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美中建交后對雙方首腦峰會一向有嚴密準備的一攬子方案(Package),不僅有領導人見面期間的活動安排,還有美方在會見前和會見后的種種舉動配合,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可謂精算師。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期間的政治操作沒有什么不同,但2011年奧巴馬政府為了營造奧胡會氣氛,采取兩項新作法,一是在1月13日破例在白宮南草坪進行歡迎儀式彩排,包括應對出現雨天、大霧、大雪等突發狀況;二是與中國駐美使館及外交部公安部中央警衛局先遣隊配合,杜絕維安漏洞,避免出現2006年胡主席訪美在白宮南草坪時有一婦女以記者身份混入鬧場狀況。中國駐美大使張業遂已繃緊神經,不敢再犯當時駐美大使周文重之失誤。
不過兩國元首峰會之前及之后的安排,就容不得張業遂插手了。美國非常善于利用這些安排“敲打”中方。以小布什為例,在2008年訪問北京前夕,他就在白宮南草坪與中國“異見人士”熱比婭、魏京生、龔小夏、傅希秋(牧師,美國“對華援助基金會”創辦人,該會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等五人交談并一字排開合影發給媒體,向北京發出訊息:雖然我將參觀奧運,但也非常關注中國“惡劣”的人權問題和少數民族問題。奧巴馬呢,他在2009年11月訪華簽署美中聯合聲明離開后,就會見達賴和宣布對臺軍售,也是實例一樁。
知道中方攜采購大單而來,此次奧巴馬政府不管如何高規格“贏接”中國國家主席到訪,照顧對方的歷史定位,依然蕭規曹隨,刻意突出中國“人權問題”,用意諄諄,旨在喚起外界對中國民主自由及實現普世價值觀持續進行想象,避免國際間反華反共團體及人士嫌罵。白宮最新定調美中關系的美國方針是:基于現實,注重結果,符合我們的原則和利益。美方可不像中國媒體用那么多“朋友”、 “合作”字眼。
刻意選擇在國防部長蓋茨離開北京去日本之后,奧巴馬在白宮與五名“關注中國人權人士”見面合影,歷時七十五分鐘。此五人為:美國華裔作家查建英、美國“中國人權”創建者之一李曉蓉、美國華裔作家包柏漪、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法律中心”創始人葛維寶(Paul Gerwirtz)。不管人們信不信這個以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評量,至少人們需要審視。此一仿效小布什作法也是華盛頓繼續向北京發出的訊息,即美國決不放棄關注并介入中國人權議題。美國的兩手策略再次得到明確體現。奧巴馬本人日前也放話說,他不會在接待胡錦濤時在人權問題上保持沉默,一改先前在人權問題上的相對低調。美國外交人士稱,劉曉波、胡佳、高智晟等人的“不自由”都在奧巴馬向中方宣讀的名單上。胡佳今年六月將刑滿出獄,但申請保外就醫。奧巴馬還要表達對普世價值的訴求,分化中國內部。在中國人看來,耍政治手腕,不是口蜜腹劍,又是什么?
有必要簡單介紹美國如此器重的五個人。小布什那次,熱比婭是個指標;奧巴馬這次,查建英是個指標。
查建英(筆名扎西多),北京人,出身知識分子家庭。1982年畢業于北大,留學美國五年,回國,又返美國,用中文、英文撰寫小說及非小說作品。近年轉向紀實性寫作,2006年出版《八十年代訪談錄》,2007年發表《國家公敵》,描寫還在獄中她哥哥查建國人生經歷。查建英與劉曉波相識,也是頭一批08憲章簽署人。筆者在1月13日文章《美華:辛子陵、胡績偉、李銳開年又在香港刊物反毛》(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1/209049.html )對查建英有所提及,可參考該文。
李曉蓉,四川成都人,文革期間當過知識青年下鄉。1987年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混跡所謂“民運”。1993年獲該校博士學位,后任教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是“中國人權”創建者之一,服務迄今。據美國民主基金會2006年度援助項目公布資料,“中國人權”得到25萬美元經費。2010年12月10日,李曉蓉與方勵之、李淑嫻、蘇曉康等專赴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很多人讀名校書,但學何事?
