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兩年了，王東一直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打工。上世紀90年代，王東的父母就從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盞鄉打工。幾年后，他隨父母來到這里，并在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但由于沒有北京戶口，小王在北京無法高考，所以初中畢業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學，并在當地考上了大專。2009年，大專畢業的他又回到了金盞鄉，但一直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廠打零工。”——《人民日報》　　

我們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了。不過可喜的是，這種情況正在逐步改變。日前，國家主流媒體建議加快戶籍改革，以縮小“貧、富二代”差距。　　

其實，從70年代的恢復高考開始，到如今城市農民工子女就學就業問題，戶籍一直是困擾有關部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要加強管理，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另一方面，底層農民工子女的就近受教育權又難以平衡。從前些年免除農村學生學雜費政策開始，國家一刻也沒放松對農民工等社會底層人群子女受教育權的關注。可戶籍改革事關重大，牽一發而動全身，有關部門不得不如履薄冰，摸著石頭過河。　　

從近兩年的“杭州飆車案”、“李剛門”事件開始，社會大眾對“富二代”、“官二代”的痛斥開始塵囂日上，在媒體與大眾批判的同時，更多的人開始關注對城鄉二元結構的改善。打開一扇大門，讓外面的人進來。社會財富最大的創造者，卻因自己的戶籍，而不能融入自己日夜奮戰的城市。他們在扼腕嘆息的之余，國家正在為他們子女的入學商討政策。　　

事實上，體現農民工尷尬身份的，又何止戶籍一種情況呢。社會地位的地下，城市白領的排斥，相關服務體系的不接納等等，都是阻礙“農民工止于‘二代’”的重要因素。戶籍制度的放寬，政策對農民工的傾斜，改變的絕不僅僅只有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機會，還有整個社會對農民工的態度，社會文明新風和諧氣象的樹立。解決的是一個人、一個群體的難題，改變的卻是整個社會的風氣。　　

縮小城鄉二元經濟差距，縮小貧富差距，使社會的發展更加趨于公平、公正，讓更多的農民工不再因戶籍的尷尬而投身到城市建設的大潮中來，體現的是一個社會的文明之處，國家的和諧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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