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有那么很少一部分人，只要一提重慶，就敏感得有如動物的條件反射一樣，嗖地跳將出來，不罵上幾句，仿佛立馬會死似的。在他們眼里，重慶無論做了什么都是錯的，沒做之前就是錯的。
威震全國的重慶打黑，百姓無不拍手稱快。但那些個人則必須出來反對。他們戴上有色眼鏡，操起顯微鏡，非要在“程序”這個雞蛋上挑出點骨頭來。忽而力挺撈黑的敗類訟棍，將其裝扮成普世的英雄，忽而歌頌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將其美化成慈祥的父親。這就像對待腐敗一樣，人民群眾當然痛恨腐敗，但更多的是替中共著急，恨不能中央施出絕招，痛下殺手，在一個晚上就把腐敗鏟除干凈。而那些個人也揭露腐敗，且玩命地揭露，其目的卻不是予以鏟除之，而是希望腐敗越多越好，越嚴重越妙，可以提供給他們更多的輿論炮彈，好讓百姓誤信他們所謂“社會主義必然腐敗”的謬論。同樣，他們也希望重慶打不掉黑社會，希望全國到處都是黑社會，越亂越好，這樣更有利于他們鼓吹“只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其實，重慶打黑，乃屬中央的統一部署，其做法與各地打黑沒有什么不同，只是打的更徹底一些，對保護傘抓的更堅決一些。但為什么那些人不反別處，單對重慶下手呢? 接著往后面看，就會越看越清楚了。后來的情況從各方面都證實了，重慶打黑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甚至格外注重程序，比別的不少地方更講究程序。說穿了，他們所言的程序不過是個借口，反對重慶發動人民群眾打黑才是真的。誰都明白，我們中國的特色國情就是這樣，單靠公檢法部門打黑，而拒絕人民群眾參與，許多地方，許多時候，是打不動的，打不掉的，否則，黑社會不會如此猖獗。建國初期的二三十年里，根本就不存在黑社會這一說，偶爾出現一個流氓，也絕逃不過群眾的雪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對重慶打黑做出高度評價，他在2009年9月25日的批示中，贊揚其為“民心工程”。一年之后的11月份，周永康視察重慶時參觀了重慶打黑除惡展覽，再次對廣大政法干警的打黑除惡予以充分肯定。
那些個人，反對重慶打黑，完全源于重慶此前的唱紅。如果打黑在前，唱紅在后，他們不會把精力用在重慶上，妖魔化毛澤東，歪曲中共黨史，美化蔣氏政權，鼓吹西方民主，有多少事亟需他們去干啊。重慶唱紅，就是唱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中華文化好。中共是執政黨，不唱紅，難道去唱黑、唱白、唱粉不成？不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難道非得都去唱《老鼠愛大米》、《狼愛上羊》嗎？如果連紅歌都不可以唱，共產黨干脆解散算了。那些個人目前還不敢公開反對歌唱共產黨，歌唱社會主義，便信口胡說，重慶唱紅是在搞文革那一套。重慶唱紅唱過一首文革歌曲了嗎？可憐他們日夜搜索也沒找出一例來。退一步說，文革期間就沒有一首好歌？他們口口聲聲反對文革，卻又在干著否定一切的把戲，為反對而反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高度評價重慶唱紅，2010年8月份，他在視察重慶時，觀看了“唱讀講傳”匯報演出并與演員合影。他強調指出：“重慶市委、市政府推出的‘唱讀講傳’活動，找到了一個實現群眾自我教育的好方式，也是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好載體。活動是實實在在、扎扎實實的，深受廣大干部群眾的喜愛。要好好總結重慶‘唱讀講傳’活動的經驗，大力宣傳，進行推廣。” 轉年元旦，由彭麗媛擔任藝術總監的央視新年音樂會上，開場第一曲唱的就是《東方紅》。
重慶最早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的口號，已被中共高層所認同，去年的中共中央五中全會，首次放棄了30多年來一直堅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了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全面發展新綱領，中國進入了一個戰略轉折新階段。

重慶最早提出了公租房方略，規劃未來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使暫時買不起房的中下階層百姓都能以最低的租金，住上房子。被經濟學界所普遍認同，被民間譽為中國的 “二次房改” 甚至被稱之為中國的真正房改。當下各地出現了可怕的用工荒，但重慶一點也不怕，因為他們有現成的解決辦法，就是可以給農民工解決城市戶口，可以給農民工提供住得起的公租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分別于2009年的2月和7月，視察重慶時，都高度評價重慶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人民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經濟和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城鄉面貌發生巨大變化，人民群眾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形成了心齊氣順風正勁足的良好局面。