包柏漪,祖籍浙江寧波,1938年出生于上海,四十年代末隨任職國民黨政府的父親移居美國,1960年在波士頓的塔夫茨大學畢業,后與同班同學洛德結婚。洛德畢業后在國務院工作,1971年,他隨同辛基格秘密訪華,數次見到毛澤東主席,1985年,洛德任駐華大使,直至1989年4月。接替他的李潔明(James Lily,骨灰已安葬在出生地杭州)在4月底在華盛頓的大都會俱樂部與洛德碰面交接。他問剛從北京回來的洛德,“這些示威真的是反政府嗎?”洛德回答說:“沒錯,貨真價實”。八九那場風波后,包柏漪和丈夫就轉為敵視北京陣營一員,她與中國官方及民間的友好來往亦中止。美國和上海曾將她的小說《春月》搬上銀幕。
至于另外兩位非華裔美國人,都是猶太裔,黎安友數十年來一直持反共立場,在一九八九年后更加極端,是哥倫比亞大學“民運人士”的精神領袖。奧巴馬接見此二人,欲運用美國“中國通”來擴大影響,也算是給美國反華反共“菁英”階層有所交代。
查建英在鳳凰衛視做節目時,暫時抹去反共棱角,用“旅美學者”身份掩蓋其“動亂菁英”內心,與竇文濤、梁文道等侃大山。直到2011年1月在香港反共月刊發文后才露出其廬山面目,無所遁逃。
還有一事,香港反共月刊刊登了查建英與劉索拉、畫家陳丹青的合影。陳丹青且不去評論他。說到劉索拉,大都知道她長期居住在倫敦、紐約,以自由作家為榮,多次發表批毛及非議中國政府言論,亦是08憲章份子。詭異的是,廣州某報1月16日大幅刊登該報記者對劉索拉的專訪,相信不是記者不詣時局,缺乏深度觀察吧?實在有必要讓08份子快速現形,不是嗎?亞運期間,廣州就有人在街頭散發劉某獲諾獎傳單,被警方捉獲。
香港鳳凰衛視多少可以打著“境外媒體”招牌,讓查建英等當嘉賓,但中國國內媒體讓諸多反共“旅美學者”發表文章或報道就匪夷所思了。是烏龍審編,還是螺絲松了?還是國內傳媒競爭激烈,非得發掘“擦邊球”新聞乎?
網絡時代,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也沒有不被人知道的。XX解密陸續披露一些美國駐華使館發國務院電文。其中一些非機密即新聞文化處每日中國媒體簡報,英文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環球時報等都上榜。1月15日《環球時報》社評《美國應更自信地與中國打交道》,相信會被分析員報告國務院。因為乍看題目,都會認為這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甚至右翼華盛頓時報網站的文章,對吧?看看眼下最多的各類黨性偏差新聞言論,來源多為那些XX傳媒集團的新媒體,因為能流利善用網絡的人,卻制造出最多脫離現實的舉措。
被小布什2008年召見的廣州人龔小夏,一度在南方周末開專欄,事發后南方系自然節制“自律”,就像它不得不“冷藏”起“長平”(張平)那樣。然而,近期《中國新聞周刊》又發表龔小夏這位哈佛畢業生的大作,介紹美國茶黨。據說該雜志由中新社主管,而中新社是中宣部所監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周刊豈非比“南方周末”更自由化?《中國新聞周刊》還發表炎黃春秋副總編輯徐慶全撰寫的文章《北島的“家想你”》,曲線褒獎報道此“八九余孽”,令人反胃。至于新華社主管的《東方嘹望周刊》最近發文介紹“八九余孽”劉再復,《財經》雜志則以回憶方式提及另一“八九余孽”陳一諮(趙紫陽智囊之一,陳一諮在美國搞的一個非政府組織每年也向美國民主基金會申請經費),都是出版界的自由化“回暖”。不少仍在通緝名單清不掉的“八九余孽”,照樣可以在自由派媒體曲線存活。南邊的傳媒出版業,上京行賄權貴,時有所聞;輿論導向全局雖未言“失控”,但監管部門的失職,還是會公諸于世。1月5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北京閉幕,社科院長陳奎元坐在常委旁邊,這位據說偏左的政協副主席有多大話語權?
美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決策就有,加強與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個人及媒體溝通,并以廣東為突破口,發人深省。聯想到南方系還奪得2010年中國傳媒業所有獎項,豈非咄咄怪事?
