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些日子，對于“孔迷”、“丘粉”或者是“儒教徒”們來說，是個盛大而歡樂的日子，蓋中國最有影響的部門在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廣場——北京天安門前，矗立起一座孔子銅像。　　

    近代中國，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含有深刻的政治意義，這一次也不例外。一個死去二千多年的人，這時被人從破舊的倉庫里翻出，拾掇拾掇抬上有中國社會晴雨表之稱的政治廣場，那一定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有求于他的......　　

    是什么心急火燎的事，得靠一個死人來發揮作用呢？　　

    我們知道，死去的孔夫子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是“孔家店”的創始人，也是后來“孔家店股份無限責任公司”最大的老板。這個有著二千五百年歷史的店鋪，經營著中國奴隸制文化、封建制文化的產品，它服務了各個歷史時期封建專制皇帝“家天下”的帝業。它的公司薪火相傳，后繼有人，比較有名的各個時期掌門人兼大股東的有：孟子、荀卿、董仲舒、程頤、朱熹、陸守仁、王陽明、陸明鑒等所謂歷史上的“大儒”。這里面最著名又莫過于孟子、董仲舒、程頤、朱熹四位。正是憑著這四位在歷史上關鍵時期、關鍵時刻的作用，發揚光大了“孔家店”的產業。使“孔家店”兜售的“儒家學說”，由弱小變為強大，由細脈變為主干，由學說上升為宗教，由輔政變為攝政。經過二千多年持續不斷的創業和演進，“孔家店”的產品——“儒學”終于修成正果，成為中國封建專制時期，皇權治理下的正統思想——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符號意義是封建皇權“家天下”的象征；它的核心思想宣揚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治；它的價值體系奉行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精英貴族文化傳統；它的學說精華涵蓋了“禮治、德治、人治”三位一體的圣人情懷；它的行動綱領推行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抱負。　　

儒家文化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王朝的腌制下，文化毒素在逐漸地積累，滲透并毒化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雖然歷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正統理論學說相違背，但這個理論與實踐的悖論并不讓儒家弟子們感到難堪。相反，每一次新朝代的開啟，廟堂之上都少不了有儒家后人們忙碌的身影。　　

中國歷史記載的二十五個朝代，沿著——“開國興、中道落、末世衰，王道墮”的朝代更迭規律。一代代的梟雄、逆子們登臺了，一批批奸臣、小人誤國了，儒家學說倡導的道德行為準則：“仁、義、禮、智、信”，二千年下來只剩下孔孟兩位圣人和遙遠年代的神話人物——“堯、舜、禹”。在那九五之尊的高臺上，奉天承運的王道繼承人站了起來，但天下的百姓卻跪了下去。　　

像所有基因導致的軀體疾病一樣，儒家思想也如我們中華民族身上攜帶的不良基因，時不時要出來發酵一下皇權的專制與精英治理的異味。因為，我們的現實社會出現了權貴封建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出現了精英治世的邏輯、出現了為民做主的專制、出現了貧富不均的“天上人間”、出現了宗法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和道德審判、出現了公候伯子男世襲制的階層固化。　　

    夫儒家思想之于中國社會，猶如中醫藥中的“狗皮膏藥”。該藥似乎能包治百病，卻又不能根除病根，久用之者還可上癮。中國當代出現的社會問題，還是要從人民民主大的問題中去探索和解決，而不是回頭從舊倉庫的破爛里扒拉出孔夫子的腳后跟，然后拽出來立在那里那么簡單。　　

這次，儒家思想的總代表人物——孔子，總算是出人頭地的站在了天安門前的廣場上，傲視一下那些曾經批判過他的群雄。與前朝的統治者們不同，這次沒有沿用傳統給 “老人家”冊封個什么王、加冕個什么圣的盛大儀式，也沒有給他“老人家”蓋個什么廟、修個什么祠的大興土木，而是用西方文化傳統給他塑了個金屬像，算是中西合璧，文化創新了。　　

相信孔夫子能永遠在天安門廣場上站下去的人是有的，但有點一相情愿。看看民間鋪天蓋地的反對之聲，就明白，經過那場四十年前文化教育運動的人，不亞于九十年前那場“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不管好之者如何鼓吹儒家文化怎樣的“仁”和怎樣的“愛”，僅依靠專權霸橫、強奸民意地為孔夫子這個人塑像的行為，便會看到這樣的社會是多么的虛偽，多么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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