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級一把手既意味著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又意味著權力不小，甚至“我的地盤我做主”；少數一把手在大權獨攬之后，也為缺乏制約的權力所害。記者近日走訪部分落馬干部發現，這些當年的縣級一把手們，如今在監獄中反思最多的，除了自己的貪欲，就是權力過于集中所帶來的誘惑。

　　“我做的決定，99.99%都不會有人反對”

　　“一把手絕對真理、二把手相對真理、三把手服從真理、其他把手沒有真理”，這一坊間流傳的段子，戲謔中展現了一些地方官場的真實生態。接受采訪的落馬一把手們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內，他們的話都是“絕對真理”。

　　“在位時，我做的決定，99.99%都不會有人反對，我反對的，其他人也不敢贊成。”因受賄被判刑的河南省某縣原縣委書記說，正是因為一把手說話太算話了，下屬們都爭先恐后地討好他，光是逢年過節向他“進貢”的禮金就達100多萬元，目的就是希望“書記在自己工作和個人進步問題上關心和支持”。

　　四川省某縣原縣委書記告訴記者，一把手的核心權力就是對人、財、物、事的拍板權。在擔任縣委書記的4年間，從來沒有人在他拍板時提不同意見，唱反調的更沒有，“在縣域內，我有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用不用，什么時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說了算。”絕對的拍板權讓他有了諸多權力尋租的機會，到縣里搞開發的房地產老板先后送上100多萬元，希望得到他的“關照”。

　　一把手權力炙手可熱，一旦有人敢于堅持原則，提出不同意見，往往會遭到排擠和打壓。記者了解到，河南省某縣原縣委書記在位時，曾經在縣委常委會上呵斥發表不同意見的縣長：“你這縣長才當幾天，就想當家？等你當了書記再當家吧！”這名縣長為此氣得大病一場，后來主動要求調離。如今因受賄在監獄服刑的這名原縣委書記對記者說：“書記和縣長區別太大了，書記說了算是規矩。”

　　一把手在一個地方干得越久，往往一言堂的情況就越突出。四川省西部某縣原縣委書記回憶說，在當了6年縣委書記后，幾乎所有的下級都是他提拔的，都對他感恩戴德，他每次民主測評都是滿票，說什么就是什么，絕對沒有半個反對的聲音，“到后來都不需要說了，我使一個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該怎么辦”。這名37歲就當上縣委書記的被采訪者說，聽到的都是頌揚，看到的都是笑臉，那種狀態讓人很容易飄飄然，不知不覺間自己從自信、自負走向狂妄，出事就成了必然。

　　記者點評：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些落馬官員并不是天生的腐敗分子，有的還曾經是“優秀縣委書記”，但他們最終因缺乏監督的權力而迷失自我。這些落馬干部的經歷，提示我們應該好好反思制度上的漏洞。

“權力潛規則可把制度變兒戲”

　　接受采訪的落馬干部表示，近年來，國家對規范權力運行和強化監督出臺了很多制度和規定，但在一些地方作用有限，某種程度上處在“空轉”狀態，甚至“民主程序”“集體決策”成為亂拍板、亂決策的“擋箭牌”。重要決策大多是一把手在小圈子內商定好后，再冠冕堂皇地走程序，其他班子成員都心照不宣，形成了“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不開會解決關鍵問題”的潛規則。

　　因受賄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市開發區原黨委書記舉例說，重大決策和重要人事任免從程序上要求一把手最后發言和班子成員票決，但在上會之前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條件沒有成熟絕對不會上會，哪怕禁止一把手發言也一樣會通過，“票決也是同樣道理，我們黨委班子也就9個人，誰投了反對票一目了然”。

　　重慶一落馬干部告訴記者，從他任區長近10年的經歷看，“很多時候，權力的潛規則可把制度變兒戲”。比如，書記管干部和大政方針、區長管政務是明確的職權劃分，但實際上黨委書記對行政事務“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為了插手政府事務，黨委書記可繞開制度鉆空子：成立各種各樣的領導小組，組長由書記或副書記擔任，副組長由區長或常務副區長擔任，將書記個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這種現象十分普遍。

　　四川省某縣原縣委書記透露，在“權力尋租”高發的重大工程招投標上，縣委書記為了避嫌，一般都不會擔任招投標領導小組成員。看起來一把手沒有插手，但實際上，自己想讓哪個企業中標，可以冠冕堂皇地向招投標小組“推薦”某某企業實力強、質量好，而招投標領導小組組長一般都是縣長擔任，“他敢不聽一把手的話”？

　　記者點評：權力監督流于形式的現象表明，沒有有效的制衡機制，不可能對一把手權力形成真正的監督。

　　“失去監督使縣級一把手成危險崗位”

　　四川省某縣原縣委書記說，現在一把手是高風險崗位，縣委書記除了外交、軍事、國防方面沒權外，其他幾乎都能管，權力大，監督少，出事概率就高。和他同一期參加黨校縣委書記培訓班的6名縣委書記，目前有3名“同學”與他在同一所監獄服刑。

　　記者采訪這些落馬干部時深深感到，中國目前處在社會轉型期，改革亦進入了深水區。如果僅僅將腐敗頻發的原因歸結于干部信仰缺失、腐化墮落等個人因素，往往會掩蓋一些制度上的問題。就像河南省某縣原縣委書記所說，干部前“腐”后繼，也要從制度上反思，權力監督和制衡是不是遠遠不夠？

　　反思自己的墮落歷程，許多落馬干部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權為民所賦”，才能“權為民所用”，必須要解決干部“只唯上、不唯下”或“多唯上、少唯下”的問題，讓民意真正能夠影響干部的前途。

　　“我認為當官最重要的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跟上級關系不好，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四川省某縣原縣委書記談教訓時說，除了上級之外，誰也不能左右自己的想法，老百姓的意見，聽聽就行了。

　　記者采訪了解到，尤其是在征地、拆遷等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中，只要上級有要求，這些一把手們的選擇往往是以損害群眾利益換取上級滿意。河南省某市開發區原黨委書記說，開發區征地拆遷量大，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矛盾多，是“照顧領導意圖，還是照顧群眾利益”曾讓他很難決策。作為農民出身的干部，他也認為上級定的補償標準低，對農民不公平。但為了自己的“位子”，補償標準再低也得強制執行，不行就調集公檢法隊伍對付老百姓，有人到北京上訪就截回來。

　　河南省某縣原縣委書記認為，現在干部選拔任用方面還是存在一言堂現象，用干部領導說了算，而不是多數人說了算。如果領導有眼光，用了一個素質比較全面的干部，這個地區就穩定發展，反之就不斷折騰。他說：“什么時候干部升遷由多數人說了算，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性選拔，官場生態就會更加健康。”

　　記者點評：只有“權為民所賦”，才能使官員們自覺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政府改革向縣治突破，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干部體制改革。只有“權為民所賦”，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來自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

（《半月談》2011年第1期/記者 黃豁 殷耀 葉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