《南方周末》雖然忍痛割愛龔小夏,但又起用王友琴此位在美國的所謂“研究文革暴力專家”,悍然發表她的文章《紅衛兵道歉:老師,對不起》,與《炎黃春秋》、香港某月刊同在10月份報道自1988年就滯留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王友琴?!堆S春秋》2010年10月號發表王文琴《恐怖的紅八月》,將王友琴原來的題目和內容做了精心修改。臺灣《中國時報》10月26日則以《紅衛兵追憶文革 老師對不起》報道《南方周末》文章。本文沒有篇幅評論王友琴的“研究”,只想說兩句,一,8名學生致歉,還有其他40多名學生是什么態度?二,去問問京城主政團隊內的前紅衛兵們。記得筆者在 2010年3月15日 在烏有之鄉發文《警惕“炎黃”、“南方”、“鳳凰”右翼合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3/137495.html ),如今看來也非空穴來風吧,實不為過。
《南方周末》等先知先覺,已悉京城要再版黨史完全否定文革?它率先發表王友琴否定文革之作,恐怕不僅僅是拿來做試探風向球,“摸著石頭過河”那么簡單吧?居上位者責無旁貸。
莫要說“君子造反,十年不成”,如若縱容這些自由派,對國家維穩雖不會帶來立即的危險,但卻有潛在的風險,因為還有不少親美人士想當劉曉波第二、第三,所以要反毛、非毛、去毛,順帶去鄧,而拱上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瓦文薩、哈維爾。
中國自由派媒體在推介那些“八九余孽”總是不忘記提醒讀者,那些被推介的人都是畢業于美國名校的“文化菁英”。其實,美國政客是很怕“菁英”這個詞匯的。有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法學院學位的奧巴馬從來不主動提及自己出自何校,最多也是說“我在大學時。。。。”他在總統初選時從不敢在民眾,尤其在白人勞工面前展示他“菁英”一面。美國民眾愈發明白,“菁英治國”有時就是菁英誤國。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班名校出身的“菁英”把美國拖入越戰泥潭,本世紀初,充斥名校畢業生的小布什政府把美國推入伊戰火坑。菁英的決策都成了美國歷史負面教材。
美國的立國精神與現實一開始就出現矛盾和虛偽,一面高唱“人生俱來平等”,一面畜養黑奴。其對外政策亦不例外,一方面高唱民主自由,一方面討伐非我族類。動輒航母威懾,推行炮艦政策,是明的一套;策反、利用它國叛徒、內奸,扶植其“菁英”代理人,用涂寫顏色革命變天,乃暗的一手。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現在承認了,在美國、捷克等國政客敦促下,它早就有意在前幾年提名維權律師高智晟、胡佳等角逐諾獎。2009年1月,高的妻子和一子一女,在境內外“有心人”協助下,從北京經云南偷渡到泰國,美國助其在曼谷獲得聯合國難民身份后,在美國駐泰國大使館簽證處申請政治庇護,于該年3月11日到達洛杉磯,靠美國納稅人錢“救濟”生活。美國有關部門對此的注解是,要“突出律師打假的作用”,這多少讓人聯想到方舟子等人。
自由派于建嶸、笑蜀等組織“學界公民觀察團”,許志永、劉沙沙等組織“公盟調查團”,介入樂清錢云令死亡事件,橫生枝節,也是美國那些“人權組織”拍手稱好的。當前社會已處處緊張,人與人關系常常如箭在弦上,稍不注意就會引起沖突,一有沖突就可能出人命。社會關懷和公義并非自由派的嘴上專利,自由派的某些理想如同天邊浮云,可欲而不可求,甚至用不到,也許在中國也不需要用。
有小人物去樂清扭曲那里的政治文化和生態,也有大人物到北京試圖影響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態。以介入中國人權問題為己任的小布什在其回憶錄《決策時刻》(Decision Points)披露若干對華事務細節(該書426至429頁):胡主席訪美在白宮東廳(East Room)與布什午餐,布什問道:“什么事讓您晚上睡不著?(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布什先自答:“我擔心對美國新一輪恐怖襲擊”。胡極快地回答,他最大擔心的是如何每年創造兩千五百萬個新工作職位。我覺得他的回答是很令人震撼(fascinating)。
布什寫道:與中國領導人的歧見之一是人權議題。我看重宗教自由。我曾告訴江澤民主席,將在會談中提及宗教信仰自由,他回答說:“我讀過圣經,但我不相信其中所言?!?/p>
在2007年悉尼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我告訴胡主席,“我得去參加國會頒獎給達賴的儀式”。我也說一些好話與他分享:“你們的奧運籌辦怎樣啦?”胡告訴我工程進展狀況。我知道我去北京會有壓力,很多人試圖將奧運政治化,但是我承諾我一定會參加。我開玩笑說:“我已訂好酒店了?!焙雌饋砀械胶軐捨?。
布什提到胡主席在中南海設午餐款待他本人、父親、母親、兄弟、表姐以及私人朋友,那竟然是布什家族聚會人數最全且空前絕后的一次。
布什最后稱:“我的希望是北京奧運能給中國人民帶來更開闊的一瞥,包括獨立媒體、網絡公開、言論自由。時間將印證北京奧運帶來的長遠影響,但是歷史顯示,一旦人們初嘗自由甜頭,他們就想得到更多?!?/p>
美國媒體2005年曾報道過,布什曾當面建議胡主席到教堂看一看,以了解宗教自由對社會的意義。但奧巴馬這次就不一定會向胡主席講耶穌,因為美國國內還有很多人質疑他是伊斯蘭教信徒。雖然奧巴馬說自己信基督教。
美國一直在敦促北京“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其實美國很多人對上述提法的見解是混沌不清的,如同中國很多民眾對NBA籃球及為好萊塢大片的喜愛程度與對美國世界警察角色的厭惡相當糾結那般。配合約束朝鮮,制裁伊朗,疏遠古巴,肢解蘇丹,平睦日本,這就是北京的“國際責任”嗎?!