重慶最早提出了民生十條，短短五千字，價值五千億。“五個重慶”方略的實施，可使重慶在不遠的將來，天空更富氧，地面更平安，百姓更健康，環境更宜居，出行更順暢。2010年重慶當選“中國最幸福城市”，無疑是對重慶近年來加大民生投入、改善百姓生活環境等等的一個客觀肯定，絕對名至實歸。

重慶最早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行動綱領，率先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寫入“十二五”規劃，作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標，他們認為這才是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們的具體措施包括：快速提高農民收入；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降低民營企業社保繳費門檻以擴大社保覆蓋面；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提高高收入人群社保繳費標準；通過征收房產稅等措施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過快上漲，等等。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用人民大學的研究數據作為佐證，“近年來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逐步擴大。”“研究結果證明，重視民生工程的省市基尼系數就小一些”，“ 重慶的成績最好”，也就是說，重慶的兩極分化是最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2010年12月在重慶調研期間，對重慶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觀看了“唱讀講傳”的節目演出和活動成果展覽。他說：唱讀講傳活動，是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載體，也是生動的群眾工作。這項活動使群眾自我教育，在潛移默化中傳承了黨的光榮傳統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重慶唱讀講傳深入人心，值得稱贊。同時對重慶打黑和經濟發展模式都予以了高度評價。

重慶最早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提出了《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法〉，以嚴刑峻法懲治食品、藥品領域嚴重犯罪的議案》，被稱為最有膽識、最得民心的提案，共有12個省(區、市)的439名代表參與聯署，成為1983年以來聯名代表人數最多的單項議案。提案人在答《中國青年報》記者問時說：“經濟形勢不好，5年、10年可以調整；社會秩序不好，也可以通過法律的、行政的、體制的辦法把它調整過來。但因食品、藥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危害，會傷害一代人，如果破壞了遺傳基因，還會禍及子孫，用百年的時間都不足以彌補！”振聾發聵，催人深思。
重慶的改革開放，不僅毫不遜色于其它地方，而且經濟增長得更快。其GDP增長率，2010年達到13%，明年預計可達16%，兩江新區強勢起步，實現了GDP1000億元，同比增長23%，比全國超出了10個以上的百分點。其中一場招商推介會，就引進了世界500強中的32家。重慶敏銳地抓住高鐵迅猛發展契機，在產業園全面鋪開進一步擴大軌道交通整車、高速列車、動車組裝備及零部件生產能力的壯美藍圖，屆時年產值將達到1000億元。但重慶的高速發展，卻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以擴大貧富差距為代價的，他們拒絕“帶血的GDP”。重慶市委書記認為“民生比GDP更重要”， 要以民生為主要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提醒不要陷入“賺夠了錢再發展民生”的邏輯陷阱。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經濟也越活躍、政府越有錢，經濟越發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立竿見影。正因如此，重慶才能在“2010年全國各省、區、市GDP含金量排名”中名列前茅。重慶模式，探索出了一條既能快速發展、又能不斷縮小貧富差距的成功路數。

當下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只要一唱紅歌，就說你左，只要打黑反貪一發動群眾，還說你左。不錯，一些年來，中共一直在反“左”，但都把左傾中的左，加上引號，即反的是“左”，不是左。其中含義自明，中共絕不可能反真正的左。奇怪的是有些中共干部居然怕被指為左了，難道他們竟然不知正宗的左派正是中共自身嗎？中共再怎么反“左”，也絕不會把自己反到右派那邊去。那些號稱右派或以右派為榮的自由派人士，實際上是把自己擺到了與中共的對立面。不愿意當左派甚至想當右派的黨內人士，特別高級干部，應該選擇退出，不要指望死后覆蓋黨旗，更不要指望被冠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稱號。其實，重慶黨組織是非“左”非右的，他們只是成熟的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地方上的科學理論與客觀實際有機結合的黨政卓越領導人。他們堅持革命原旨，卻不循規蹈矩；繼承先輩傳統，又不走回頭之路；遵循既定路線，又善于糾正偏差；既堅持后30年好的，也堅持前30年好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握現實，尋求突破，總是能在紛繁復雜的局面中，抓住關鍵，找到辦法，一蹴而就。重慶模式，每每都是大手筆，篇篇都是大文章。

總而言之，重慶的所有做法，都是為了中共執政的社會主義越來越好，都是為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農民階級為同盟軍的社會主義制度愈發鞏固。提醒動則攻擊重慶的那些個人，你若不反共，就對重慶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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