勵那一大群活人嗎？
于是，在眾人的心目中，烈士的事跡就如同他們葬禮的白花一樣蒼白——僅供瞻仰，難以效仿。
2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但榜樣只有化成眾人的行為才能變成無窮的力量，而若只滿足于高高地懸掛在墻上，所形成的只能是一時的影像。
道德本應是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在舉手投足之間踐行著道德，并享受著別人的贊賞所帶來的精神愉悅，以至用自己心中的正義、善良和高尚綻放起個人品牌的光芒，而得到名利。
子路因救人而被饋贈了一頭牛，結果得到了孔子的贊揚，因為那樣會有更多的人去救人，子路得利反而符合義；相反，子貢解救了自己的魯國同胞卻拒絕領取朝廷的賞金并被奉為楷模之后，卻遭到了孔子的批評，因為那樣就不會再有更多的人去解救魯國的同胞了，子貢拒金反不義。
義和利是辯證的，不圖利未必是義，而得利也未必是不義。同樣，義和名也是一樣的道理，讓好人得好名，讓惡人得惡名，這才更有助于社會的進步，也才是一個充滿正義之氣的社會。
然而，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縱橫交織的當今時代，在品牌規律支配了整個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用無私奉獻的老調，重彈著淡泊名利的舊曲，仍在用集體意識的冰冷鐵釘剝奪著個體權益的利和名。
不懂得精神生產，不懂得品牌規律，不懂得名和利的轉化規律，不懂得義和名的關系，別談什么淡薄名利。所謂淡薄名利，只有得到名利的人才有資格去淡薄！
這種舊思想的沉碴泛起，在將義士的英名堂而皇之的掛在墻上的同時，只會繼續將整個社會對名利的蠅營狗茍變成桌子底下的潛規則——多少個欺世盜名的不義之徒已經名滿天下名利雙收，而我們的英雄和義士卻在火化之后才得以名垂不朽！
3
道德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而名聲卻是他們各自的無形資產，人們都可以尊奉這個共同的義，出各自的名，得各自的利。
而我們，在義士活著的時候不去尊重他們個人的英名，卻在他們死后送給他們一個永垂不朽的身后名。我們這些活人啊，把共有的人間道德變成了義士們個人的道德，卻把他們個人的名聲變成了一個精神大餐加以共用。
每個人都生活在社會中，沒有誰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都需要物質，也需要尊重和認可。哪里是我們的義士們淡薄名利啊，是一群活人以集體的名義剝奪了他們的名利，而這個所謂“淡泊名利”的詞匯，正是一個名聲的剝奪器。
這種落后思想的錯誤在于，他們不懂得把共有的精神和個人的名聲一分為二，不懂得共有的人間美德可以實現每個人的名聲進而實現個人利益，也不懂得這種“義可取利、德必有得”的機制恰好可以反過來讓每個人自動自覺自由的尊崇道義。
這種思維在本質上是統治思維而非管理思維，于是我們看到，一個個道德超人頂著道德遠離了大眾，而一群高高在上的活人，卻紛紛反過來指責大眾的道德滑坡。
榜樣可以樹起來，但榜樣絕不是被權力之手挑選栽培的樹；榜樣可以出眾，但決不能反過來壓倒大眾；榜樣可以掛在墻上，但決不能只是在死后供人瞻仰。
要管理好這個社會，我們的領導們更應該做的，是懷著禮賢下士之心俯下身來，甘當義士和榜樣的粉絲，構建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必然機制，讓有情有義的人有名有利，讓不仁不義的人丟名棄利。
我們要把單純的表彰人，轉變為激勵一種行為，倡導一種人人都可踐行的精神，而最好的報答則是讓他們出名，讓他們得利，這個名和利既是個人的價值，也是社會對義士的認可和回報。有誰知道，這正是信息時代帶來的一種管理社會的嶄新方式呢？
最后，我不得不引用一段舊文作為結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道德的牌匾繼續滿足于高高在上地懸掛于只能供大眾仰望的地方；如果社會責任的自覺踐行仍然只默許個人承擔風險甚至付出生命而不鼓勵其通過市場手段帶來利益；如果我們聽任集體意志的冰冷鐵釘將義士的義舉釘成彪炳史冊光照千秋的凄美風景——
那么，我們都將應該羞愧地站在逝者的遺像前，站在往圣先賢的墓碑前，環顧和反思我們這些活人自身的丑陋——對于個體權益的集體漠視暴露的是整個群體意識中蘊藏著的不義。如果這樣，我只能這樣解釋整個物質社會的道德滑坡——不是眾生拋棄了本應卑之無上的道德，而是高高在上的道德遠離了眾生。
相曉冬2011年4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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