1月15日 ,某黨報報道副外長崔天凱談美中關系,題目赫然是:“中美唯有合作 別無選擇”。崔還稱決不放棄“韜光養晦”。頭一種講法過于極端,難道必要的有禮、有利、有節斗爭不是選擇嗎?第二種講法,不如讓該理論“大師”吳建民赤膊上陣說教更妥。
XX解密發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密電(列號07 Beijing 1448),由當時副大使Dannel W. Piccuta(中文名彭達)簽發,曾提及崔天凱,時任外長助理的崔曾告訴到訪美國國務院負責東南亞事務副助卿Eric John說:“菲律賓雖然有持續的政變謠言,它們很少發生。”崔還提到緬甸:“如果美國要使緬甸有變化,它應直接與緬甸領導人丹瑞將軍打交道”。但崔和胡正躍(當時的亞洲司司長)沒有與美國外交官討論在南沙群島出現的爭端。
新年伊始,Happy New Year!美國是開心的。自信有足夠政治資本來承受北京關于人權的反壓力,北京會惹惱但不至于翻臉。非洲阿拉伯國家突尼斯在不到一個月的社會運動動亂中被民眾推翻政權,大家都明白美國的背后作用,難怪突尼斯曾召見美國大使表示不滿。此事可能讓中國境內外“八九余孽”很感慨,22年前他們差點推翻毛建立的政權,最終功虧一簣,否則就會出了一個中式瓦文薩總統。突尼斯人自稱起義是“茉莉花革命”,中國不是也有“茉莉花”一曲嗎?
由于“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短期內民意也許向左轉一下,自由派抱怨“毛左憤青操控底層社會的民意”,但京城大政未必向左轉,不僅僅由于體制內外的組織力量還未興起,還緣于居廟堂之高者多少有些重工商與軍(隊)公(務員)教(師),而輕工農中下層弱勢。國家主席要參觀芝加哥的孔子學院,行禮鞠躬,稍早北京無厘頭矗起孔子塑像,這是渲染“和為貴”的外部效應;在北京排隊瞻仰紀念堂紀念碑的中老年人想起“批林批孔”四個字,這是較被忽略的國內效應。是否可問: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還是內政是外交的擠壓?
國家主席此次訪美,隨行工商界人士就有五百人以上,會帶去數百億美元的“新年大禮”,在奧巴馬家鄉芝加哥一地就簽署40個項目合同。期望代表團乘愿而去,隨緣而歸。與此同時,“美國制造”物品將更多進入龐大中國市場,有利可圖之處,就有縫可鉆。華盛頓卡中國的“毒牛奶”、“毒玩具”,在北京、廣州設立FDA(食品和藥品管理局)辦事處,“堵源頭”;北京也要小心美國的“毒牛肉”,為什么不也在華盛頓設“駐美辦”?。輸出牛肉一向是美國外交重頭戲之一。過去韓國有研究發現韓國青少年發育提前,是由于進食美國牛肉內含激素所致,并拒絕進口。但朝韓交惡,“麻煩制造者”李明博就敞開國門讓美國牛肉進去了,食者卻步,恐慌再起。臺灣也一直抵觸美國牛肉進口,包道格、楊蘇棣兩位駐臺外交大員為進口牛肉幾乎都和臺灣朝野撕破臉,直至司徒文到任后才爭取成功。不過,今年1月14日臺灣衛生署食物藥品局公布大賣場牛肉調查結果,在24件抽驗件內有3件內含瘦肉精。1月17日臺灣《中時》熱門話題欄目就有短文,題目是《瘦肉精管制 遇美牛就轉彎》,可謂傳神。中國大陸百姓早已被國產瘦肉精嚇破膽,這回將進來洋貨瘦肉精,民眾基于安全考量,擔心花錢傷身成了冤大頭,又該會有什么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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