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同時，國務院決定，從2011年起，對央企（2家糧棉儲備的央企除外）統一提高國有資本收益收繳比例，并擴大征繳企業范圍。政策一出，圍繞國企紅利的話題再度升溫。
為什么要向包括央企在內的國有企業征收資本“紅利”？企業目前的繳稅比例是高了還是低了？怎樣讓這份“紅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根據2010年前的有關規定，部分央企須上繳利潤5%—10%的‘紅利’。上繳收益占國有企業利潤比重過低，與其良好的盈利狀況和占有巨大公共資源的背景不適應。”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
數據顯示，以上年實現利潤按比例征收央企紅利為主而實現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別為547.8億元、873.6億元，2010年約為440億元。而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0年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近2萬億元，只拿出5%左右上繳“紅利”。
“按國際慣例，上市公司股東分紅比例為稅后可分配利潤30%到40%之間，國有資本向國家上繳盈利普遍高于這個水平，英國盈利較好的企業上繳盈利相當于其稅后利潤的70%至80%。”賈康介紹，2007年恢復“紅利”征繳以來，我國央企中上繳比例最高的資源性行業及壟斷行業，也僅僅上繳稅后利潤的10%。
目前，金融類國有企業并沒有納入收益上繳的范圍。“我國金融企業的競爭力已大幅提升，繼續實施免繳政策不僅導致國有資本上繳規模偏小，而且在市場主體間形成了不平等競爭。此外，隨著我國新聞出版機構大量轉制，將會形成一部分以文化傳媒為主業的國有企業，也應將其納入上繳范疇。”賈康說。
除了上繳比例過低，國企紅利“體內循環”的現實也頗受爭議。以國有資本紅利為主要來源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體系，主要定位于調整國有資本在不同行業與企業之間的配置狀況，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數據顯示，2008、2009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1553億元，主要用在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創新、重組補助等方面。而2007、2008兩年，國企紅利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億元。
“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的，國企利潤也該回報咱老百姓。都說我們有全球最賺錢的銀行、全球最賺錢的電信公司、全亞洲最大的石化企業，可這些企業之所以能發展這么快，還不是因為國家給政策給錢，十幾億人給他們市場？！現在國企利潤那么豐厚，每年卻只給國家交一點點，交完了再拿回去發展自己，落不到百姓頭上，這怎么能說得過去呢！”講到國企紅利問題，黑龍江的退休教師孫阿姨很不滿意。
人們還看到：國企員工享有的高額工資、獎金和福利，不斷加劇收入分配差距；國企財大氣粗的產能擴張、資本擴張，不斷擠壓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4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變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這是不合適的！”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說。
據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估算，此次上調比例后，將令國有資本預算增收380億元至500億元，幾乎翻了一番。但這個征繳范圍與幅度，與此前學者主張全面開征以及40%、60%的征繳比重，仍相距甚遠。
亞洲開發銀行在《2010亞洲發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議，中國應通過再分配將國有企業利潤更多地用于社會開支。據亞行統計，目前中國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開支僅相當于GDP的6%，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重高達28%。
在國企紅利如何全民共享的議論聲中，有專家提出，國企利潤并非進了民眾錢包才是“惠及百姓”。企業本身的發展壯大同樣是全民財產的增值。可人們質疑：如果只是持續投入卻始終得不到回報，這樣的資產增值會不會是“鏡花水月”？老百姓更希望通過“分紅”，讓自身生活得到實實在在的改善。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提出，央企給“股東”的紅利應該納入公共財政，讓更多百姓受益。
據專家介紹，國外大部分國家的國有企業一般都將紅利繳納給國家財政部門，放在公共預算財政的“大盤子”里，而非繳入取之國企、用之國企的“小金庫”。在美國，不少州將公有資產的收益直接向居民分紅。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連續20多年給在該州居住6個月以上的公民發放分紅，每人每年幾百到上千美元不等。
“要強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社會性支出。”文宗瑜說，應該將更多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國企“紅利”用于解決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就業等民生問題。“比如彌補社保基金的預算與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預算支出缺口，既有利于強化相關部門的制衡監督，又有利于防范公共風險，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作為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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