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余省部級官員獲刑 個別地方反腐流于表面
2010年5月13日，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二審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資料圖片
804縣處級以上干部去年被移送司法
去年十余名省部級官員被判刑，專家稱中國反腐已進入“深水區”
2010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副局長張敬禮、中國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長宇仁錄等多名省部級官員落馬。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等十余名省部級官員被判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認為，無論從被查辦官員的級別和人數還是查案深度看，中國反腐都已進入“深水區”。
徹查徹辦趨勢明顯
來自中紀委的最新消息顯示，2010年，我國紀檢監察部門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干部804人。與2009年相比，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同比增長三成。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任建明教授稱，2010年，中央的反腐重拳不斷，徹查徹辦趨勢明顯。
任建明舉例說，由黃光裕案牽連出鄭少東等一批高官，重慶打黑中文強等一批大小官員均被查辦，中國足球打假，謝亞龍、蔚少輝等一批足球界大佬均被查出。
“無論從查辦和移送司法的官員級別和人數看，還是從查案深度看都標志著中國反腐已經進入深水區。”
反腐“地方真空”開始彌補
在任建明看來，除了一系列的反復重拳外，制度反腐在2010年作為顯著。
從2010年年初開始至年末，中紀委出臺了一系列反腐新規，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等。
“這些規定非常具體，有的具體到領導干部財產等個人事項，還有一些具體涉及了土地建筑房產、國有企業等易發生腐敗的領域，這說明了中央的反腐規章體系已經由全局性規章細化到具體領域規章。”任建明說。
在制定規章的同時，制度反腐的執行機構———國家預防腐敗局的重心也開始向地方遷移。2010年，全國數省相繼成立地方預防腐敗局，國家反腐機構的“地方真空”現象開始得到彌補。
“地方預防腐敗局的設立將為國家防腐新規的地方試點開辟道路。”任建明稱，地方防腐局的另一項功能是制定地方防腐政策，為國家防腐制度提供實踐經驗。
個別地方反腐措施表面化
與中央反腐進入深水區不相稱的是，2010年，個別地方的反腐流于表面，甚至陷入了“反腐怪圈”。
2010年，反腐撲克、廉政彩鈴、廉政自律保健操、廉政三字經、廉政保證金等推陳出新的反腐新招接連出籠。
知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認為，這些反腐舉措過于表面化，反腐措施并非越多越好，招式也并非越怪越好，更重要的是制度設計和執行的落實。現在地方對于中央制度的落實情況更多的是一陣風，持續的落實和監督機制仍有待加強。
■ 特點
教育體育領域案件增多
記者發現，在2010年的案件中，國土房產部門發生的腐敗案件仍然占較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一些較少查出腐敗案件的部門和領域2010年腐敗案件頻發。在教育系統，四川省教育廳原副廳長汪風雄、吉林省原總督學于興昌等教育行政官員落馬。除此之外，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學校負責人也因貪腐落馬。武漢大學黨委原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延邊大學原副校長于永和等相繼被查出腐敗。
在體育領域，中國足球的系列腐敗案件引起了輿論的極大關注。2010年，1月，前足協副主席南勇、楊一民被刑事拘留；3月，裁判陸俊、黃俊杰和周偉新被捕；9月，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原主任李冬生、國家足球隊原領隊蔚少輝被立案偵查。
夫妻共同犯罪較多
在2010年的腐敗案件中，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夫妻共同犯罪現象較多。
在2010年已發生的案件中，至少有十幾例案例中涉案人妻子受到牽連。例如，公安部經偵局原副局長相懷珠、北京市通州區原區長助理、建委主任、國資委主任仇春利、北京市通州區衛生局原局長王永文、沈陽市原副市長兼市公安局局長劉和、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盟委原副書記蔚小平、山西省蒲縣安監局原局長、煤炭局局長郝鵬俊、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羅安榮等，他們的妻子都已判刑。
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縣原縣委書記、文山州民政局原局長趙仕永，被媒體稱為“全國最貪縣委書記”，則把自己的情人送上了被告席。而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的情人已被判刑。
■ 專家觀點
“今年查處力度仍會加大”
從2010年判刑及查處的省部級高官人數看，這個數字在近5年中是比較高的。“我認為，短期內，高官腐敗的查處仍然會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預計今年查處的力度仍然會加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任建明教授說。
任建明介紹，目前，我國執行死刑上，一是看腐敗的數額大小，另外一個重要的參考標準是看案件對社會的危害度大小，這幾個案子都是對社會產生很大危害的。“對于未來，我想我國的趨勢一定還是延續現在的做法，慎用死刑。”
對于教育、體育部門今年案件多發的問題，任建明表示，近幾年，輿論往往關注的是土地、房產部門領域的腐敗案件，而教育界的腐敗并不受關注。實際上，因為我國教育制度仍為行政主導，行政對教育的干預過大，這滋生了教育腐敗的土壤。而中國足球界2010年刮起了一場掃賭風暴，一批足球行政主管人員以及裁判員、運動員受到查處。由于體育界、文娛界市場運作較為突出，涉及的資金量龐大，本身就是一塊“肥肉”，在現有體制下，比較容易出現腐敗。
對夫妻共同犯罪問題，任建明認為，這實際上不是2010年的新特點，只要發生腐敗，一般情況下，妻子都脫不了共同犯罪的干系。2010年，我們看到有很多“裙帶現象”，這其中包括妻子、父子、子女、親屬等。這種“裙帶關系”已經脫離了以往“夫妻共腐”的形式，而是直接在政府部門、高校、企事業單位安排自己的親屬，性質相當惡劣。目前看，這種“裙帶關系”主要存在于地方的基層政府部門，在國家級單位這種現象并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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