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化解“仇官仇富”的唯一途徑　　

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央黨校副校長　李　君如在面對媒體記者采訪時堅稱：“仇官”倒霉的是老百姓。消息一出，引來一片熱議（據鳳凰網）。　　

引起民眾熱議的首先不是　李　君如旗幟鮮明的“百姓倒霉論”，而是“仇官仇富”現象正不正常？如何才能真正化解“官民”、“窮富”矛盾？從而達到人人和諧的目的？　　

“官民敵對”，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官”從群眾中來，辦的是群眾的事，并且是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去為人民服務的，只不過，先前的原始部落、奴隸封建資本社會，過高追求部落首領以及階級階層的絕對統治，歷史把歷史逼近了死胡同，人民群眾成了當時社會制度的犧牲品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一改“前非”，講求“官民和諧”，追奉“德”與“法”并舉的治國強民之道。　　

人民群眾似乎沒有理由去“仇官”。當我們扔掉舊中國又臭又硬的裹腳布的時候。　　

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仇官”現象。道德品質滑坡和官員本性丟失，并列出擊的社會詬病，給這一現象找足了“面子”。官員的貪腐和社會機制的不平等性，給民眾心理留下了沉重的一筆。　　

幾乎同一時間，漸趨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社會財富格局，讓貧富之間的論戰甚囂塵上。　　

改革開放的驚人氣魄，解決了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也讓一部分人率先跨進了“富豪俱樂部”，這是值得肯定的社會現象。　　

不幸的是，近年來涌現出來的部分富豪，是背著“黑、灰、惡、暴、假、劣、奸、詐、賴”等標簽完成自己的財富積累，雖然最終落個自掘墳墓的下場，但烙在民眾特別是弱勢民眾心里的不滿和仇視，卻在扎根發芽。正是“以一看百”的心態，致使社會民眾不得不面對所有的富豪投去質疑。　　

如同社會發展不是簡單的選擇題一樣，“仇官仇富”現象也無所謂“該”或者“不該”。極少數官員本性丟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眾對“公平正義”社會機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強權”和“暴富”這一雙重擠壓下，變得異常脆弱，病態的脆弱。　　

誠然，將這一病態心理完全歸咎于人民群眾，肯定會是另一種悲哀。　　

要發展就會有矛盾，“仇官仇富”現象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民眾對這些矛盾所持的質疑和無力改變事實的無奈。另一方面，政府在回應民眾質疑時缺乏有效的溝通和耐心，甚而至于將矛盾錯誤地推到“公平正義”之外，給脆弱的社會心理，增加了病態的砝碼。　　

雖然任何一種理論都不能解決實踐中的難題，但毋容置疑的是，任何一次有效改善民生的實踐，都能撫慰民眾內心的不滿，從而提振民眾對政府的公信力，對未來發展的希望。　　

說到底，“仇官仇富”不能以理論化解理論，要看官員和富豪們到底有什么樣積極的社會實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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