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們勝利了，在此次反征地斗爭中，廣大村民們異常團結地站在當地政府的對立面，并破天荒地贏得了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的勝利！
這個村子與某一大型國企相鄰，于是這個村子緊靠國企的300畝土地也成了令市、鄉、村三級政府官員和一些企業家垂涎的香餑餑。2010年年末，300畝土地的征用計劃終于被提到了當地政府的議事日程，議定的征地價格為每畝60000元，賠青款為小麥每畝800元，蘋果每畝15000元。村干部在沒有召開村民大會的情況下，把賠青款一戶一戶送到每一戶種地的農民家里。他們原以為農民是愚民一個，較好忽弄，殊不知農民們已今非昔比，他們自發組織起來，要求召開全體村民大會，與市、鄉、村三級官員展開了斗爭，最終贏得了勝利！
分析這次勝利的原因，主要應該得益于以下三個方面：
一、首先得益于全國反政府征地的大環境
2010年各地政府的強征強拆在全國激起了民憤：有因此而自焚的，有被鏟車碾壓致死的，有被活埋的，有被致殘致死的，有被迫住在“鳥巢”的，還有被迫用自制“土炮”、汽油彈進行防御的……總之，2010年是各地政府強征強拆最為暴力的一年，也是廣大媒體和人民群眾對政府強征強拆行為人人喊打的一年，同時各地強征強拆行為也終于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國家為之還特別制定或修訂了有關法規政策。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當地政府想必是不敢過于強硬的。
二、其次是得益于網絡媒體的廣泛關注
媒體的關注是近幾年來最令官方頭疼的一件事，一有騷動，媒體就蜂擁，實在讓官員們頭疼不已，至今為止，已有不少官員犧牲在了網絡媒體的狂轟濫炸之下：有一不小心說“錯話”的官員，如質問記者“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和為中華大辭海又填“屁民”一詞的深圳海事局副局長林嘉祥等；有抽錯煙戴錯表的官員，如南京江寧房產局周久耕局長；有因兒子、妻子而一舉成名的官員，如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副局長李剛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團長陳偉；還有就是群體事件，其實對官員們來說，單純的群體事件并不可怕，它充其量只是埋在官員仕途上的一顆地雷，只要不踩就沒事，相比之下，網絡媒體更為可怕一些，因為它們才是真正拉響地雷的人。
三、最后主要得益于農民自己的覺醒
所謂覺醒其實是經歷教訓之后的覺醒！這個村以前還被征過兩次地，這個村臨近一個國有企業，上世紀80年代初有鄰村因為征地而“富裕”， 而“農轉非”， 而“進廠”（那時候國家還是比較注重征地后農民的生活和工作安置的），所以這個村子的農民也夢想著被征地，等了足足將近10年，終于輪到征地了，結果農民卻沒有分到一分錢，國有企業只給了村里20個“農轉非”和“進廠”的指標（聽說指標挺多的，都被上面的貪官給“機動”了，征地款也有，但都被縣、鄉、村三級干部給糟蹋了），村子里那么多的年輕人，該讓誰進廠呢？村里干部就想到一個好辦法，那就是競價上崗，哪一家出的價錢高，哪一家就可以“農轉非”和“進廠”，當時最高的競價為7000——8000元，先后有20位村干部和富裕村民的孩子進了廠，然后全體村民每人分到100元左右的競價款，這就是村民們在此次征地中唯一的收獲。
第二次征地是在2003年，企業擴張又要征地，村里得到的補償是每畝地25000元，而小道消息說企業付給的征地款其實是每畝地130000元，這就是說征地款都被上面給截留了！在這次征地中，村民們每人只分到3800元的征地款，村里竟然沒有得到一個被安置進廠的指標。
經過了上兩次征地教訓，村民們終于覺醒了，他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再也不能任人宰割而無動于衷了，他們不想再做良民了，于是村民們開始自發組織起來，跟鄉干部、村干部唱起了對臺戲。這些村干部當初本來都是因為較大的家族勢力而當選的，但是在此次征地過程中，家族勢力也不再庇佑他們，小字報一夜之間就貼滿了村落巷道，全村絕大多數農民同仇敵愾，站在了官員們對立面！村干部一戶戶進村民家里做工作，村民們有的稍作應付，有的干脆把他們推出門，甚至破口大罵。上級政府的高壓、不滿，農民群眾的極度冷淡，把村干部放到一個兩頭不落好的尷尬境地。村民們前面貼小字報，他們后面跟著撕，村民們再貼，他們再撕，如此再三。后來，鄉、村兩級干部把主攻方向放到他們所認為的領頭鬧事人身上，把幾個領頭人叫去開會甚至許諾，在他們認為風平浪靜之后，鄉、村兩級干部召開了全村村民大會，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即使那幾個領頭人不再領頭鬧事，農民們還是安撫不下來！或者可以這么說：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后，農民們個個都成了領頭人——會場里的“布衣”們開始真正發怒了，大會開蹦了，鄉里干部想撤都來不及，被農民們擋住車、圍了起來，要求他們公開許諾不再征地，鄉里領導在順從了農民們的意愿之后，才被放走，農民們最終贏得了維權勝利。
二0一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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